宗璞
2013年春节，铁凝来看我。她说：“我刚从杨绛先生那里来。她问我，你要去看钟璞（编者注：宗璞本名冯钟璞）吗？我说是的。杨先生说，替我问她好。”
我一听，立刻叫人拨通杨先生的电话。好在电话号码还在那里。报名以后，保姆小吴说：“我去问奶奶。”杨先生很快来接电话了。
我向杨先生问安，两人都很高兴。我们本是师生关系。我上过她的英国小说选读这门课。说着话，彼此都有点伤感。杨先生说：“我还记得你听课时候的样子。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学生。我一直把你当作作家。我是上一代女作家里最年轻的，你是这一代女作家最年长的。我们两个联系了两代人。”我从不知杨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这一代中最年长的应该是茹志鹃。但因为我是杨先生的学生，所以她知道我。
在电话里我听见杨先生的声音稍有些沙哑，但讲话还是很清楚。杨先生说：“我又听见鸟叫了。”我当学生时她就说我的声音像鸟叫。我说要去看她，铁凝在旁说：“我陪你去。”可是，因为南沙沟没有电梯，我不能上楼。结果就像许多事情一样，拖啊拖，拖到最后终于没有去看她。这是我们的遗憾。
杨绛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前有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为配合这次接见，各单位又揪出一些不起眼的“牛鬼蛇神”，我便在其中。我当时已被隔离在贡院西街《世界文学》杂志原址，和编辑部几位同志一起，每天中午在火炉上煮方便面。这一天下午，我被传唤到社科院大院编辑部的办公室，和外文所的老先生们一起接受批斗。我好像是升级了，当时杨绛先生也在场。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喊口号，有人向杨先生大声喝叫：“告诉你不准搽粉，你怎么还搽？”杨先生天生皮肤很白，她低声分辩：“没有搽。”那人又大声喝叫：“不准分辩！”
因为“子弹”不多，批斗很快结束。这是8.18那天在我们这个小单位的一幕。
1969年秋，我和蔡仲德结婚，当时“文革”气氛已经有所缓和。《世界文学》编辑部和外文所有十来位同志来祝贺，杨先生也在其中。她是来客中唯一的长者。
以后，我和杨先生之间的不愉快是时代的颠簸所致。一切关系都撕裂了、扭曲了，极不正常。
杨先生走在人生边缘上时，想来是希望一切正常。我现在也到了人生的边缘。我要说一声：“杨先生，我的老师。不久在彼岸，让我再在你的指导下研读英国小说吧。”
以上的文字是多年前写的。因为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提起，也就搁下了。转眼间，杨先生去世已将五年。现在看来这些话还是应该说，告诉大家杨先生和我的关系状况。我想这也是杨先生所希望的。
北宋哲学家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人的一生不知有多少大小恩怨，只是争执，离仇还远，也都应该和而解。我相信这个道理。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原文见：宗璞 ｜ 应该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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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起三十三年短秃笔”，宗璞《野葫芦引》终成大器
宗璞 | 《野葫芦引》：要在葫芦里装宇宙
曹可凡专访宗璞：岂独文采传三世
宗璞：不写对不起历史
《洗澡》丨杨绛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洗澡》描写解放后知识分子所经受的一次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作者嫌其用词不雅，改称为“洗澡”，实喻“洗脑筋”。作品以那场政治运动为背景，塑造了许彦成和姚宓等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亦庄亦谐，寓教于乐，加之思想深刻，语言隽永，读来意味深长。
《野葫芦引》| 宗璞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全面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为中华文化的源流不绝所做的艰苦努力、忘我牺牲。宗璞以她坚韧的精神，迤逦三十年，终于在九十高龄之际，完成了这部巨著，向前辈、向历史、向期盼着的读者，献上了她的心血之作。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画廊中，《野葫芦引》如一幅淡雅幽的长卷，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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