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人心’这回事吗？我不仅仅是指那个器官，当然喽。我说的是这个词的文学意义。人心。你相信有这样的东西吗？某种让我们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
《克拉拉与太阳》是诺奖获得者石黑一雄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封皮的背面就摘录着上面这个关于“人心”的问话。在小说中，克拉拉之所以会与保罗谈论到“人心”，是因为作为机器人的她可能需要完成乔西母亲所交代的“延续乔西”的任务——当时乔西身患重病生存机率渺茫。
“人心为何？”似乎已成为小说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这里的“人心”，自然不是生理物理意义上的，而是广义的文学意义上的。古人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心显然不是一种令人一目了然的东西，而是深藏于应酬矫词之下。
克拉拉最初认为，人心是一座迷宫中的房间，最终会被全部打开和了解，是可以穷尽的。但她后来认识到，人心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东西，它其实持存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因此当她去“延续乔西”时，关键问题就不是她能多么惟妙惟肖地扮演乔西，而是周围的亲人朋友能否接受“扮演”这一行为前提
石黑一雄最终将“人心”视为一种社会属性，存在于社会关系中，近似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按照这个逻辑线索，当我们谈论这本书的“人心”时，更应该从多个关系模式展开。
在2017年，石黑一雄发表诺奖演讲时曾说：
新基因技术——比如基因编辑技术CRISPR——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都将为我们带来惊人的、足以拯救生命的收益，但同时也可能制造出野蛮的、类似种族隔离制度的精英统治社会。
目前，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型医院中，其实都已经能提供全方位的基因检测，可以发现你基因中存在哪些易致癌因子，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当然，这种检测也是价格昂贵，动辄上万甚至十几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天的“宿命”，也可以看到后天的“改命”，而“改命”又最终会成为钱的问题。更进一步说，这些行为是建立在贫富基础上的优胜劣汰。
基因检测已经商业化，而基因编辑则讳莫如深。从理论上说，当代的科学技术已经具有基因编辑的能力，即便是编辑人类的基因。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医学伦理问题，使之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研究领域。
比如在2019年12月，深圳人民法院就对非法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贺建奎等人判处3年的有期徒刑。次年，我国就将“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作为犯罪行为纳入刑法。当然，这只是中国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态度，并且也还只是目前的态度。其他国家如何？未来如何？仍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
据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克拉拉与太阳》已经写了一半，而它的问题背景与当年演讲的这段话形成了呼应。在这部小说中，石黑一雄拟想了一个基因编辑已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在那里，被基因编辑过的孩子视为经过“提升的”，他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着更广阔的人生道路；与之相比，没有经过基因编辑的孩子则缺少好的教育与工作机会。而一个孩子能否获得“提升”，则完全依赖于所出生家庭的财富。
在小说中，家庭经济殷实的“乔西”是经过“提升的”，而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里克”则是“未提升的”。在“提升”和“未提升”之间，俨然已经出现了一条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像“苹果”与“梨”那样处于水平面上的，而是纵向的高下差别，并且几乎会延伸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乔西的社交聚会上，我们看到那些在场的已提升的孩子对于里克有着天然的优越感，尽管被包裹在一层矫饰的热情之下。
阶层之间的隔阂，并不是一个未来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社会自古以来便存在的问题，只是基因编辑将之演绎到了一个更极端的情况。纵然基因编辑在医学上没有任何风险，但是这种昂贵的技术最初必然不会普适于所有公众。
一旦进入商业化运作，真正能有机会享有这种高端医疗技术的是富人或精英分子。这就会拉大原来的阶层鸿沟，而且最大的获利者仍然是那些原本就地位优越的阶层；尤其是当这种编辑超出医疗目的而致力于优化人种时，底层阶级就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任何社会都有阶层的区分，我们不必刻意回避这一点。问题在于这个阶层分布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是否具有上下的流动性，其流动渠道是否畅通等。在石黑一雄笔下的近未来社会中，我们可以感到其中有着令人不安的阶层敌意与阶层固化。
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人与人之间交往，时常存在一种阶层的预设，即同阶层交往。即便是看起来青梅竹马的乔西与里克，最终还是各奔东西，走属于他们那一个阶层的道路。
当我们谈论阶层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把对象的范围限定在人类社会。这种限定并无大错，但是在面对石黑一雄这部小说时，我不禁会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克拉拉在人类社会中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或者说，类似于克拉拉的AF们在人类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如果可以，我想扩大之前这个“阶层”的适用范围，将AF们也包括其中。
在石黑一雄所描绘的近未来世界中，AF作为人工朋友，已经进入了许多富裕家庭（这不是他们嫌贫爱富，而是因为他们被作为商品出售）。他们的职责就是陪伴孩子，为孩子服务。
尽管他们是被工厂生产出来的，是被既定程序设定的，但他们不像当下的流水线产品那样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像人类个体一样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克拉拉就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记忆力和同理心。我们也正是通过克拉拉的叙述认识石黑一雄所建构的世界。
我们知道，克拉拉进入乔西家并不十分顺利，不仅乔西在观察她，而且乔西的母亲也在观察她，后者的观察更为“意味深长”。另外，两人在购买克拉拉的行为上也有不小的差异。当乔西想要购买卡拉拉时，她就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想你会喜欢我们家的。我想你会喜欢我的房间的，那就是你待的地方，不会把你塞进橱柜的。我成长的整个过程里，那么多好玩的事情我们会一起做。”
在这段话中，乔西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几乎是对一个朋友说的；而母亲的问话则干脆利落，问了克拉拉若干个细节问题，还让她模仿乔西走路，仿佛一个职场面试官。
在乔西与其母亲的行为对比中，我们可以说，乔西将卡拉拉视为朋友，乔西母亲将克拉拉视为玩具。朋友有人格，玩具重功能。不过，把小说继续读下去，我们会看到，克拉拉与乔西之间的“朋友”关系似乎只是一种拟态、一种模仿。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乔西的一场如同成年礼的社交聚会上所发生的事。面对保持沉默不语的克拉拉，乔西终于说“哈哈笑着说”：现在我开始觉得我确实应该要（一个B3）了。”
与人类的阶层类似，机器人里面也有高下优劣之分，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某某几代，代数越高，数值越大，往往就意味着功能越强大。在小说中，克拉拉就是一个B2型机器人，与最新一代的B3型机器人相比在功能上就逊色一些。
因此，聚会上的少年们，就像现实中某些人炫耀自己最新一代苹果手机一样，也在炫耀着自己家中的B3型机器人，对乔西的卡拉拉不以为然。
我们不知道乔西在聚会上说的是场面话还是真有此意，但毫无疑问，这是乔西与克拉拉友谊的一条裂缝，也是机器人与人类不可跨越的界限。在人类眼中，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域下，克拉拉终究是一个等而下之的存在。也正是如此，让同样处在人类社会边缘地位的里克，为克拉拉打抱不平。
克拉拉处于人类“道德圈”（史蒂芬·平克）的边缘位置，随着潮涨潮汐，有时在边界之内，有时在边界之外。这个道德圈是建筑我们的友谊、同理心的基础，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只有当我们将对方摆在我们的道德圈之内，我们才会以一种较为平等的方式去理解对方，认为对方有着与我们自己近似的喜怒哀乐，并进行换位思考，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有时候出于个人利益，人们还是会做出己所不欲施于人的行为，道德圈只是人类平等交往的一个基本条件）
总的来看，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道德圈在不断扩展，从皇室、贵族和有产阶级扩展到了所有人，从男人扩展到了女人、儿童和新生儿，从战友、亲人扩展到了罪犯、战俘、敌方的平民和智障群体；甚至还从人类扩展到了与人类关系亲密的猫狗宠物。可以相信，在社会稳定进步的情况下，人类道德圈的外延会越来越大，说不定会超越太阳系。
但是，这种道德圈意识不是均质的，也不是只进不退的。人类中不同个体的道德圈有所差异，所以有了围绕玉林展开的“可不可以吃狗肉”的争论，在部分玉林人看来，吃狗肉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在爱狗人士看来，则无法忍受“朋友”被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集中营与南京大屠杀，那些士兵之所以能如此残忍地屠杀他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不把对方看作与自己一样的人，而视为等而下之的罪恶生物。
回到克拉拉身上，无论是乔西、里克、保罗，都没有将她视为一个与自己对等的人，而是视为一种人形机器（人形之物）。有评论者认为，克拉拉即便从“人心”的角度，也不可能被当作一个“人”看待。因为她太无私、太善良、太聪明，没有自私心、贪婪心、功利心；换言之，她拥有人类的诸多优点，却没有人类的一丝缺点。这，便不再是“人”了。
更进一步说，克拉拉其实是一个比“人”更好的存在，尽管它只是“人”的造物。或许，克拉拉的存在是“人”一种荣耀，上帝没有创作出比自己的更好的存在，但人做到了。
克拉拉为乔西的康复倾尽全力后，自愿退居乔西生活的边缘进入尘封的阁楼，即便最终被弃置于废品堆场也毫无怨言。（现代人在家中的宠物去世后，恐怕都不愿将之当作垃圾丢弃，而要稳妥地安葬它。与之相比，克拉拉的结局无限悲凉。）
无论是从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还是从机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抑或是我们还没有谈到的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似乎都是存在于两个客观的群体或个体中。然而在这里，我想要提出另一个视角：即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我”并不存在于共时的两个实体身上，而是存在于历时的同一个实体身上。
严格来说，“过去”与“现在”是笼统的时间词汇，我们无法准确地捕捉它们，比如当我们说“现在”时，“现在”就成为了“过去”。时间的连续性必将带来无数个“过去的我”，而就像森林中没有两片同样的叶子，每一个“我”必然不同，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人之变化的必然。
对于这部小说来说，我们不需要准确地捕捉哪一个“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点，以之为界限来区分“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这个时间点应当安排在何处？
我认为大多数看过小说的读者都乐意将克拉拉第二次祈祷后，太阳光（或许可以称之为耶稣光）照到病入膏肓的乔西身上的那一天作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乔西是病弱的，童稚的，充满幻想的；但在此之后，乔西是健康的、成熟的、甚至是泯然众人的。
石黑一雄对小说康复后的安排有些出人意料。我们原本以为在历经坎坷之后，乔西与里克会终成眷属，打破阶层的藩篱，获得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但石黑一雄完全没有按照这个惯常的思路来安排情节，恰恰相反，乔西在康复之后，不仅没有与里克在一起，还各奔东西，各自走上了自己阶层的道路。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对此似乎深有默契，将之视为一种无可厚非的变化。
不管是出于物理机能还是情感态度，克拉拉对于“变”似乎是不太适应的。就物理技能来说，当克拉拉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她往往需要重新学习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规则，比如她从商店初到乔西家时，就为管家不停地把东西挪来挪去而感到苦恼，因为每次挪动之后程序都需要重新学习；甚至还愚蠢地把管家当成商店经理而闹出了不少的误会。此外，当眼前的信息变化量太庞杂时，她几乎就失去了学习归纳的能力，比如面对车窗外飞逝而过的物品。
因此，克拉拉似乎更愿意待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观察着外部世界的些微变化。而在情感上，克拉拉更秉持着一种不变的理念。克拉拉对乔西及其母亲基本上抱着一种不变的态度，并对乔西及其母亲的变化非常“敏感”。
与克拉拉类似，里克一度也是一个追求不变的男孩子。在里克与克拉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对乔西违背之前的诺言购买了AF感到不满，对克拉拉冷淡以对；而在之后的叙述中，我们经常见到他们所说的“共同计划”。
尽管我们对他们的计划内容不甚了然，但我们可以猜到这是一个他们年少时订下的，需要他们一起完成的事情。在整部小说的前半部分，里克似乎是那个拒绝长大的彼得潘，始终怀揣着年少的梦想，拒绝着成人社会的那一套。
在乔西与里克之间，克拉拉或许更相信里克身上的“不变”。所以，她愿意在第二次进入谷仓之前向里克确认他与乔西之间爱情的永恒性。而里克也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的爱当然是发自内心，直到永远。”
之所以要确认这一点，是与克拉拉对太阳的一套独特认知有关。她相信太阳具有治愈疾病的能力，相信太阳信仰爱情（信仰美好的东西）。她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咖啡吧女士和雨衣男人相逢时，阳光洒在他们身上的情形。
然而在乔西接受阳光的“恩典”奇迹般的康复之后，无论是乔西还是里克，都没有兑现他们自己的承诺，而是各奔东西，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那个时候，克拉拉就再次问了里克这一问题，而里克也做了一浅一深的两种解答。
浅层回答是：
当年你传话说乔西和我果真彼此相爱的时候，那在当时是事实。没人可以说你误导或是耍弄了他们。但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我们只能祝福彼此，各奔东西。
浅层的回答十分容易理解，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再是孩子”的解释。
深层回答是：
在某种层面上，乔西和我永远都会在一起——某种深度的层面上，哪怕我们踏进了外面的世界，从此不再相见。但我们一旦踏进了外面的世界，我知道我永远都会继续寻找着一个就像她那样的人。
深层的回答可能会有些超出我们的日常经验，但是对于部分初恋失败的人，可能会有这种体会，即自己的理想伴侣始终有初恋的影子，注入对方的性格、身形、腔调等。
当然，里克这番话带给我的不只是爱情观方面的东西，还有如何看待过去的问题。对于儿童与成人，我们习惯于割裂看待，尤其是站在成人立场的时候，儿童期的许多所做所想都会被贴上一些“幼稚的”、“无聊的”标签，包括我们当时的理想。
我们当然可以承认当作家、当科学家、当宇航员是我们现在力所不逮的（包括后来的其他理想，比如理想的大学），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是把它当作一个微不足道的笑谈，而是一段充满真诚的生活。如果你无视过去，你也不会尊重现在。在“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之间，应该有诚意相待的和解，在彼此分离之后，仍然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
文字/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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