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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多年前，川北陕南一带，每逢婴儿夜啼，父母七手八脚哄之难寐时，总会提到一人：“再哭，就叫王三春把你抓去卖了！”
有趣的是，孩子听到“王三春”时，往往立刻止啼，乖乖入睡。
“王三春”何许人也，竟有如此威力？
故事还得从清光绪十年，即公元1884年，四川平昌长垭一户农家，一位乳名唤作“仁娃子”的婴儿呱呱坠地说起。
“仁娃子”，姓王，因为乳名带个“仁”字，“仁娃子”年纪稍大，待上学发蒙时，就有了学名“王汝仁”。
王汝仁性格倔强好胜、记忆力超群。在私塾读书时，他就一年读完了“四书”。私塾先生夸赞他是神童，认为他是可造之材，早晚能够步入仕途，货与帝王家。
然而好景不长，他的父亲因病故去，跛子母亲杨氏无力供他读书，他便辍学在家，以务农为业。
眨眼之间，仁娃子从弱不禁风的少年，长成五大三粗的壮小伙。20岁那年，他成了亲，新媳妇跟母亲一个姓，都姓杨，此时恰是光绪三十年（1904），庚子之乱后，大清推行“新政”，新旧交替时，恰是社会秩序纷乱的“调整期”。
此时，社会上倚强凌弱、以大欺小、以众暴寡之事层出不穷，这不，仁娃子也遇上了。
当地王氏族长王宗林看上了仁娃子家的几亩水田，声称这是自家的地，只是因为过去长辈施恩，才给了王汝仁的父亲使用，现在王父已死，应该“物归原主”。王汝仁哪受得了这气，就偏偏和能文能武的王宗林“犟”上了。
这王宗林可不是什么善辈，在当地欺行霸市，没人敢说个“不”字。又因为此事发生在王家内部，外人更不会管。仁娃子这亏是吃定了。别人看来，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王汝仁把地便宜价“卖”了，收点铜钱补偿补偿就算了。
可王汝仁偏不吃这一套，挺起胸膛，公开与王宗林骂嘴打架、提刀动武。
可惜，王宗林人多势众，王汝仁被打得足足在家躺了小半个月。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官府控告？”王如仁说：“在这个世道，与其求官，不如求我自己下个狠心。”
于是，伤势刚好，王汝仁就和做蓑衣匠的亲戚王汝友一道，半夜上了山，还烧了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子，让自己被“挂了号”，以示“不混出头来，绝不返乡”。
就这样，王汝仁“不仁”了，进了川陕交界的大巴山和今天汉中南郑一带，做起了劫道的营生。
由于王汝仁读过点书，又有勇有谋，很快，王汝仁便纠集了数十位流浪汉，建立了自己的队伍，这时，他也不再叫“王汝仁”了，而是要别人都叫他“王三春”，意思是自己只活三年也要轰轰烈烈过一世。
一开始，王三春只是“小打小闹”，做些拦截过往客商收钱的买卖，真要“出名”，还待民国10年，也就是1921年8月。
当年，正值直皖战争后，陕西都督陈树藩下台，新陕西督军阎相文在一个月前刚走马上任，陕西上下乱如沸粥。
王三春闻讯带着数十弟兄由四川闯入汉中镇巴县，在南区绑票。一时间，汉中富户人人惊惶，个个都知道了“王三春”的威名。
许多被绑者也是靠亲人变卖家产，这才保下一条命来，有的人因为交不出赎金，也就再无音讯了。
王三春因为有了这次绑票的经历，还有筹集来的资金，开始“招兵买马”，购买武器，匪绺子规模一下子又扩张了几十人。
这下，就引来了官府围剿。民国十三年（1924），王三春被南区区长王应钦缴械，送县城关押，不久越狱逃跑。1925年，王三春报仇到镇巴县渔渡坝抓王应钦未获，抢走区署仅有的三支步枪。
民国15年（1926），王三春组建“镇槐军”，自称家长，镇槐军总部称“吉祥部”。王的大老婆邓芝芳，善使双枪，统率一个营。另外三个营由田乐德、华得来、陈相如率领。王每到一地，各营互为犄角驻扎。王的另一个老婆叫周桂芳，是1926年下半年从新溪黄家岭学堂抢来的学生，有文化，主管王的文书。
镇槐军打着“劫富济贫”旗号，出没川陕边境，打劫行商富户，绑票勒索赎金，裹胁贫穷百姓入伙，队伍很快扩展到2000多人，活动于镇巴、南郑和四川南江一带。民国20年～22年（1931～1933）间，接受了国民gov招安的王三春盘踞镇巴县，封官委职，设立税局征税，设立铜元局造铜元，又印造布币发行。王部最多时达5000人。
1933年，汉中的红军29军队伍经过王三春所在地，红军想收编王三春，王三春不同意，但在红军和KMT军队起冲突时，又在坐收渔翁之利——收编被红军打散的其他股匪，令势力进一步膨胀。
此时的王三春，已经没有了“王汝仁”的“仁”了，而是十恶不赦、残忍嗜杀。有一天，王三春有警卫连长王普益打的旗子忽然倒了，按土匪规矩，倒旗就要杀人。于是王三春命令部下，在村里抓来一个老乡杀了，然后才把旗子升起来。 又有一次，王三春与王普益一起饮酒取乐，王三春说“有猜拳饮酒，吃菜饮酒，你见过杀人饮酒么?”王普益说:“没见过”。王三春说：“我叫你见见。”于是命令左右杀一个人，然后哈哈大笑地饮酒。
由于王三春民怨甚大，又在国民gov和红军的战斗中“出工不出力”，还趁机坐大，蒋介石和川军的刘湘就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将王三春部封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部第一纵队队长”，命其在1934年3月30日由城口经万源东向县城进攻，与红军激战于冉家坝。不料背后突然开来刘湘的范华旅，正好把他夹在红军与范军的中间。王恍然大悟，方知刘湘借刀杀人，遂调转枪头与范军对峙。红军闻讯派政工人员魏传统与王密谈，达成停战与彼此互通有无协议。
王部与红军停战后，刘湘调动所部和驻防陕南的第十七路军合力围剿。因双方兵力悬殊，王只得逃往湖北竹溪县，随后又率余部七八百人分散流窜陕南，重整旗鼓，终于重新占据镇巴县，引起国民政府和西安行营的焦虑不安。
1937年春节，王派部下数十人伪装乞丐，在靠近镇巴的四川万源县城侦察情况。1月12日，数百名匪徒从四面八方拥进县城，抢走枪枝100多支。王三春重回镇巴后，奸掠烧杀，故态复萌，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王见失去民心，不得已率残部东下安康。到安康后，国民党命令已经接受收编的苟伯当团从四川去招编王的队伍，王仍坚持“受调不受编”的原则，不愿投降。可是此时，其小老婆周云秀与其指挥官田希贞早已勾搭很深，极想摆脱王。苟团来不久，周、田即带数百人投苟。王三春势孤力弱，被迫渡过汉江，到宁陕、佛坪及秦岭山地进行活动。不久即遭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1939年，王三春因部队粮食困难，不得不化整为零，进行分散活动。他本人和其妻邓芝芳一起，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王三春无奈终于率众下山，官军于年底在户县铁索桥北太平峪，捕获王三春及其妻邓芝芳，1939年12月下旬户县坐马车到西安住预一师留守处。至此，动员近万人，为时一年整，终于将这个窜扰抗日后方,蹂躏陕南人民的巨匪擒获了。
巨匪的就范下山，轰动了西安的军政界。省保安司令徐经济和司令部的高级幕僚，纷纷到留守处会见王三春，并有消息说蒋介石要召见他。师长谢辅三已准备了护送去重庆的人员。蒋鼎文的意见：将这人留下，万一将来战局演变，在秦岭山区发动游击战时，这个人是有用处的。但听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不同意，他认为王三春扰乱后方，破坏抗日，使陕南多少人家破人亡，田地荒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为于是国民党的元老，有些地方蒋还得迁就他。就这样，王三春被押送到西华门保安司令部的看守所，押了一月多，最后被枪毙了。也有这样的说法,1939年12月31日，蒋介石下令将王三春在西安处决。
参考资料：1、川陕巨匪王三春（十五月亮）
2、民国巴山第一悍匪，纵横川陕20年，虽非善类，生平却极富传奇色彩（大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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