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新年的疫情超出所有人的预估，已经持续近一个月了。我闷在家中写一本想了很久的书，每天写一篇，从大年初五开始，一天都不间断，这书计划写一百篇，刚才写完第二十四篇，心情有些沉重。
一早就看见张浦生先生过世的消息，说吃惊也没有太惊。这些日子突然过世的人太多，令人心碎，和平时期，这日子就算荼毒了。想了想，浦生先生也已八十七高龄了，驾鹤西归不算太不合天理，人有阳寿阴间，阴间有时未必不如阳间，如果病痛过于难捱，去阴间就算是解脱了。
张浦生先生是安徽歙县人，在上海出生，我猜想他名字来历应该就是如此，黄浦江边出生的人，所以叫浦生。浦生先生195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那年月大学毕业生比今天少很多，尤其名牌大学毕业生就更凤毛麟角。浦生先生长得一表人才，又高又帅，想必当年是女孩子眼中的白马王子。他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博物院工作，一直干到退休。
我和张浦生先生认识实在记不住具体环节了，只记住了他鹤立鸡群般地站在那里，笑容可掬地跟每一位与会的人打招呼。我当时还不是与会人员，是来蹭会的，那年月那种专业会不对我们这种爱好者开放。我的好处是当年有个充门面的记者证，亮一亮也让进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对记者高看一眼，不似今天，记者还需要掩盖一下身份。
目测浦生先生身高一米八五以上，具体我也没问过他，他人很瘦削，一直到晚年，他总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瘦就精神，加之浦生先生永远笑眯眯的，给人亲密感，就更显得长者风度。那一次，当他听说我一个外行人喜欢陶瓷，就饶有兴趣地打听我在哪工作，为什么喜欢陶瓷。
今天喜欢陶瓷的人太多了。当年我喜欢的时候属于另类，大部分人看我都不正经。我告诉浦生先生，有些东西的喜欢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什么道理，就是缘分，我与陶瓷好像有个缘分，没有前因后果，也不知前世今生。浦生先生听得乐不可支，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哪天我去找你聊聊。
那一年我大概三十一二岁，浦生先生大我二十一岁，那时岁数也已经五十过去了。五十多岁的人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可浦生仍单纯得像个少年，一脸真诚，没有半点虚伪。
后来我们就慢慢认识了，知道他在陶瓷鉴定领域的地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浦生先生酷爱青花，一辈子研究青花，人称“青花大王”。青花自元代创烧起，迅速占领陶瓷的半壁江山，成为中国陶瓷的霸主，七百年时间不可撼动。从专业上讲嘛，青花的年代分类可以按皇帝的年号层层分开，明清两代总共二十七朝二十六帝，青花仍可以分得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模糊。今天说这些懂的人多，当年说这个别人会觉得吹牛，而且是目中无人地吹牛。我最初喜欢青花瓷的时候，一位琉璃厂的老先生告诉我，青花每朝每代都不一样时，我一脸懵懂，怎么也不相信一个蓝色可以分出那么多朝代来。张浦生先生是国内最先投入精力研究青花的，一点一滴地积累，一件一件地比较，然后又积攒了许多瓷片，宝贝一样地揣着，时刻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浦生先生给人最深的感觉是“诲人不倦”。他从不藏着掖着，有什么就竹筒倒豆子一样倾囊而出。听张浦生讲解青花你最先感到的不是他的专业，而是他的热情。他说，瓷器是他的魂，没有了瓷器就像丢了魂。他对青花的热情无法描绘，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热爱。别说你喜欢，你就是不喜欢看他那陶醉的样子也会自责，自责自己的无能无力无情无感。
有一年我去扬州。那时的扬州既没有机场，又没火车，只能坐汽车经长江轮船摆渡过去。当年扬州有一家神秘不对外的机构，叫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这家机构并不对外，只对文物系统内部人员培训。“十年动乱”结束后，文物系统专业人员青黄不接，我喜欢文物那会儿，去很多文物商店时，那些工作人员只对家长里短的事感兴趣，对专业不仅麻木，而且还有人厌恶。国家文物局鉴于此，就选定了扬州这个交通不便的地方设立了培训中心，目的就是让人在此安心培训，想走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我到扬州培训中心时赶上了张浦生先生正为学员讲课，浦生先生站在那里，操着他那不标准的海派普通话，讲述他心目中的青花，桌子上还摊着一堆青花瓷片。他不时地举着一片，教大家注意什么什么细节，完全彻底地投入。这对没有听过浦生先生讲青花的陶瓷爱好者真是一个遗憾。当时扬州培训中心有俩负责人，一个叫朱戢，一个叫汤伟建，比我年龄略小些，每次上课都跑前跑后地为学员张罗，帮助张浦生老师做些辅助工作。记得一次课后吃饭，浦生先生和大家共吃一锅饭，大家快乐地开着玩笑，借机问些问题，今天回忆起来恍如隔世，隔世不是因为时间久远，而是人情久远了。
三十年前，国家百废待兴，张浦生先生有时到北京出差还会与我联系，问问近况。一次他打电话说，你那里东西多，我带几个学生去看看方便不？我说方便，于是约了晚饭后到我家里来，大约七点钟，浦生先生率队一行来到我家。我那时还住在早年单位分配的住房，老式二居室，没有客厅，所以大家进屋就脱鞋席地而坐。因为我常年鼓捣瓷器，为了方便，也为了万一失手，家里铺了厚厚的地毯，所以一屋子人坐在哪儿的都有。我没有想到浦生先生能带这么多人来，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坐了十几个人。大家鸡一嘴鸭一嘴地问问题，浦生先生笑眯眯地解答。看了好多东西后，大家才意犹未尽地起身告辞，浦生先生说打搅了，我从墙犄角搬出一个青花插屏请教他，他就指给学生说，同治的，很不错。我心里一愣，本不想说什么，但又没忍住，那时候年轻而不谙世事，我拽着浦生先生说，我怎么觉得这东西是乾隆的？
这里有个技术问题。早年文物界的共识是清晚期才出现尺寸较大的平板瓷，清中期的平板瓷尺寸小。可这块插屏在当时的认知里尺寸算大的了；仅尺寸一项而言，判定清晚期同治没有问题。可这插屏的画工太不清晚期了，我就不甘心地当着浦生先生说出我的一二三四，也不管浦生先生刚才已有的结论。
没等我把话说完，张浦生先生转身过去，对他的所有学生说，我刚才判断错了，他是对的，文物鉴定就是这样，活到老学到老。
浦生先生这番话让我对他肃然起敬。本来是我不懂事，为尊者讳，没有必要逞强，我当时并不懂人生有许多条道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逞强不如示弱，“处事忌太洁，至人贵藏辉”，连《水浒传》都说，柔软是立身之乐，刚强是惹祸之胎。我这虽算不上刚强，但的确也不柔软，浦生先生以长辈之身，以师道尊严仍能放下架子，不计晚辈之过，让我铭感于心。
这个故事在我心底藏了几十年，每一次见到浦生先生自然会想起这段，让我倍感亲切。2001年秋天，他以六十七岁的高龄仍去连云港去鉴定，回来路上出了大车祸，他被抛出车外，摔折一条腿，身上多出骨折，但人没有事，经过一年多的疗养，他又能坐着轮椅出来讲课会友，他来北京时告诉我，他受伤了，行动不便，希望我去宾馆看看他。那天我去看浦生先生，他依旧谈笑风生，我心里百感交集，面对轮椅上的浦生先生，我不知如何安慰先生，今天回忆此事，唯一的庆幸是那天和浦生先生留下了一张合影。合影上浦生先生坐着，我站在他身旁，他年近七十，我四十八岁，犹如父子。浦生先生双手搭在一起，满面春风，他坐在轮椅上仍能看出他的长胳膊长腿，他那口跟年龄不相符的白牙与两道浓眉，呈现给我们一个善良的面容，和蔼可亲，睿智可信。此时此刻我看着照片在想，一个人一生都在修炼，无论环境好与坏，脸上的每一刻表达才是人生那一刻的节点。
愿浦生先生天堂安息。
马未都
庚子正月廿九日子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