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市崇礼区遗有大量蒙古语命名的地名，及部分与蒙古人活动有关的汉语地名，随着时间的久远，有些地名的含义已不十分清楚本文试通过田野调查，结合拟音、查对文献对这些地名的含义做些释义同时对明清时期崇礼地区的大致历史脉络做个疏理不足之处，敬请指正，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崇礼是市还是县?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崇礼是市还是县
张家口市崇礼区遗有大量蒙古语命名的地名，及部分与蒙古人活动有关的汉语地名，随着时间的久远，有些地名的含义已不十分清楚。本文试通过田野调查，结合拟音、查对文献对这些地名的含义做些释义。同时对明清时期崇礼地区的大致历史脉络做个疏理。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对于以往研究中认为崇礼地名还涉及除蒙古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名，笔者按照属人原则，即什么族人是主体就认为是什么语地名。如崇礼境内所谓的满语地名，虽然用满语也能解释清楚，但是这里生活的主体民族是蒙古族，姑不可能产生满语地名。因蒙古语和满语都属阿尔泰语系，有些单词的意思和发音是一样的，由此认定为满语地名是牵强的。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历史上崇礼境内没有成建制满族旗佐的存在，只有零散满族人在此生活，且缺乏文献记载，故崇礼区内少数民族语地名都按蒙古语地名处理。
一、崇礼蒙古地名形成、消失及部分地名难辩其义的历史背景
崇礼区地处明长城边外，明朝基本为蒙古部落驻牧地。明嘉靖时，蒙古右翼土默特部兴起，察哈尔部被迫东迁，右翼喀喇沁部领主巴雅斯哈勒即昆都楞汗（1510年-1572年）[1]于是占据了察哈尔部原牧地，即张家口边外及独石口以北地区。崇礼区域遂成为喀喇沁万户领地[2]。后金皇太极时期，喀喇沁部遭到察哈尔部林丹汗的打压，为了联合后金抵抗察哈尔部，接受了后金的编旗设佐。喀喇沁部的汗、台吉等贵族们被编入了蒙古八旗体系之中，但他们的部分游牧地还是在崇礼及其以北边外 [3] 。乾隆二年正月，兵部侍郎兆明巡查察哈尔游牧地时，向兵部呈交的《兆明奏察哈尔地方无业喀喇沁浩齐特人数并请交部料理折》也证实了这一点[4] 。可见，直到清中期有些喀喇沁、浩齐特后人还驻牧于此地。
清代，今崇礼区为正黄旗和镶黄旗属地[6]。上述蒙古人按照旗分被分别安置在这里，这样在崇礼地域留下了较多蒙古语地名。另一方面，今崇礼境内还设立了有皇庄、旗庄[7]；部分宗室、官员、兵丁也在张家口外耕种田地[8]。山西大批饥民外流[9]，突破封禁，也进入张家口外坝缘山谷中避难，建造泥棚、窝铺、窑洞。大量汉人、旗人村落始形成[10]。
及至清雍正中期，张家口大境门外又开始由政府组织、招募民人垦种，春去秋来，定居者日多。形成“坝内以为农田，画井分区，村落棋布。然虽熙攘日繁，而令甲所著耕氓皆多秋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故其聚散不常，土著者寡，风俗之成，盖将犹有待也[11]”的景象。汉人聚落如雨后春笋，一个个出现在沟壁河畔。迨至乾隆时期，崇礼地区已经有大约一百七十多个汉人、旗人村窑形成（指属张家口同知管理的村窑，这里旗人指种地的旗人）。（见附录）那么大量新的地名也随之而生。
由于大量汉人的涌入，“张家口至镶蓝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12]”。为此，雍正二年，清廷在张家口设立理事同知厅[13]，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地方的流民，征西四旗入官地租银两，承审口内沿边八县民人与蒙人互讼事务。为了管理，朝廷实行“保甲制”或者“牌甲制”，那么就要求村窑有规范或约定俗成的地名。为了方便起见，汉族人必然乐意使用本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这样，对原有的蒙古地名带来很大影响。
崇礼属张家口同知厅管辖的范围[14]。那么，崇礼境内也就出现了旗、厅分治的情况。此时，汉族成了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而“土著者寡 ”，即蒙古人少的局面。大量流民的进入和安置，必然要占有原旗佐管理下的蒙古人牧场，一部分原著蒙古人不得不北迁，而未北迁的则逐渐被汉化。这样，被占有牧场原来的蒙古语地名，部分被逐渐弃用或者被新的汉语地名所代替而彻底消失。这从乾隆时期的村窑名字、民国时期的村庄名字[15]，以及现在村乡地名对比中得以窥见。而被保留的蒙古语地名之义也逐渐不被当地人所知。
二、蒙古语地名与部分汉语地名的考释
（一）与喇嘛教有关的地名
喇嘛教自元朝在蒙古地区开始传播，对蒙古社会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到清朝，朝廷把喇嘛教作为统治和安抚蒙古人政策的有力工具，主张“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护之”，提倡扶持喇嘛教定为国策。加之“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的率先垂范，喇嘛教在蒙古族中便成了至高无尚的信仰。以致出现喇嘛庙遍地开花，蒙古人家户户有喇嘛的现象。因此在今崇礼境内产生与喇嘛教有关地名就不足为奇了。如喇嘛营、喇嘛沟、喇嘛洞等。
1、麻泥坝（mani dabaG-a）：麻泥，即玛尼。“玛尼”来自梵文佛经《六字真言经》“唵嘛呢叭咪哞”的简称。坝，即蒙古语“达瓦” 或“达坝”，指现在坝缘地带或者山岭。该村的坝缘山顶石头上刻有“玛尼”而称“玛尼坝”。
2、陶赖庙（toli s\m-e 或taulai s\m-e ）：建于顺治中期 [16] 。此庙在清代人的行记中多有记载。从张家口“由山峡中行二十里，有土屋，托罗庙，古槐一株。”[17]当地有蒙古公主陶赖所建之传说。“陶赖”，按延清《陀罗庙谒关夫子，用张文端公诗韵》原注为人名 [18] 。 说明蒙古公主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如果“陶赖”是人名，很有可能是“镜 子”（toli）的意思，不过“陶赖”与蒙古语“兔子”（taulai）的音也很近。
宝鋆《由陀罗庙之察汗陀罗盖》 原诗下注“三音诺彦汗策凌尚纯悫公主，今所祭者或谓即其后裔。”[19]策凌为外蒙古喀尔喀扎萨克和硕亲王，纯悫公主为康熙皇帝六女儿。“今所祭者或为其后裔”，说明此处生活的一些人与策凌、纯悫公主有关。康熙 三十一年，策凌和他弟弟随其祖母从外蒙古喀尔喀内附清朝，朝廷将其一佐领之人安置在镶黄旗察哈尔境内 [20] 。陶赖庙为正黄旗的地方，之东为镶黄旗的地方（见附录），策凌一佐领人当时是否被安置在陶赖庙以东附近的地方，不得而知。康熙四十五年，策凌尚纯悫公主，内务府赏赐给纯悫公主大量耕地，作为胭脂地。[21]纯悫公主下嫁策凌当年，策凌把带来的一佐领人又带回外蒙古喀尔喀[22]。清末档案记载，陶赖庙以东巴图湾狮子沟、毛克岭等地方为策凌后人那彦图亲王的旗租地 [23]。这些地方与策凌佐领的驻牧地或者纯悫公主的胭脂地有关。但究竟是策凌初来是的安置地，还是纯悫公主的下嫁时陪嫁的胭脂地，有待考证。而“后裔”的存在，可能的情况是，策凌的一佐之人返回外蒙古，牧场收回朝廷。与此同时，纯悫公主下嫁，需要赏赐公主胭脂地，内务府就把原策凌佐领的驻牧地划拨成了公主的胭脂地。“后裔”应该就是策凌佐领北返时留下的少部分管理“胭脂地”人员的后人。陶赖庙与策凌、纯悫公主有一定关系。
3、响铃寺 ( qongq-a s\m-e 或qongqo s\m-e) ：蒙古语为“杭克·苏木”。“杭克”即铃，“苏木，即寺。至于为什么叫响铃寺，不得而知。据载，“在县城东南一百里，依山为洞。洞口有古刹梵殿，佛像甚夥，寺中有古松二株，巍巍参天亭亭立，老干十围，洵千年物也。 雄居庙院，虽无风摇，习习作响，亦一奇观。为该寺生色不少。寺院清凉幽雅，颇堪怡情詠赏。”这或许是其名之来历。“相传，清康煕北巡时寓于此。现寺内存康熙留有龙衣一，龙黄伞二柄以作纪念” [24] 。另外，民间还有该庙内有康熙帝所乘的轿车的传说 [25] 。
与地貌特征有关的地名
崇礼区地处坝缘地带，千沟万壑是其独特的地貌。蒙古人素有亲近爱护大自然的情感，对自然实体有用自己民族朴实的文化思维给予形象的命名传统。
4、乌拉哈达 ( UlaGan qada) ： 原名乌兰哈达。蒙古语“乌拉”，红色之意；“哈达”，岩石。该村西有红色的岩石，故名。
5、窑拉哈达 ( Yolo qada) ：“窑拉”，蒙古语鹰之一种，喜把窝搭在山崖上。哈达为岩石。意即鹰栖息的岩石。该村旁有鹰栖息的岩石，故名。
6、哈拉沟 ( qar-a Guu ) ：“哈拉”，蒙古语黑色的之意。即黑色的沟。该村域有此类沟，故名。
7、察汗拖罗( caGan toloGai )：“察汗”，蒙古语白色之意；“拖罗”，即“陶勒盖”， 山丘或头之意。该村东侧有一南北走向山岭， 距村南不远处，山岭西侧有一突出的山丘，上面有白石，故名。村西南不远处原有一关帝庙，毁于“文革”期间，庙前有一古槐，依然挺拔。 据《夏湘人出塞日记》载：“九月初十日出口（指张家口）……，三十里陀罗庙小歇，此处有居民数十家。十里至小关帝庙……此地名察汗陀罗庙。”[26]说明，此地曾有一庙宇，称察汗陀罗庙。
8、察汗拖罗盖岭：( caGan toloGai dabaG-a) 也写为察汉托落海岭。《皇舆图考》记载，此岭在张家口北六十里[27]。《奉使倭罗斯日记》载此岭在陶赖庙北三十里，从张家口“由山峡中行二十里， 有土屋，托罗庙，古槐一株，又三十里，次察汗拖诺亥大坝，犹华言 白头岭也。”[28]按里数与方位，当在与张北县交界处。可见察汗拖罗 与察汗拖罗盖岭是两个地理位置 [29] 。
9、摆察 ( baica ) ：蒙古语意为险要或者险要的隘口之意。该村庄紧邻的一座山，山势险要，故名。
10、四杆旗(saGlaGar)：该村庄地处南北通行的一条大道 的岔口，路岔比较多。故“四杆旗”应为蒙古语“萨格拉日”之讹音，枝杈繁多状。而村民所说原立有四杆旗，应没有任何遗物、遗存或文献记载佐证，可能为臆说。
11、毛克岭 ( muqur ) ，也写为“毛克令”：蒙古语地名。“岭” 非指山岭，此用以表音。“毛克岭”，为沟之尽头或者河之尽头的意思。 该村域内有沟，并有水流淌，故名。
12、圪料沟（Gilang或GilaGang）：据村民说，村名应来源于村东的川地，长有柳树，村民经常割柳，故名“割柳”，久而久之 演变为“圪料”。此说不足为信。村民亦说，村东川地，以前有水，不能耕种，后水位下降，始耕种。由此推断，以前因有水，水面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会闪闪发光。这一现象，蒙古语称之为“格兰”（anglGi或GilaGang）意即水光闪烁之意。“圪料”应为“格兰”一词演变而来。
13、寒清坝 (qacin dabaG-a ) ：“寒清”，蒙古语意为别扭、奇怪之意；坝为蒙古语“达瓦”，即山岭的意思。“寒清坝”即很别扭的山岭。该村庄地处一很别扭的山岭，故名。
14、达连沟 ( del Guu ) ：“达连”，为蒙古语，如果拟音为“得 勒”指马鬃毛；如果拟为“达勒”则意为肩胛骨。蒙古族有用动物身体部位命名地名的习惯，可能指当地的地形地貌；也可能指地形的某个部位，故名。
15、白彦沟 ( bayan Guu ) ： 原名白燕沟。此为蒙古语地名。“白燕”即“白彦”，蒙古语意为富有的意思。应指该村境内有一条草树茂盛的沟，故名。
16、后达沟 ( k\der ) ：“后达”应为蒙古语“胡德日”，意为矿石。该村地处一条有矿石的沟，故名。
17、纳令 ( narin ) ：纳令，蒙古语意为细窄之意。指沟或者河流细窄。该村有一条细窄的河沟，故名。
18、桃花湾 (toqoi ) ：原写为“陶忽湾”，桃花，应为蒙古语“道亥”，指湾或者拐肘的意思。该村地处山湾或者河湾处，故名。
19、接沙 ( ) 坝：蒙古语地名。原写为“甲石尔坝”。“接沙”应为“朱沙楞”，指夏季营盘。
20、和气 ( qabcil ) ：是否为蒙古语“哈叭气”，即中间有流水的峡谷，不得而知。按该村地形特征，与之比较符合。
21、八件营 ( barjaGai) ： 应为蒙古语，很可能是“巴日吉格”之讹音，意思是高低不平或坑坑洼洼。据该村庄所处的地貌特征，命名村名。
22、驿马图 ( imaGatu) ：“驿马”，蒙古语山羊之意，此泛指野生山羊，如盘羊、岩羊，蒙古语也称为“忒克”。“图”蒙语表示“有××× 的地方”。驿马图即“有山羊的地方”，而非驿站之马。该村庄所处之地，山川蜿蜒，建村时山上应该有野山羊生息繁衍，故名。
23、海流图 ( qaliGutu ) ：蒙古语指水草丰美的地方。非水獭之意。该村庄地处水草丰美的地方，故名。
24、霍素泰(qusutai)：按村民介绍，霍素泰应为“霍卢素泰”。早年村里有一口铁钟，上铸铭文有“霍卢素泰”(qulusutai)（音同，不 一定是这几个字）字样。霍素，蒙古语意为桦树；泰，蒙古语意有×××的地方。霍素泰即有桦树的地方。而霍卢素为芦苇。霍卢素泰即有芦 苇的地方。两者意思相差很远。据记载该村庄应为霍卢素泰，即有芦苇的地方。
25、葫芦树沟 (qulusu Guu) ： 葫芦树亦写作“霍卢素”，即有芦苇的沟。该村境内有芦苇的沟，故蒙民取名葫芦树。
26、巴拉树营子 (burGasu) ：巴拉树应为蒙古语“博拉阿斯”，柳树的意思。即营子里或村旁边长有柳树，故名。
三、以历史活动命名的地名
27、板申图 ( baisingtu ) ：“板申”，蒙古语“房子”的意思。“图”，副词，表示“有×××的地方”。板申图，蒙语即有房子的地方。
28、英图 ( ingt\ ) ： 此处有元代形制的槽碾，应为元朝遗物。蒙古语一般把有槽碾或碾滚或碾盘的地方称之为“英图”。
29、吉庆 ( cacar ) 沟：此地名应为蒙古语，也写为“七庆沟”。康熙二十七年，法国神甫张诚随赴俄罗斯谈判边界使团出访。曾记录了从张家口至后为阿尔泰军头台的所见情形。“5日，我们旅行了五十里，穿过了一条很窄的山谷，我们的路线是向北、稍稍偏向西。首先我们向东北走了约二十五里，那儿大路分为两岔，右边的岔路继续向东北方向延伸，左边的岔路几乎与右边那条成直角地伸向西北。我们选择了后一条路，它正好穿过山谷，很少有人通行。在这儿，高山峻岭化为小丘。我们在山谷口的一个小丘宿营，附近有几股清澈的泉水。这个地方叫作哈拉特岭，大路旁除了些中国人居住的泥棚外，什么也没有(这里定居是为了开垦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土地)。此外，还有一些西鞑靼人的帐篷。我们见到几座西鞑靼人的坟墓，在坟上面竖 着几面有颜色的小布旗。这儿的山峦与丘陵差不多，上面虽没有树，但可给牲畜提供一个优质牧场” [30] 。文中提到的“两岔”为从张家口出发，到陶赖庙北的岔路口，左行达五十家，右行可达石嘴子。从现在地图看，左右两路几乎成直角，与文中描述一致。根据走访察罕托罗和吉庆沟村民，早年的右边驿道和商道，从察罕托罗出发北行走吉 庆沟，不走五十家。那么，张诚所见当为经过吉庆沟的情形。蒙古语“帐篷”的发音与“吉庆”( cacar )相似。张诚所走的这条路有帐篷，称之 为“吉庆”，故该地村庄称吉庆沟。
30、圐圙 ( k\riy-e) ： 也写为“囫囵”，为蒙古语。一般指用石头或土坯砌成的圈牛羊的围院；也指古时遗留的土城。
31、耗沁(qorcin)：有上耗沁、下耗沁、毛耗沁。康熙三十四年，扎赉特部落阿鲁哈贝子附隶镶黄旗察哈尔游牧。[5]上耗沁村民有祖上遗留下一枚黄铜官印，印背有“乾隆十四年”、“礼部造” 字样，印面为满文“附察哈尔镶黄旗科尔沁十八牛录图记”字样。镶黄旗察哈尔只有一个科尔沁佐领，如果印章的满文翻译没有问题的话，由此可以断定镶黄旗察哈尔科尔沁佐领当年是被安置在崇礼县境内驻牧。所以“耗沁”应该是部落“科尔沁” (qorcin)。上、下为方位区别。“毛” (maGu) 为蒙古语“坏”、“不好” 的意思，此为昵称。
32、红旗：康熙九年，饬部“将张家口、山海关等处旷土，换拨各旗耕种” 。时张家口外东西两沟拨给镶红、镶蓝两旗满兵耕种。故此地名可能与此有关。
33、白旗：无迹可溯，不得而知。
34、太子城 ( taiji-yin qota) ：明代，喀喇沁部领主青把都在此驻牧。青把都全称青把都儿台吉，喀喇沁部领主，又称昆都仑歹成台吉，其父为喀喇沁领主巴雅斯楞哈勒。“太子城”应为“台吉城”，蒙古王公子弟多以“台吉”相称，“台吉”即汉语“太子”。故太子城名于“台 吉” [32] 。当时“太子城”蒙古语应为“台吉音浩特”或者“台吉音巴尔哈逊”，“浩特”、“巴尔哈逊”即汉语“城”的意思。此类地名在蒙古地区比较常见，如台基庙。
35、南地：《口北三厅志》载柴沟堡北三道河西，有大定二十五年永定军节度使梁朗撰写铭文的“西庵禅师塔碑” [33] 。三道河即崇礼县三道河。其西有南地村，原名塔儿庄。故塔儿庄名于“西庵禅师塔”。此塔于“文革”期间，被人推入村沟中。根据塔碑铭文可知，禅师俗姓王，讳号智崇，文德护塞里人。文德即文德县，时属金宣德州，即今张家口宣化市。文德县治也在宣化市内，为宣德州倚郭县。智崇禅师在其父母亡故之后回到故里——护塞里，“起庵于茔侧”，宣经部道，于大定十八年卒于庵院中，春秋六十八。葬于庵沟。门徒为其共建灵塔 [34] ，以示纪念。
36、郭家窑：原名郭庄头窑。庄头，清时官庄和旗地中所设之管理人。官庄为内务府、八旗官兵及王公宗室之基层生产单位。说明崇礼境内也有官庄 [35] 。
37、大鹰手沟 ( sibaGucin Guu ) ：此地名在乾隆《村窑志》中有记载[36]，为现在东、西银石沟村。“银石”为“鹰手”之谐音。此地高山崇岭，沟壑交错。为鹰雕、雉鸡理想的栖息之所。清代鹰手是 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保留了满洲森林渔猎的生活方式，通过年缴雉百只，获得一定的年薪银子。同时，得到了部分恩赏土地和圈占开垦土地的特权。鹰手即鹰户，为皇庄的一种类型 [37] 。
38、山岔 ( cacar) ： 可能为蒙古语“吉查勒”，意为“大帐篷”。 见吉庆沟注解。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西巡宁夏，返程时在此驻跸 [38]。如果确为“大帐篷”，是否与康熙皇帝驻跸的行宫有关？待考。
39、 狮子沟 (arslangtu Guu) ：此村为狮子沟乡之狮子沟村。狮子沟村早年间曾出土一只石狮子，雕刻十分精美。民国时期还存在。故村以出土狮子而名[39]。据《口北三厅志》之《口北三厅全图》此狮子沟村位于阿斯楞坝的南麓。阿斯楞，蒙古语狮子之义。阿斯楞坝 名也应源于此石狮子。后来的人们把它翻译了汉语。
40、五十家 (tabin ger) ：此地名来历有两种可能。
①从康熙三十年开始，清政府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遍布蒙古地区的驿路驿站，而驿站的标准人员配置就是五十户人家。分配给他们牛羊，让他们在那里进行生产，来维持生计。这样看来，五十家子可能真的就是这样来的[40]。
②至雍正二年，“张家口至镶蓝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指察哈尔八旗南部沿边一带，已有大量的汉人进入，在此耕种。对于这种情况，清政府要求“种地之民人，每五十家设里长一名，十家设什家长一人。”[41]以便督催钱粮。村名“五十家”也可能与此有关系。
41、窝铺 (ObOng) ：康熙年间，山西饥民逃难，突破封禁流入杀虎口、张家口外。恰好旗人庄园需要更多的劳力，当清廷査办灾民时，旗人因“欲藉流民之力以开辟闲荒，化无用为有用，以会收年贡粮米，而度其安闲之岁月”，为之庇护。而“地方官吏对于流民非特 不照章取缔，抑且欢迎助长。……对于流民之垦地，且何适当之时期没收归官，另由官方认可佃权而增加收入” [42] 。所以，清廷虽然一度厉行禁封政策，但是流民出关依然没有停滞。雍正年间，察哈尔沿边开始募民垦种。但是这些农民必须春来秋去，这样他们只能在种地处搭些简易窝棚来住。久而久之，人们便以×××窝铺来命名村名。
三、小结
经过对崇礼区的蒙古语地名及与蒙古族活动有关地名的来历的实地调查，从中可以发现，崇礼区历史源远流长。由于挖掘有限，特别是清代历史显的纷繁杂乱，扑朔迷离。行政上，崇礼即有察哈尔正黄旗属地，又有察哈尔镶黄旗属地。同时，在京的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他们的一些驻外游牧的旗佐在崇礼也有分布，旗分比较复杂；继之又有流民、移民的开垦，原著蒙古民的北迁。管理机构上，既有八旗的旗佐，又有州府的厅，同地分治。同时，还有皇庄和旗庄、驿道阿尔泰军台，及鹰户的设置。其复杂超出想象。崇礼清代史几乎就是察哈尔演变史的缩影。因此加强对崇礼蒙语地名的研究，既有其学术价值，也有其为旅游经济服务的价值。
注释：
[1] 达延汗之孙，巴尔斯博罗特之第四子，俺答汗的弟弟。 又作“把都儿、昆都力哈、昆都楞汗、老把都”。名为巴雅思哈勒， 昆都楞汗为尊号。北元后期蒙古喀喇沁部首领。拥有3 万精兵， 拥护蒙古大汗，协助其讨平兀良哈万户之乱，被大汗赐予昆都楞汗之号。积极参与阿拉坦汗率领的对明战争，主张与明朝通贡互市。在其努力下，1551 年明朝开新开口堡互市。1571 年明朝授予都督同知。1572 年去世。
[2]乌云毕力格著《喀喇沁万户研究》第35页。内蒙古人 人民出版社。
[3]《东洋文库藏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巴雅斯哈勒昆 都伦汗的长孙拜浑岱，他的一部分家族几代都住在“ nugtere ba（奴克坝）游牧处”。奴克坝就是现在的崇礼县霍素太、玛尼坝一带，参见《口北三厅志》卷首《口北三厅全图》，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以下略出版社）；《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377—378 页，拜浑岱之弟希尔尼之子阿拜死后，“因将其尸体置于称作野马图的地方。其后，此地称作阿拜诺颜之苏巴尔嘎（汉语“塔”）。”野马图 即崇礼区驿马图；李保文《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600-1650)》，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年。到拜浑岱的长孙拉斯喀布一代时也驻在崇礼一带。
[4]档号:030173-1052-00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镶黄旗)査问伊等最初前来居住缘由，委署步军校伊素岱等人公同呈称，我等祖先自盛京入京城，有的年老人等不惯居住内地，故移驻口外喀齐尔、古尔板果尔等地耕田。后年老有疾 官员，革退护军、披甲人等，亦有陆续迁出居住者。自各佐领领 催等前来比丁，将壮丁带往佐领处挑取护军、披甲。喀齐尔处所 居人等挑取为捕盗披甲，凡是先前俱由围场总管及章京管理，今由去岁所设通判、巡检司处理。居于绥克地方人等挑补捕盗披甲，除居古尔板果尔地方满洲旗之扎鲁特人外，蒙古旗人亦挑选入牧厂。每岁进贡草、箭杆，我等靠耕田谋生，无穷苦之事。等因呈讫。现绥克地方人等事务由捕盗章京和昌(音译)管理。居于古尔班果尔地方人等事务则由我察哈尔旗管理，伊等无于我察哈尔旗当差之事。
（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古尔板果尔：《口北三厅志》卷七《藩卫志》：本旗（指镶黄旗）坝内地方，距张 家口外十五里，迤东自乌兰哈达起东北至独石口外，迤西阿尔撒兰达坝止，有山沟，长一百三十九里，南至边墙，北至达坝，宽二三十里不等。有泉自山沟出，分为西流三处，蒙古呼为古尔板 果尔。古尔板，犹华言三道也。西南流百余里，至三道河汇为一河，又自乌兰哈达南流入张家口”。“达坝”为蒙古语，即现汉语所 简说的“坝”；“果尔”即蒙古语“郭勒”，河流的意思。据此可知，古 尔板果尔代指崇礼地区。
[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七十七·“设官·察哈尔官制”。
[6]见文尾附录《崇礼村窑》，《口北三厅志》卷之五《村窑户口》。
[7][17][28]张鹏翮《奉使倭罗斯日记》，毕奥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东方出版社。
[8]张鹏翮《奉使倭罗斯日记》，康二十七年(1688)，使团 “次察汗托诺大坝，犹华言白头岭也。……山河一道，即达口之定边河也。有蒙古沿岸穹声以居，此中有皇庄与旗庄，同蒙古杂处。”
[9]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396—— 397 页。
[10]对于这些流民，需要一种妥善的统治措施，即能一方面为了收钱纳粮，增加国库收入。另一方面为了稳定这些流民，不致他们流离失所，为非作乱。同时也不致这些民人入籍蒙古王公，渔利坐大。于是便把内地中央集权制统治下的地方行政建置（府厅州县系统）推广到察哈尔以及其他盟旗地方。在这些建置中，厅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设机构，也是最重要的机构。清制，府有佐贰官同知和通判，或在府城，或派遣到境内某地分管事务。同知和通判的办公地方叫厅，所以厅本不是独立的地方设置，而是府的一个办事衙门。清初在各地派遣八旗驻军后，出现了旗、民杂居的情况，八旗官员管辖旗人，地方官治理汉人，而旗人和 汉人发生了矛盾纠纷，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纠纷，就在府里设置由满族人充当的理事同知(或通判)，作为知府的佐贰官专门处理这些事情。由于同知和通判多被派往少数民族地方，久之形成由府(或省直辖)管辖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即厅。
[11]《口北三厅志》·卷之五《风俗物产》。
[12]《口北三厅志》卷之一《地舆疆域附》。
[13]《口北三厅志》卷之四《官署仓库营房附》。
[14]见文尾附录，《口北三厅志》卷之五《村窑户口》。
[15] 民国二十三年，从张北划出第二、第四两区，计307
村，成立崇礼设治局。其中吗泥沟、闷不太沟、达盖、阿力素沟、达盖脑包、登龙素、苏计、圪达素、克连合德、脑包底、脑包图、 马库联、石头库联村庄尚在。参见《察哈尔省通志》卷十二·户籍编。而乾隆时期《口北三厅志·村窑志》中这些地名没有记录，说明乾隆时期这些村庄仍属旗佐管理，也就是说这些村庄生活的仍然是以牧养为生的蒙古族。而现在这些村名的消失，可以推测，生活在此 的蒙古人已北迁，汉民据有其地，原有地名或弃用或消失。
[16]“在张家口北二十里陶赖湾，今俗呼为陶赖庙，顺治中 建”。《口北三厅志》卷之《坛庙寺观附》。
[18]延清《陀罗庙谒关夫子，用张文端公诗韵》：正气千秋凛一祠，提刀立马仰威仪。佐刘皇叔三分鼎，先武乡侯两出师。灵爽式凭蒙古地，英雄如见解梁时。残碑陶赖留名字，报徳遐荒 大义思。（《奉使车臣汗诗》）原注“按宝文靖公《奉使三音诺彦记程草》，出大境门策马至陀罗庙诗，有“却笑焚香陶赖庙”句， 注云庙碑有陶赖字，似不知陶赖作何解。近读《蒙古游牧记》，陶赖一作韬赉，盖一蒙古人名耳。”
[19]《由陀罗庙之察汗陀罗盖》：陀罗庙西石径粗，平沙苍莽路盘纤。塞民纵辔驶群马，山犬吠门回野。岂有功名卫霍，只缘藩翰重刘卢。初程所见已奇崛，拟画毡裘出塞图。(《奉使三音诺彦记程草》)
[20]《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料抄》，《康熙实录》卷一五五。“喀尔喀格楚尔喀屯以属裔来归。得旨，格楚尔喀屯既有属裔佐领，著居口外。应附何旗安插，兵部议奏。寻议覆，上三旗游牧地方，察哈尔内镶黄旗蒙古人丁缺额，应将格楚尔喀屯及其两孙并属裔一佐领，附于蒙古镶黄旗下。至喀楚尔喀屯属裔有佐领官阿南大、骁骑校扎木巴拉。另户蒙古壮丁及家下蒙古壮丁， 编为ー佐领，此佐领内已有旧管官员，不必再设。其护军校、前 锋、护军、骁骑俱照察哈尔例补充。从之。”格楚儿，策凌祖母。
[21]孟克布音《蒙古那王府邸历史生活纪实》，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22]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卷之七十传第五十四《扎萨克和硕超勇亲王策凌列传》。康熙“四十五年，尚和硕纯悫公主，授和硕额驸。寻赐贝子品级，诏携属归牧塔密尔。”
[23]《察哈尔实业杂志》第三期第一卷，1926 年。《呈都统：第二六号（一月二十九日）：据谢忠等呈请淸理那王府旗租地亩 照章原垦原领由》
[24]（民国）《张北县志》卷二《地理志下·名胜》
[25]张万仁氏闻其先人云：“张家口出大境门赴崇礼途中有一庙，内有康熙所乘之轿车。”金启孮·《清代蒙古史札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年。张万仁先生字一民,曾名张占惠,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玫瑰营乡圣家营村人.1909 年6 月10 日 (清宣统元年5 月13 日)生于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农民家庭,自幼受 良好教育，七岁至二十四岁期间,先后在私塾,本村国民小学,察哈 尔崇礼县西湾子修道。（忒莫勒《张万仁传略》）
[26]毕奥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下）》，东方出版社。
[27]《口北三厅志》之卷二《山川》。
[29]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李廷玉（时任州判）随御前大臣署镶蓝旗满洲都统博迪苏赴库伦劝达赖回藏，著《游蒙 日记》详细记载沿途所见所闻：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八点开行，抵大境门验照而出。……至托罗庙，殿宇宏敝，有督销蒙盐局分局警兵十余名，居民百余户。有杂货店及茶社等，为 出入口尖食处。……二十五里至五十家子村，有大农户。十五里 至上黄旗村，约二十户。三里至下黄旗村，约十余户，均业农。 二里抵头台察汗托罗海，蒙语白头岭。”宣统三年二月，清朝中 央政府派一位部员前往蒙古调查，该部员写有《考察蒙古日记》：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发张家口，由西口赴头台。……行四十 里，抵哈诺尔坝。坝者，蒙古语山也。……午后五时三十分，达 半坝，有客店一家，甚污秽，仅能容数人，乃就车中露宿。…… 二十七日，六时二十分起程。行至坝上，回顾四望，白雪铺地， 皆成平地。有客店一家，离头台约三里。台上方预备送头班起程， 乃入店歇息。……蒙语头台，即察汗托罗盖是也。”佚名氏出张家口没有走正沟（去察罕托罗、五十家子方向），而是从西沟由哈诺尔坝（《张北县标准地名图》作汉淖坝）上坝。从这段文字看出，头台在察汗托罗盖岭，非察汗拖罗村。
[30]《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五辑，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出版。
[31]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二零《志九十五・食货ー》，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3495页。
近年考古发掘证实此城为金代章宗的泰和行宫遗址。该遗址文化层单一，仅为金代遗存。故此城与其他朝代无涉。明 洪武四年三月，明朝北部实行坚壁清野，将与残元势力接界的归降明朝的元遗民统统内迁北京，只留兵勇驻防。《明太祖实录》卷62洪武四年三月乙已条：“中书右丞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 州之民，密弥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 散，已令指挥使潘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 州县。”顺宁即顺宁府，今宣化市宜兴州今治所在今河北承德滦平县东北十五里小城子。如果说元代已有“太子城”这一地名并且还能清楚太子城遗址是金泰和宫的历史，那么洪武四年以后，关于太子城遗址的历史、传说及“太子城”这一地名将在崇礼本土及周边都应失传，可以说戛然而止，不会流传到现在。以后随着蒙 古部的驻牧及以后汉族流民及移民的进入，太子城遗址究竟是个什么城，生活在这里的无论什么人、什么民族都已无法说清楚了。大致在明永乐以后，崇礼成了明、蒙拉锯战的前沿，以后明防御 能力的下降，此地成为蒙古部落进扰明朝的孔道和驻牧地。与此同时，大量蒙古语地名开始形成。因此，现在崇礼的有关传说、蒙古语地名应该是从明初以后开始形成。其中太子城就是其中之一，《宣大三镇图说》载“边外太子城、大小庄窝各有夷巢环聚”（《龙门堡图说》）、金家庄“边外青把都部落驻牧”（《金家庄 堡图说》）。边外即明长城外。金家庄堡，今赤城县炮梁乡金家庄古城。金家庄边外就是其西面的崇礼县四台嘴乡。太子城位于四台嘴乡境内，金家庄西北方向上。青把都，全称青把都儿台吉，喀喇沁部领主，又称昆都仑歹成台吉，其父为喀喇沁领主巴雅斯 楞哈勒。太子城“夷巢”当指青把都台吉的驻地。蒙古王公子弟多 以“台吉”相称，“台吉”即汉语“太子”。故太子城名于“台吉”，此台 吉为“青把都儿台吉”可能性比较大。
[33]《口北三厅志》卷之一《地舆疆域附》
[34]《口北三厅志》卷十三《艺文》
[35]《奉使倭罗斯日记》，康熙二十七年(1688)，使团“次察汗托诺亥大坝，犹华言白头岭也。……山河一道，即达口之定 边河也。有蒙古沿岸穹庐以居，此中有皇庄与旗庄，同蒙古杂处。” 定边河，即清水河。皇庄与旗庄即官庄。
[36]《口北三厅志》卷之五《村窑户口》。
[37]《大清会典》督虞司条目下有：“张家口鹰手毎丁纳雉百。冷口鹰手毎丁纳雉百”，可知大致在清代鹰手人每年要缴纳雉赋100 到110 只不等。《大清会典则例》记载“张家口鹰手六丁，每丁岁交雉百只，阙一雉者折交银一钱。”
[38]《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料》第818 页，《康熙实录》卷一八三。
[39]（民国）《张北县志》
[40]《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料》第573 页，《康熙实录》卷一五五。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奉差安设口外五路驿站，内大臣阿尔迪疏言，喜峰口外设十五站、古北口外设六站、独石口外六站、张家口外八站、杀虎口外十二站。每站安丁五十名，量给与马匹牛羊，应如所请。其应给马匹牛羊银两差大臣前往料理。又该旗札萨克除公事外不许擅动驿站。如有应动车辆，令众札萨克供应，照例给价。”
[41]《口北三厅志》卷之一《地舆疆域附》。
[42]稻叶君山《 东北开发史》，满洲株式会社，19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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