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的一个晚上，偶然打开央视6频道，看见正在插播一则商业广告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预告将于几分钟后放映国产影片《黄金时代》。我有点好奇——这是一部什么样题材的电影呢，竟会使用如此铺张的片名？便想等几分钟，看一看这部电影的开头再去做事。不料看了开头，立刻明白这是演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的故事，且是由我较喜欢的影视新秀汤唯、冯绍峰和著名演员王志文等主演的。于是决定搁下原安排要做的事，坐下来静静欣赏这部“相见恨晚”的影片。
不过观看之初，我依然对这部电影的片名有微词：干吗要使用“黄金时代”这个名目呢？——是暗指“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还是仅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呢？看来都说不大过去。一想，编导们也许是指萧红这位颇有天分的女作家，其生命与文学的某一黄金时段吧。
因为我隐约记得，萧红1936年曾短暂旅居日本，借住在友人的一间狭小却舒适的空屋子里，平静而安闲，可以独自冥思、写作，暂时摆脱了以往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便在写给男友萧军的信中形容她的心境时惊呼：“这不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接着又补充道，“（虽然）是在笼子里度过的。”我觉得萧红这样讲，显然是联想到了此前她和萧军从东北去青岛，萧军临时接手编辑《青岛晚报》副刊维持生计，曾让当时还是初中学生的黄宗江等“文学少年”出钱包了一个版面，取名“黄金时代”——专发黄宗江等中学生的习作。萧红显然由此而对“黄金时代”这个词语留下深刻印象。而在她此前多灾多难的生命中，似乎还从未体验过“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美好时光，所以才将倏然而至的短暂安宁，谓之“我的黄金时代”。
于是我想，这个电影名称何不直接叫《萧红的黄金时代》？——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过于空泛费解之弊病，还对熟悉与不熟悉萧红的观众都将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好奇心、甚至票房号召力，且能更准确地概括这位天才女作家短暂而辉煌的传奇人生。
我个人之所以对萧红题材的影视作品特别有兴趣，是因为萧红生命中的第二任丈夫——或曰兼具其“文学创作黄金时代”的最亲密战友——端木蕻良先生，是和我有过八年交往的一位忘年之交的友人。同时还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由于一些历史纠葛所形成的某种根深蒂固的曲解加诬陷，使得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堪称巨擘的端木蕻良，在他生前身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均受到文学界某些人云亦云的虚假传闻的影响，而被文学界和文学史家们极大地低估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卓著成就，尤其是极度贬低了这位文学前辈的优秀个人品质与情操。这些，无疑都会给影视编导如何客观公正地处理萧红、端木蕻良和萧军、骆宾基等曾经有过情感纠葛的“当事人”的艺术形象，带来巨大的压力和考验（参阅另一博文《我和端木蕻良的一段往事》，见文末推荐栏）。
然而此前我还从没看过一部有关萧红的影视作品，只听说曾经上映过一部由宋佳主演的电影《萧红》。现在这部《黄金时代》居然也是演绎萧红的故事，怎不让我既吃惊又喜出望外？——当然也有一丝忐忑不安。
看完此片后，我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呢？
前文所称“相见恨晚”，对我来说只是个中性词。不论是好是坏，我都希望早一点看。虽然看完此片后，有惊喜与赞赏，但更多的还是遗憾。如果用感性一点的词语来描述我看完此片的感受，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喜忧参半，甚至有点柔肠寸断……
当然，我喜欢这部电影的表现手法：包括风格、情调、节奏、氛围，以及大部分的摄影、画面、台词、旁白等等，无不让人艺术地感受了一回那个逝去的特殊年代的某种魅力与温馨。我也比较喜欢一些主要演员的表演及其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比如演活了萧红的汤唯，颇有些神似萧军的冯绍峰，出乎我意料居然可以神形兼备地出演鲁迅的王志文，以及很让我印象深刻的许广平的扮演者丁嘉丽、聂绀弩的扮演者王千源、丁玲的扮演者郝蕾、胡风的扮演者冯雷、胡风夫人梅志的扮演者袁泉、周鲸文的扮演者张嘉译、白朗的扮演者田原、靳以的扮演者王凯、舒群的扮演者沙溢、许粤华的扮演者杨雪、周颖的扮演者张瑶、黄源的扮演者焦刚，等等。他们都给了我不同程度“乱真”的惊喜。
为什么我单单不提在剧中戏份颇重，且演技、造型都不错的端木蕻良的扮演者朱亚文和骆宾基的扮演者黄轩呢？这正是我所谓看完后喜忧参半、柔肠寸断的诸般心结之所在。因为这两个人物一点都不真实，不但让我惊喜不起来，还让我百感交集。
当我看到影片前半部分的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形象时，还勉强可以忍受；但看到后半部分，尤其是看到快结尾时萧红遭受种种“不幸”，端木蕻良竟然像人间蒸发似地从萧红身边消逝得“无影无踪”，我简直愤怒了——
怎么可以如此罔顾基本事实地肆意污蔑、丑化、贬损端木蕻良呢？
怎么可以只相信骆宾基所著《萧红小传》等明显的不实之词，而置 当年在香港与端木、萧红都交情甚笃的几位挚友柳亚子、周鲸文、张慕辛的诗文证言于不顾，去轻信骆宾基所谓“四十四天”独守病中萧红的弥天大谎，从而无端美化这个别有居心的人物呢？
好端端一部“众星捧月”、足可成就一段影像史诗的电影片，就这样被糟蹋了！
与萧红有瓜葛的四个男人（左起：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唯汪恩甲用剧照代替）
我对这两个被扭曲的影视形象之愤愤不平，与该片的演员甚至编剧、导演都关系不大——他们顶多算太过轻信而已。我最感愤慨的是制造谎言的罪魁祸首，以及当今不作细考、人云亦云的文学史家们……
由于本文体例与篇幅所限，我无法逐一澄清有关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之间的所有真相。只能简而言之地指出一点：在端木与萧红从相恋结婚至萧红病逝的五年间（1938-1942），夫妇俩在战乱中从西安到武汉再到重庆的颠沛流离中，免不了会有一些短暂的因故离别之事存在；他俩再到香港的两年间，也会因公奔走而短暂离家一日半日（端木除了写作，毕竟还担任着“香港抗战文艺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职务，并先后协 编和主编着《时代批评》和《时代文学》等期刊，须不时往返于他们在九龙半岛的居所和设在港岛的“文协”及刊物编辑部之间）；尤其是在萧红卧病在床、几度送医院作手术治疗或抢救的最后日子里，端木还因四处奔波向各方面朋友借钱筹措医疗费等，不得不恳求此前他们救助过的文学青年骆宾基协助他轮流看护萧红，这些都属于人之常情而毫不足怪的事情。但除此之外，端木和萧红一直是相亲相爱地生活工作在一起。直到最后端木守候在病床前眼看着萧红辞世，端木也是在亲自题写墓碑、选址埋葬了萧红的遗骨之后，才仓皇逃离已被日军占领多时的香港。试问，直到今天，除了某些人一直揪着不放的骆宾基那点死无对证且漏洞百出的不实之词，在香港与端木、萧红交往甚密的其他任何一位朋友、熟人，又何曾有过能证明端木竟然“不辞而别”甚至“背弃（萧红）出走”的丝毫证据？——反倒是足以根本否定那些谎言的证据比比皆是。
仅举与端木夫妇在香港过从甚密的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在撤离已经沦陷的香港之前，最后一次去看望端木和病中的萧红，有感而作的《再赠蕻良一首并呈萧红女士》诗为证。诗云：
谔谔曹郎莫万哗，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
长白山头期杀贼，黑龙江畔漫思家。
云扬风起非无日，玉体还应惜鬓华。
曹郎，即指端木，因其原本姓曹名京平（端木蕻良是他的笔名）。 开头句之“谔谔”，也是对端木品格正直的一种赞词。语出《史记·商君列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柳亚子此诗既称端木为“谔谔曹郎”，又赞其“温馨更爱女郎花（萧红）”，而且实写端木在萧红最后日子里的相濡以沫——“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其描述萧红与端木夫妇患难与共的感人场景，可谓历历在目。
那么，柳亚子称颂端木、萧红夫妇在香港“文坛驰骋联双璧”，又是否属实呢？只需罗列一下他俩从1940年1月19日赴港至1942年1月22日萧红辞世这短短两年间的重要著述成果，便可见一斑——
萧红在香港期间写作和出版的著作有：《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0年12月香港完稿，1942年由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中短篇小说《马伯乐》、《小城三月》、《旷野的呼喊》等。其中《呼兰河传》是萧红继《生死场》之后的又一部杰作，技巧更趋圆熟。此外还须提到，萧红与端木于1938年5月16日在武汉正式举行婚礼之后，她和端木不顾时局的动荡，各自仍在勤奋地写作和发表作品。尤其1939年在重庆出版的《回忆鲁迅先生》，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她和鲁迅交往接触的点点滴滴，被公认为是回忆鲁迅的文字里最耐读亦颇有史料价值的一种。
端木蕻良在香港期间写作和出版的著作有：《风陵渡》（1940年香港出版）、《江南风景》（1940年香港出版）、《新都花絮》（1940年香港出版）、《大时代》（长篇小说，1941年起，边写便在香港《时代文学》连载）、《大江》（长篇小说，1942年在香港完稿，1944年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端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科尔沁旗草原》，也是在他和萧红结婚后的第二年（1939年）于重庆修改定稿，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部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诗般大气之作的出版，亦是端木与萧红志同道合幸福婚姻的见证。
电影《黄金时代》的剧中人（左起：端木蕻良、萧红、萧军、聂绀弩、丁玲）
在为影片《黄金时代》的得失而唏嘘慨叹之际，我依然寄望于曾经屡创佳绩的中国影坛：何时才能推出一部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叫好又叫座的——表现萧红、端木蕻良等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文化精英生命历程的佳片？
我将翘首以待！
2016年3月26日03:02:06 于释梦斋
[后 记]
之所以下决心草拟这篇小文，还有一个原因是，三天前的深夜，我偶然去网易博友西月的博客里，重阅了她的一篇关于萧红的散文，又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此事并作了一条短评，然后才动笔撰写此文的。现将那条评语引录如下：
遂夫 评 西月《呼兰河边忆萧红》 2016-3-22 14:03:03
西月好！近来依然是忙乱不堪，久疏问候。
每次来到朋友的家园，总是禁不住要重读一遍你的美文《呼兰河边忆萧红》。读着读着，我的耳 畔也会和你一样，仿佛听到了萧红发自悠远的历史深处的“一声轻轻的叹息”。可是每当我阅至你提到为萧红稍感庆幸的那句话——“好在，还有一个叫骆宾基的男人，陪你走完了这短短32年的人生”——心里又禁不住要惶惑不安良久。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恰恰是这个心理可能有些扭曲的“叫骆宾基的男人”，不仅给临终前的萧红带去了一抹挥之不去的阴云，也给自始至终挚爱着她的夫君端木蕻良，带来了困扰其后半生的世人的误解和至今尚未彻底澄清的一段“文坛冤案”。这正是我要在自己的网易博客首页，以置顶的位置长期刊载拙文《我和端木蕻良的一段往事》的难以释怀的心结……
转发了这条评语之后，我还想补充一点。
西月在文中称骆宾基陪萧红“走完了这短短32年的人生”，似乎夸张了一些。即便按骆宾基本人的计算，他一共才守护了萧红“四十四天”——而实际上只能说是他与端木轮流换班守护的日子（其中包括他俩一起守在萧红的病榻前眼看着萧红离世）。而此人在萧红去逝后，居然四处散布说：萧红曾答应他，“等我病好了跟你走”，意思是要和他一起生活。——这种死无对证的谎言，鬼才相信！
更荒唐的是，此人在《萧红小传》里一再称端木是萧红的“同居者”。事实上，端木是萧红一生中唯一和她公开举行了婚礼并有证婚人的合法丈夫。另一个虽有家庭包办的婚约却并未举行婚礼、后来对方家庭还公开提出了退婚的丈夫，则是汪恩甲。除此，萧军只是和她同居过。二人后来经过协商公开分了手，萧红才和比他小一岁的端木正式恋爱、结婚。一直到萧红去世，端木和她都从无离异或分手之事存在。这些铁一般的历史真相，由于骆宾基的种种不实之词流传，再加上那位与萧红分手后可能旧情难忘、心有不甘的萧军及其“萧军党”作家群的不断捣鼓发酵，事情竟完全被颠倒了——萧军似乎成了萧红的合法丈夫；端木倒成了“第三者插足”；骆宾基居然成了“对萧红有真爱”的“无私奉献者”。而当今的大多数文人，包括影视圈的编导演，几乎清一色地相信了这些谎言。我怎不为朋友的冤屈而忧心如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长期被众人冤屈的真正受害者端木蕻良，由于其自身性情温和内向，再加上终生沉浸于对萧红的深爱与怀念之中，所以他从来就对别人的诬陷与非议置若罔闻不辩一辞，更不会去攻击那些非议他的人。而是只顾埋头写作，执着地生活在他不懈追求的文学梦中；同时也执着地为萧红的身后事不懈奔走——比如最初一手操办萧红的墓葬，细心到将萧红的骨灰分作两份，一半葬于香港浅水湾，一半罐装掩埋于香港一所女子学校以备日后归葬内地故土之用。解放后因一再设法寻找那一份掩埋 后却失踪的骨灰未果，便又设法将浅水湾的萧红墓葬迁回大陆。而在端木料理这一切时，竟然被人误以为是“陪伴萧红走完32年人生”的骆宾基又在哪里？此外，在每年的清明节，端木都要私下祭奠或作诗填词悼念萧红。对于以上种种，尤其是他不解释、不澄清、也不驳斥攻击冤屈他的人，这在我和端木相交的八年之中，我都曾很不理解地问过他，还建议他自己动笔写出全部真相来——他多半是一笑了之，予以谢绝。这到底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他的品行高洁，抑或看破红尘与世无争？我希望有心人不妨对此作一番专题研究。
还有一点我不理解。电影《黄金时代》塑造了那么多相关的文化界历史人物（包括鲁迅先生），何以偏偏漏掉了堪称文豪级的著名作家茅盾？难道就因为茅盾对端木当时出版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评价极高，又和端木在香港共同负责“抗战文协”的领导工作，对端木在港期间的各方面优异表现比较赞赏，就把他也视为“端木党”而刻意回避？不论基于什么动机，在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传记影片中作这样厚此薄彼的处理，都是很不公正的。
这是端木蕻良当年（1942年）在已经沦陷的香港浅水湾亲自秘密安葬并题写简易墓碑所拍下的萧红墓珍贵照片
这是经端木协调后从香港迁回内地重新安葬在广州银河公墓的萧红墓
青年时代才貌双全的端木蕻良（1912-1996）
博主与晚年的端木蕻良合影（1988年5月摄于安徽师大）
这是晚年的骆宾基（1917-1994，他比端木蕻良小五岁却比端木早两年辞世）
[补 记]
刚才见一博客网友写了条评论，我觉得似有回复的必要。现将他的问题和我的回复引录于下：
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著 评论 2016-3-28 16:16
您在文章中提到的诸多文人，梅志《胡风传》中多有提及。因读了《胡风传》，所以对这些文人感觉很亲切。但《胡风传》中对端木亦颇有微词，不知端的。
遂夫 回复 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著 2016-3-28 19:32
我没看过《胡风传》，也不知道胡风夫妇会有多少机会接触了解端木蕻良。胡风夫妇对与端木结婚前的萧红有所接触了解是肯定的，但他们是否有过接触端木的机会则须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从情理上讲，自萧红去世前后的三四十年代起一直到今天，由于骆宾基的不实之词推波助澜，在涉及萧红与端木感情生活等问题上，“萧军党”的舆论一直占上风也是肯定的，所以一般人提到端木时会有微词，应该不足为奇。你看现在有些略知内情的人士写文章，能够说上一句“端木对萧红的感情还是真的，只是性格上可能有缺点”，已经算是相当主持公道和敢于说真活的人了。
若说性格上“可能有缺点”，那萧军岂不是更应该被人诟病？比如：他经常粗暴地殴打萧红（这在鲁迅见到萧红的伤情而责问萧军时他就承认过）；以及他后来不顾萧红怀有身孕几度远走高飞（去西北、去延安）；其间还专程回来和萧红协议分手，另与他人结了婚。这些事假如反过来落到端木身上，岂不是该天打雷劈！所以二萧的分手完全是萧军自己造成的，与端木一点关系没有。萧红后来选择正式嫁给性情相对比较温和且志同道合的端木，正是她历尽生活与情感的沧桑之后所作的理性选择。所以我始终认为，有的人硬把端木当成二萧分手的罪魁祸首，或“始乱终弃”的小人 ，若非不知内情的想当然之辞，便是故意栽赃诬陷。因为这与萧红、端木共同生活期间的诸多客观事实一点都对不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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