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克伊（Kay·Thiede）从老家德国来到上海时，头一个要搞定的问题就是，要把新家安在哪里？“当时公司给了我两个选择，住在市中心或是嘉定区安亭新镇。”他回忆道，“当我看见安亭新镇的照片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就是这儿了。”他说，比起市中心的繁华，他更倾心于安亭新镇天青水绿的环境和自由的氛围。
一晃眼，12年过去了，两个月前，克伊刚在自己开设的公司里和中国同事们庆祝了生日，“我已过了耳顺之年，如今，在这里的生活完美契合了我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样子——安居于此，做着热爱的工作、拥有美满的家庭，努力把每一天都过成最好的一天。”
与克伊年龄相仿的俞大姐，安家于此的时间更长一些。15年前，东北人俞大姐成了新镇社区的第一代业主，也是社区首位居民党员。提起往事，她的故事里总离不开第一代“新镇宝宝”，“莫说孩子，就连那个最出名的毛逗逗，他妈妈也是我看着成家生娃的。”爽朗的笑声中，俞大姐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规划建设20年来，坐落在上海嘉定的安亭新镇，已由一片被称为“睡城”的空地，蜕变成了今日实景呈现的国际融合居住区，2万多常住居民和企业公民在此安家。日前，记者采访了一些与安亭新镇一同成长的“设计者”和“拓荒者”们，听他们讲述在此安家、生活、乃至重构心灵故乡的故事。
琐碎又真实的生活
让安亭新镇“感染”了烟火气
讲述人：俞大姐
63岁，人才引进来沪16年、安家在安亭新镇15年，新镇社区的第一位居民党员，第一代业主。
俞大姐的记忆中，最早入住的业主们尽是携老带幼从天南地北来上海打拼的，其时新镇到处都是工地，“谁能想象现在最热闹的雅苑商业院子只是当年的野球场”，偌大的德式院落亦难寻烟火气息，“不像住进了两三千人”，这份“冷清”就成了一度网议的所谓“睡城”。
新镇早期导入的一部分人口与本地职住关联并不显著，新上海人也少有“地段”敏感，俞大姐家就是这样——爱人新单位在四川北路，朝九晚五自驾进出很方便，她自己日常通勤就靠小区班车，在中山公园班车站点周边解决采买，龙之梦一带都“逛透了”。
交通便捷 环境优越 集中能源，加上这里高绿化率、低密度社区、异域风情的建设标准，打动了俞大姐来新镇安家。
随着越来越多的业主定居于此，安亭新镇也“感染”上了烟火气，毛逗逗们的呱呱坠地，孩子、老人、主妇，琐碎又真实的生活，驱动了家门口消费，自然产生了家门口的创业和就业。
漫步在新镇如今的商圈——雅苑，“谁能想到当年这儿是个野球场呢？”更有意思的是，新镇大大小小的食肆饭馆，投资人基本都是新镇业主。
在前滩综研何万篷院长看来，能够服务于这些的就是软实力，或许就在暗夜里的某一时刻，街边、楼下那一爿亮着灯的便利店或小食肆，就是温暖灵动、直抵人心的城市元素。
新镇生活充满着想不到的许多可能。在这里，干了半辈子国企的俞大姐告别“朝九晚五”的活法，在职业生涯的下半场经历多个职业转换。俞大姐做过房产中介、为邻居们代理保险，凭着对新镇的熟悉，还参加过两次国家人口普查工作，亲眼见证新镇慢慢的兴旺。
俞大姐在新镇第一家房产中介做了五年，期间客户大多是上汽员工，更有越来越多的老外租房客，她熟知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成家、升职、做大的成功故事，“有做到上汽集团高管的，也有做贸易赚了钱把公寓换成大别墅的，就地解决改善居住的太多啦”。
与新镇一河之隔的地方，是立志要为中国造车“输送足够多人才”的上海国际汽车城，正亟需安亭新镇破题“职住平衡”——其时的汽车城已经通过成功的产业集聚，导入了十万之众的产业人口，其中仅研发板块就有上万名中高级科研人员，同济嘉定校区导入的教职工和学生就达一万五千名。
“留得住人、才能有城”，安亭新镇必须向日壮夜大的产业人口输送信心、建立信任，成为汽车城软实力的硬担当。
厚植与深耕，
“软实力”一开始就是新镇建设者们的标的
讲述人：荣文伟
53岁，工作生活在安亭新镇20年，第二代业主。
20年一路走来，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荣文伟身份的“多变”，几乎勾连着安亭新镇每一起重大变化。
他最初是参与市里汽车城项目规划的论证、决策，然后留在嘉定，成为负责汽车城开发的区属国企老总，最后索性举家迁居到安亭新镇，他把自己最精彩的人生留在了新镇。
新镇向前进，老荣总会时常往回看，安亭新镇的两万多市民，日常生活是嵌入了城市进步、建设创新的篇章。
老荣回忆道，新镇启动于“入世”前夜，时值中国向全球最强工业完整度发起冲刺，动议时就明确为上海所需“有门槛的工业” 配套的、指向国际认同的核心生活空间，实操中再有“德系顶尖设计”“集中能源”“共同沟”“绿色建筑”等概念的加持，在国内外一时风头无两。
农田上造城，所必需的基础性、铺垫性动作，历经14年、两家开发主体的接力——嘉定区主导8年、上海地产集团主导6年，14年间，市场起伏、行情涨跌、政策松紧，以及市场对建筑风格的接受度、生活配套进度的存疑等，压力始终山大。安亭新镇的开发并无前例可循，这也是《安亭新镇的崛起》一文强调“拓荒者”概念的由来。2000年启动的汽车城早期策划阶段，历经海内外多个城市的19轮论证。首轮8年开发，嘉定区倾力完成新镇一期全部市政建设、西区住宅交付和中心广场投用；上海地产接力的6年中，新镇形成社区综治联席会议制度、成立社区居委会、引进第一条公交线—— “城镇管理”在这一时期真正凸显；作为功能性市属国企，上海地产以开放态度，为引导市场力量参与新镇开发，为推动万科集团进驻安亭新镇发挥主要作用，同时也为今天万科集团主导安亭新镇的开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商业企业借鉴社会企业的思路来做小镇公共事业社会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一种最重要的组织形式的创新。因为社会企业不太可能马上就能有很多的回报，所以社会企业更需要的商业投资是耐心资本。运用市场手段、满足社会目标——市场化方式改造的公共事业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战略与能力联系起来。
新镇建设者们20年前希望实现的“让人憧憬、向往、信任、认同、喜欢”的目标，今天就叫“软实力”，这是需要时间维度的传承接续。
“比起德国人，我更像个中国人”
讲述人：Kay·Thiede
德国人，2010年来到上海，定居在安亭新镇。
“朋友们都说我，比起德国人我更像个中国人。”在采访中，克伊（Kay·Thiede）把这句话重复说了好几次。
今年春天，安亭新镇也进入封控之中，这让克伊感到不习惯，“家里的娃要出去运动，宠物狗也要出去遛。”不过，他说，我明白呆在家里是对我们的保护。慢慢地，他逐渐适应居家生活，还把邻居们都认识了个遍，“让我意外的是，新镇社区的居委会和居民们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前，都团结起来，一起面对，住在这里的居民真正成了一个社群。”他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国家，虽然在封控期间我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换个角度，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是个契机，让我能够解决所面对的困难，得到了锻炼。
“经过一段时间的封控，与其他人不同，我好像是唯一选择留在这里的外国人，”克伊说，但我在这里有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和合作伙伴、我的家庭、我的朋友们都在这里扎根。这也就是为什么朋友们都说，比起德国人我更像个中国人。“在我自己心里，我已经是个中国人了”。
“当时，从决定来中国到落地上海，我只花了24小时。”克伊说，在来到安亭新镇之前，他几乎在全球各国都工作、学习过，而现在，他更享受安居于此的生活。“年轻的时候，我更愿意去接受新鲜的事物，如今我已60岁了，我的生活态度转变了，更愿意安定下来，与家人共享快乐每一天。”他说，现在的安亭新镇，正与他当下的生活态度完美契合。
克伊还给记者讲了个小笑话，“当初我要买辆代步车，我的妻子说我是德国人，应该买辆奔驰，”他说，我拒绝了，我要买国产车，最后我买了两辆比亚迪，一辆家里开，一辆作为公司用车。说着，他给记者看了公司那辆比亚迪的照片，红色的车身上印着克伊公司的名字，“我知道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幸运，我公司的布置也充满了红色元素。”
如今，克伊更喜欢每周去离家500多米的超市买菜，“我从不在网上买菜。”他说，更喜欢去超市挑选，看看蔬菜的样子、闻闻蔬菜的味道，以此判断它们是不是新鲜、会不会好吃。而这里对克伊一家来说，也并不只是超市这么简单，“周围的邻居也会经常来这里，我们在这儿聚会，孩子们在这儿一起玩耍。”
除此之外，克伊还在东华大学的建筑和材料设计专业担任兼职老师，“我希望能教下一代一些东西，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价值。”
“容器 运营”，让人不由自主地爱上这儿
讲述人：洪丽娟
新安社区党支部书记
安亭新镇现在的社区活动，繁忙且丰富。于大姐和俞二姐都是新镇名人，新安社区党支部书记洪丽娟介绍，“这是串联起社区治理和业主互动的重量级人物”，两位大姐的党员关系正式转入新镇社区，生活重心完全回归，正是老大姐们的“唆使”，生长、工作从未离开过安亭老镇的洪丽娟，来新镇任职5年后，把自己的小家也安在这里，成了第三代业主，“老早这里叫江边，要摆渡过来的，从小到大没人想到来这儿转转。”
这个“要摆渡”的地方，现在成了上海制造向西连接的出口之一、也是海陆空交通线交汇点——距市区、虹桥枢纽、吴淞港都只25公里左右，出路便捷，来者不拒。
新镇地标森林俱乐部商务接待的客户半径越来越远，长租公寓“泊寓”爆满，足球场上总有比赛——除了业主、租客，这里出现了办公人群，还时不时会有慕名前来兜风的年轻人坐在露天咖啡馆嬉笑、聊天或发呆。
洪丽娟告诉记者，如今社区里，三分之一是老上海人，三分之一是新上海人，还有来自全国近50个国家的200多名外国人。
安亭新镇走入“容器 运营”的时代业已6年。市中心有的那些花样，这里也会有的——剧院、图书馆、社区商业、社区办公、长租公寓、长者公寓、教育机构、医养项目、体育场、主题公园，万科对“容器”的持续投入手笔很大，所获的综合效益影响深远，“容器”装得下足够多千奇百样的“内容”，“容器”就是社区自有的交往平台、生活舞台，一个不怎么依赖市中心的活生态、生活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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