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小康”一词具有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被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特别能引起中华民族情感共鸣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回顾小康概念的历史演变，分析和研究小康概念的当代意蕴，对于认识小康和小康社会概念的丰富内涵，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继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1]。我国根本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成为现实。追溯“小康”概念的来源，探究“小康”概念的演变历程，对于我们理解小康社会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接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小康”一词具有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小康”一词古已有之，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礼记》将“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加以阐释，“小康”概念逐渐生成。在古代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小康”一词的含义不断演变和发展，“小康”一词中所蕴含的理想也“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许。近代以后，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先进中国人在传统定义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小康”的内涵，“小康”一词拥有了更为强烈的现实意味和更为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小康”概念的生成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经》中的《民劳》篇是“小康”一词的最早语源。“小康者，安此劳民。”（《毛诗正义·民劳》）这里的“小康”，指的是人民得以从劳役中解放出来、稍事休息，是在“周民罢劳”的背景下，统治者“施之以宽”（《左传·昭公二十年》），使民众从“赋敛重数、徭役烦多”中稍得“小安”。此时虽尚未形成具有较为成型概念的专有名词，但这种表述展示了对社会群体的一般画像，其中已然隐含着统治者施行仁政以完成社会治理的意蕴。
《礼记》中“小康”一词的使用与《诗经》不同，显示出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伦理意蕴。《礼运》一篇将“小康”描述为与“大同”相独立的社会形态，从社会伦理、经济状况、政治秩序、文化形态等多方面进行了概括，对“小康”的治理图景进行了系统描述，“小康”成为了拥有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不同于“大道之行”的公天下时代和“外户而不闭”的太平盛世，“小康”被定义为大道隐没的家天下时代，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一时之治。较之“大同”，“小康”在时间上与当代更为接近，但在治理层次上却出现了明显退化。从词义上来看，这里的“康”被认定为“行礼自卫”“用礼义以成治”，而非运用“忠信”这一“大道敦朴之本”，故“比大道为劣”（《礼记正义·礼运第九》）。也就是说，“小康”虽然可以称为乱世中相对凸显的治世，但仍属次一等的社会治理图景，不可与“大同”这一儒家向往的最高社会形态同日而语。即便如此，从《礼运》的界定中可以看出，“小康”本身属于很高的治理层次，为儒家推崇的远古圣贤中的“三代之英”专属，并非后世一般意义上的“承平”“中兴”所能企及，是美好但遥远的理想。总而言之，自《礼运》始，“小康”和“大同”成为儒家文化背景下全社会追求善治的共同向往和理想寄托，“小康”的内涵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治理的层面。
（二）“小康”概念在古代中国的含义演变
汉代对“小康”一词的使用多停留在民生维度，汉元帝曾在诏书中引用《民劳》原句，佐证其欲“使天下安土乐业，无有摇动之心”（《汉纪·孝元皇帝纪中卷第二十二》）的意图。在贾谊的《新书》中，有大小程度之分的“康”与因礼的缺失而导致社会失序的“凶”相对，代表不断变化的民生状态。汉末以降，及至南北朝，小康亦与“厚生”之意密切关联，具有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内涵，是在“民力凋敝”（《魏书·列传第十五 穆崇》）“生民殆尽”（《三国志·吴书·吴范刘惇赵达传第十八》）的“酷乱”之世中，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采取的“息民省役”（《周书·列传第三十九 艺术》）的缓和之策，也寄托着“百死之余”的平民百姓对安定自足生活的渴望。“小康”逐渐指称一种现实生活中较为良好的社会状态。
唐宋时期，总体而言，安定平稳且趋于上升的封建社会治理层次成为常态。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话语中，“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状态，从《礼运》中可望不可及的远古之事，成为可以触达的现实之治，更多史料显示了统治者“思致小康”的愿望，理想同现实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对“小康”的认知，就长时段的历史轨迹而言，介于乱世与至治之间，是通往“大治”“大道”“大化”“至化”“至理”的桥梁，是向更高治理层次发展的基石；而从具体的指代来看，唐宋之间也多有君主号称“时属小康”。“小康”的标准聚焦于农业和军事两个领域，常与“时和岁丰”“海晏河清”（《全唐文·后唐明宗 七·停幸邺都御札》）、“年谷屡丰，兵革罕用”（《通鉴纪事本末·秦王之乱》）、“边鄙不耸，年谷顺成”（《全宋文·宋孝宗七二·禅位诏》）同时提及，以描绘大有丰年、庶无战事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图景。经济是民生兴旺之本，“农祥荐臻，嘉谷丰衍，宿麦滋殖，闾阎之间，仓廪皆实，百价低贱。”（《全唐文·代宗 四·大历八年夏至大赦文》）是小农经济条件下黎民百姓最渴求的经济运行态势；与此同时，安定的社会环境也因小农经济自身的脆弱性而成为其发展的必要前提。
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沿袭了前朝的“小康之志”，明成祖朱棣曾表示“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皇明通纪·历朝资治通纪卷之四·成祖文皇帝纪》）。此外，虽然此前已有从个体意义上使用“小康”之处，如“小康何敢望，生计且支撑”（陆游《农家》）、“家道小康”（《夷坚志·宝叔塔影》）等，但为数不多。受到市镇经济和俗文学蓬勃发展的影响，明清时期“小康”描述个体生活状态的场景更加显见，在俗文学中得到频繁使用，“家小康”“家道小康”成为一种对个人基本经济状况的速写，“小康”的表述愈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种介于“温饱”和“殷实”之间的状态，覆盖面更为广泛，却也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若“百姓连年被灾，即向有小康之户，亦无不转徙迁流，失其家业”（《李鸿章全集·奏议·同治十二年十月·附·宋晋奏（2）》）。“小康之家”彼此间亦有较大的差距，清末有诗形容这种状态是“斤斤用务啬，酒肉不敢尝”（《感时述事八首》），但也有人提到“小康之家多有积粮至千百石者”（《李鸿章全集·奏议·光绪十五年三月·直境缺粮恳请调剂折（1）》），可见小康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层次。
作为儒家思想中理想之治的话语表达，在儒家学者的视野里，全社会层面上的小康理应建立在效仿“古之治法”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汉唐盛世被称为小康的前提在于其“犹有古意”（《读通鉴论札记·卷末叙论》），有学者则认定汉唐“非先王之学……以一曲之见，幸致小康”（程颢《论王霸劄子》）。朱熹认为，“千五百年之间……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答陈同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真正的追求从未停留于“小康”，“王道”不能“终限于小康”。有清儒表示“虽或小康，终不成治”（《潜书·性功》），汉唐宋的盛世可以称为小康，但同儒家理想中的三代盛治无法相提并论，也无法满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只是通往更高层次的理想社会的预备阶段。
总体而言，在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及受其影响的封建社会中，“小康”一词具备以相对安定富裕的生活状态和相对安定太平的治理形态为主的多重语义。但不论其具体含义如何，背后所体现的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昭示着一代又一代先人共同追求的理想状态和奋斗目标，是在封建社会中可望、难求、易失的美好阶段，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轨道上的一时之治。应该注意到，一方面，这种“小康”是在儒家学派影响下的“小康”，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话语体系下的“小康”，是维护儒家自身正统性的工具，是向远古之世的复归，最终目标是将国家社会带回儒家理想中“圣王之法”的道路上去，并非真正意义上人类社会向前演进的状态；另一方面，作为带有鲜明政治意味的话语，“小康”也是封建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随着封建统治的强化，“小康”逐渐在统治者掩盖压迫、粉饰太平，官僚阿谀奉承、谋求私利的过程中蒙尘，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美化统治的工具。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下，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小康社会。
（三）近代中国对“小康”的诠释
近代以来，“小康”概念的演变逐渐同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交织在一起。梁启超指出：“‘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2]康有为借古改制，充分利用了小康阶段性的特点。他在何休“三世说”的基础上，将其与《礼运》的思想融合，形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历史发展逻辑。康有为认为，“太平世大同之道”《礼运注》是孔子的理想所在，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而小康是“不得已”的第二选择，也是通往大同之道的路径，并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对“小康”通向“大同”的历史进路进行了再解释，构建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梯向前演进的途径。他认为三世分别对应着“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种社会制度，“大同”“小康”分别对应着“渐有文教”“文教全备”（《春秋董氏学·春秋例·三世》）的情形，而“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必须“循序行之”（《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其现实目的根本在于实现“小康”，而完成“君主立宪”。
孙中山的“大同”“小康”思想建构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国方案之上。孙中山革命的指向在于“建民国”“进大同”，他的“大同”思想受《礼记》中的“大同”思想感染颇深，崇尚“三代之治”所建立的在“保民”的基础上“真能教民、养民”[3]199的国家。由此，他认为当时的苏俄接近这种有别于小康的大同状态，“小康”则是中国完成革命方略、贯彻革命主义、通往“大同”治世的中间阶段。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失败时，他曾提及，“无由致治，仅可得小康而已。”[3]267
二、改革开放后赋予“小康”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使用过“小康”概念，但这时的小康仍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小康”，不具备现代化的内涵。毛泽东并未使用“小康”的概念，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始终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赋予“小康”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小康”概念日益丰富。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小康”和现代化的认知
民主革命时期，“小康”的概念已为中国共产党人所使用。李大钊在《战争与人口》中阐述了对“齐民于小康之域”[4]的思考，方志敏记录了“‘如何使太富者小康，赤贫者不贫’的问题”[5]，恽代英、陈赓、谢觉哉等人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小康之家”“生活小康”“家颇小康”的概念，陈毅在1944年更是以豪迈的革命情怀大呼解放区“大同尚有期，小康已中的”[6]。由此可见，“小康”一词在当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并已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引发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改善民生的思考。
毛泽东虽没有明确使用“小康”这一概念，但他确立的现代化的目标，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奠定了基础。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7]的口号。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8]132。1957年，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9]，并于1960年前后首次将“国防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并列提出[10]，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思想逐渐形成。与此同时，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8]479这种思路也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所继承。此外，在毛泽东的论述中，还出现了对“大同”的向往，期冀中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1]1476但这种向往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近代探索，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同”，毛泽东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1]1471从实践的层面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小康社会的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为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物质保障、精神支撑和安全保证。
（二）邓小平用“小康”指代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使用“小康”这一概念指代中国式现代化，在传承“小康”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含义。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具有现代化内涵的“小康之家”概念。1980年后，“小康之家”这一用法逐渐为“小康”替代。邓小平将“小康之家”“小康”定义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并为实现小康规划了时间表，认为“到本世纪末，中国……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12]237。这种状态较之西方依然落后，因此仅称得上“小康”，是一个“日子比较好过，社会存在的问题能比较顺利地解决”[13]“但并不富裕”[14]824的情形，要使人民生活富足“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12]237。
此后，邓小平对“小康”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释。1980年，邓小平把“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15]180确立为小康的目标，这一目标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得到了详细阐述，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定型为“三步走”战略，其实现被视作“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16]。而对小康概念的界定也根据整体形势进行了调整，从“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17]54“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12]416-417，量化指标被圈定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15]180。这一水平是高于贫困和温饱、但低于富裕的状态，大致相当于国际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小康”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用的“小康”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刻丰富的内涵，可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邓小平所使用的“小康”概念同历史上“小康”的相通之处在于，都认为“小康”是一种相对较好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一定时期的奋斗目标；以人民物质生活为主要衡量标准，侧重于民生和经济领域，经过温饱达到小康；认为小康是通往更高社会状态的必经的桥梁，要在小康水平的基础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17]256。
邓小平虽然沿用了传统的“小康”概念，但“小康”的实际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本质上，改革开放后的“小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小康，“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18]，这区别于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统治下的小康，“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4]1343。邓小平尤为强调小康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指出“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14]1170。在目标上，邓小平所说的“小康”旨在实现现代化，是在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消灭贫困”[17]109、达到“共同富裕”[17]216“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17]226的必然阶段，是“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17]204的前置阶段，而非重现儒家学派描绘的大同图景。在方法上，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考虑中国“底子薄，人口太多”[14]785的客观条件，“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12]356，使“小康”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小康”概念的丰富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小康”的概念。1991年，人民群众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开始向小康生活迈进，并于2000年前后实现了总体小康，即在总体上跨进了小康的门槛。此时所称的“小康”体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意味着总体而言在温饱的基础上达到“丰衣足食”的标准[19]1401。虽然解决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但“标准还比较低”[20]249，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20]416。这一时期，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小康”概念进一步丰富。
第一，推动“小康”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变。升级为高水平的小康，首要标志是发展进程更加具体明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这在原有小康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的表述，规定了“2010年—建党一百年—建国一百年”的战略构想，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进一步延展。2000年，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实现国家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长过程，总的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2]，将小康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中，展现了“小康”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为“小康”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总体要求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543。由此，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更为宽裕殷实的小康生活成为了新的目标，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日益显现，这一目标“有利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20]415。
制度建设也是实现高水平小康的重要一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用制度建设保障小康的实现和巩固。1992年，江泽民提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3]253
第二，推动“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向“全面”的小康转变。小康建设使更多人摆脱了贫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同领域之间的发展出现失衡。这些问题要求为“小康”注入“全面”的内涵，让人民共享小康福祉。
一方面，覆盖的人口更加全面，农村被视为实现小康的重点和难点。1991年，江泽民指出：“农村经济得不到相应发展，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就不可能实现”[24]。1992年江泽民专门提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23]259。由此，引导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达到小康水平”[23]263成为小康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切实解决农村七千万人口脱贫问题，使农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3]464被列入了“九五”期间的目标。扶贫开发也被提上了“任务日程”，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20]249
另一方面，涵盖的领域更加全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0]544被反复强调，体现了小康建设的主要任务；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多领域的标准也被频繁提及。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从多个维度阐述了小康的意蕴：“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19]1401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19]1374 20世纪90年代制定并修改的《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从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等五个方面共16项指标对小康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小康的领域更全面、标准可度量。2002年，江泽民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与我们加快推进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是统一的。”[20]416“小康”被赋予了更与时俱进的意义。
（四）“小康”概念的进一步深化
作为“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重要环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处在国内外危与机交织的大背景下，国际形势变化深刻复杂，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同时存在，党的执政环境和条件、执政目标和任务、执政方式和方法以及党员、干部队伍状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小康社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2007年，党的十七大初步提出了“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衔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所制定的小康目标，立足发展难题和群众关切，充实和完善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将目标进一步定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多次出现，同后来确定的“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相连。这代表着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步伐加快，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即将实现。
第一，对小康社会性质的更鲜明认识是这一时期对“小康”解读的变化的首要体现。建设小康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关键。”[25]74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小康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在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小康的历史中是一以贯之的，但新的形势对党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应对新问题、提出新方法。
第二，从发展布局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人对“小康”一词的“全面”意蕴的理解更加深入，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要求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提高小康覆盖的广度。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靠发展”[25]578。2003年，胡锦涛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25]104。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25]387，后来又纳入了“生态文明建设”，小康涵盖的领域持续扩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初具雏形。从区域上看，一方面，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推动形成合理区域发展格局的同时，重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深入推进扶贫开发，确保贫困地区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26]；另一方面，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5]247，“自觉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25]68。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和推动科技创新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被放在了关键位置。胡锦涛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27]341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不断完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也对科技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社会信息化趋势的加强和科技作用的进一步显现，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27]598受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作用日益凸显。胡锦涛提出，“能否抓住机遇、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直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25]178。需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5]402。
三、新时代小康社会内涵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所谓“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拼搏奋斗取得、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小康，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小康。在实现这一中华民族千年夙愿的历程中，“小康”的进程愈发清晰、意义日渐凸显。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核心概念
党的十八大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高频词。“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进入了决胜期，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方面要求。决胜的目标在于“全面”，“全面”指称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由此成为“建成”的关键点，强调，“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28]24。“全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29]79，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健康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强调；二是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一个都不能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9]2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的短板主要在民生领域”“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29]79；三是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29]81“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28]32。
（二）脱贫攻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路径
所谓“全面小康”，不是“同一水平小康”，并非在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基础上倒推增长速度作为目标，而是在各地发展基础上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打好脱贫攻坚战，“补好扶贫开发这块‘短板’”[28]47，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脱贫攻坚”的目的是使“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30]37，消除绝对贫困。“脱贫攻坚”中的“贫”区别于此前同“小康”阶段相并列的“贫困”阶段，是以1978年标准为基础，经过2008、2010年两次调整形成的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是一条“稳定温饱标准”，即按2010年价格每人每年生活水平2300元。贫困人口达到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后，能满足“吃饱、适当吃好”的稳定温饱需求，还能满足基本衣着、用品、水电、交通通讯等非食物需求，并能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实现安稳度日、不愁吃穿的比较宽裕的生活状态。[31]在指标之外，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准是发展实效，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走过脱贫攻坚的历程，我国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整体上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我国也成为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实现小康社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30]89用制度保障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体现，是对“小康”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0]110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并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0]109，制度也被纳入到了现代化的考量范畴，被认为是小康社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历程中，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能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在脱贫攻坚的进程中，我国还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加强了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了一套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帮扶体系、社会动员体系、监督体系和考核评估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以管理体制为核心的有力制度保障。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太平治世的崇高理想，反映了中国人民期待幸福安康的不变夙愿。这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千年求索、百年奋斗的目标从古代延续而来，历经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演变与完善，形成了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能够引起中华民族强烈情感共鸣的核心概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0]15，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从通向未来的延续性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换言之，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首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由此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接续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摆在了更高位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三大战略举措成效显著，最终在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中国由此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跃升至新发展阶段，从生活宽裕向共同富裕进发。中国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2]
综上所述，“小康”一词从儒家典籍中的平民生活状态和理想社会模式逐步演化，在改革开放后被赋予了现代化的内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代名词，并在此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理论的升华和实践的推进中逻辑更清晰、内涵更丰富、指向更明确、意义更深刻，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变为现实。小康社会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关键一步，展现了“小康”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典范的深刻内涵和深远影响，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鲜明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追求幸福的精神面貌，迈出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征程的重要一步，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辉道路和光明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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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贵清，清华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炳旭，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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