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和
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集中分布着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化遗址。2000年11月开始，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浦江县陆续发掘出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上山遗址考古发现举世瞩目，充分证明这里就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
5月中旬“上山文化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专班第一次工作例会”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召开，上山文化遗址正式申遗迈出第一步。“万年上山”这张“金名片”究竟有哪些遗产价值和意义？澎湃新闻节选与会专家部分发言内容予以刊发。
上山文化遗址分布图
1、上山遗址；2、小黄山遗址；3、青碓遗址；4、荷花山遗址；5、下库遗址；6、青阳山遗址；7、山下周遗址；8、大公山遗址；9、湖西遗址；10、庙山遗址；11、蓭山遗址；12、长城里遗址；13、长田遗址；14、太婆山遗址；15、义乌桥头遗址；16、老鹰山遗址；17、仙居下汤遗址；18、临海峙山头遗址；19、金华三潭山遗址
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外观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供图
上山遗址出土夹炭陶片中的稻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上山文化与稻作起源
蒋乐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文化发现者）：稻作文化特征，我们认为发现了区别于洞穴阶段的特征。发现了一系列的证据链，包括栽培、收割、加工碾磨和食用的证据。稻米第一次成为人类的粮食，这个得到了确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栽培稻鉴定的证据，有在座的专家，就不需要我讲了。早期发现的碳化稻米很少，中晚期发现量有明显增加。随着上山文化区聚落规模在扩大，稻作的规模也在扩大。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夹炭陶片，羼杂的是碎稻壳，米吃掉了以后稻壳做陶器。这是发现的酒器，发表的最新的成果，刘老师的视频中可能也会讲到这个内容。简单的结论，这实际上我为中国文物报写了一些小文章。与长江中游同样显露出若干稻米信息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相比较，上山文化有三个显著不同的特点：
第一，上山稻作包括了栽培、收割、加工碾磨和食用的一系列证据，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第二，走出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我总觉得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概念就是农业定居，但要寻找它一个确证的实证也不容易，在上山我们找到了最早的证据。
第三，上山稻作文化是一种没有中断并出现稳定进步的现象，一种生业经济行为与一个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这一遗存信息及其传递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早期穴居遗址的时代属性和历史属性。这句话稍微有点抽象，我想还能够理解。上世纪80年代，我看到有人在一篇英文文章里讲到，农人也会退回到狩猎采集人，初步的农耕经济又回到了狩猎采集经济，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我记得陈淳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到，从营养热量供应的角度，稻米不是最佳食物。主要作用是充饥，因此很多原始的先民出现走回头路的现象。但上山人不是这样的，上山农耕文化在这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发展过程中，这是上山文化有别于洞穴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中国长江流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农业起源地之一，上山文化为“栽培水稻起源于中国”提供了最早的证据。
最早的炭化稻米。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2006年浙江省浦江上山遗址出土
上山文化作为稻作农业起源地的地位及其学术思考
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我们现在出土早期稻遗存的几处遗址，只有上山文化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人类耕种行为的考古证据，比如，与人类耕种密切相关的定居生活的证据，上山遗址有，刚才我特地讲了F2是上山早期，当然我认为应该把上山早期和中期合并在一起考虑，如果把它们二者考虑在一块就更充分了，F1更不得了，是一个分间的大排房，人类已经定居了，我们已经发现了一整套的与耕种行为相关的农业生产工具，比如说早期的疑似农业收割工具的石镰，中期的一整套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一批石器、石磨盘、石磨棒，还有一些我认为是石斧石锛应该与刀耕火种有一定的关联，看着有点勉强，但实际上还是应该相关联的，为什么这批磨制的石器石斧石锛同时期出现，我很早就在讲这个问题了，我们一说石斧石锛马上想到手工业的加工工具，它和农业的出现就吻合了，你说它跟农业一点关系没有？我们考虑刀耕火种第一步要干吗？第一步要开发这片土地长出来的植被。
上山遗址1号房址
上山遗址2号房址
另外我们还发现了精美的陶器，还发现了大量人类利用水稻的证据等等，所有的这些证据链就跟我们上山文化早中期人类已经开始实施了农耕生产行为，而这种考古的证据目前在中国发现的，与稻作农业相关的最早，这个是毫无疑问，没有比它再早的，所以上山文化它在我们研究稻作农业研究中的地位，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它是最重要的，它是源头，这就是严文明先生为什么说上山文化是农耕村落的源头，这句话意义很深刻，因为严先生这里用了农耕和村落，实际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想探讨稻作农业的起源，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人类的行为，从这个角度上山遗址是目前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稻作农业的证据的考古遗址。
我们目前追中国稻作农业的源头只能追溯到上山文化。
稻作起源和稻米之路——人类早期的命运共同体
秦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我觉得重复的我就不讲了，他们没有讲到的点我可能补充三个角度的特殊性，一是稻作为一种植物被人类选择的特殊性在哪里？二是上山文化在我们讨论稻作起源的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最终是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跟其他的农业因素的特殊性有什么不一样？我大概讲这三条。
稻的特殊性是今天在这里的老师和专家最陌生的，因为大家大部分是做考古和历史的，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稻的特殊性简单来讲，这部分太专业了，生态上它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利用的在湿地里的一种衍生植物，就是我们利用的所有的农作物就是两大类，除了稻以外，一类是生态上的所谓利用夏季季风或者是利用夏季降雨的小米类的东西，从中国的粟黍到印度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小米，一直到刚才傅稻镰讲的非洲的高粱、珍珠粟甚至到美洲的玉米都是一大类，靠夏季降雨的小米类的旱地的植物。另外一大类是小麦、大麦、燕麦要越冬的但也是旱地的一类植物，它们跟稻最大的差别是它们都生活在旱地了，就是人们走出旷野要生产的环境里，人不会生活到池塘里去，所以它们完全是在人利用和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的过程中被发现和利用的植物，而稻子却是人们有意识的利用湿地这个特殊的环境的时候才会发现和利用的植物，这是最根本的差别。
第二是它们的繁殖性，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驯化作物除了稻米本身，它们的野生祖本全都是一年生的杂草，比如说我们说的狗尾草等等本身就是一年生的禾草，路边每年都能看见也知道他们每年会掉会长，它们的习性是很容易被人类发现的，但稻子很不一样，特别是我们粳稻的起源，它的野生祖本是宿根的多年生的植物，什么意思呢？水多的时候根本都不结实你吃不到它，是这样的野生植物，最后它的宿根性，多年的生存力，每年不一定结籽、长籽的植物，被人改造了以后利用了，变成了脱离了宿根性、脱离了多年生而且产量最高的植物，就是人的改造力是太厉害了。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遗传性上的稻的特殊性，我们对比小麦就知道，小麦是从单倍体、二倍体一直变成我们今天吃的小麦是六倍体，它是通过杂交不停的发生基因突变，最终形成我们今天做面包和面条的小麦，它是杂交的，它有最早西亚产生的小麦，同时也有西亚产生的小麦在往外传播的时候在中亚的草原跟当地的杂草又进行杂交，在传播的过程中遗传性不是这么单纯的，它是在不停的通过适应环境被不同地区的人改造，最终比如说传到中国的普通小麦就是一个六倍体。
上山遗址稻谷
从遗传性上来说，稻子的特性确实非常单纯，甚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籼稻，印度的稻子，当然它们本身都是二倍体，是一个亚种，但它的产生本身也是唯一的一元的，这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证据说明，粳稻的所有的驯化的基因的表型特征点最后都能在籼稻里找到，这个说明什么？就是说明是粳稻先起源的然后在传播的过程中，在那边才产生了新的变种，产生了籼稻，是与在当地一直种植的其他的早期野生稻杂交的结果。
这三个我觉得是我们以后讨论稻作为什么跟其他的农作物起源不一样的第一个出发点，从生物上来讲人类发现和利用不属于自己的生态环境的，繁殖性又是那么弱的，又是这么单纯的，一直都是单线演进的物种，这真的是人创造力的集中的体现。
第二个要说的是上山在稻作起源中的特殊性。
刚才大家也提了很多早期的稻作的遗存，简单的讲，在距今8000年之前，因为气候变暖了，整个环境往北推进了600多公里，根据表层花粉，600公里按今天的地区往北几百公里，就到山东地区，整个生态环境都跟南方一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很顺理成章地发现长江流域有中游和下游两个地区的人在利用稻作，淮河流域也有中游和下游，一个贾湖遗址在中游，一个是下游大家今天没有机会讲的戴老师他们做的顺山集文化，跟江苏省所一起做的下游的中心。还有到了泰山北麓的后李文化，有一些稻、黍、粟的利用，因为那个时候气候变暖了，不是上山这个地区利用它，很多地区都利用了它。
但上山的意义在什么？第一，真的有延续性，它最早开始，延续的时间最长，一直到良渚国家文明的产生都是一脉相承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自己跟自己发展的结果，因为中游情况就不太一样，中游的发展一直是南北交流的过程，屈家岭、石家河的发展里面有粟作的因素很高，甚至于屈家岭、石家河的文化本身就是跟中原沟通融合的结果，这个与长江下游的持续的、单一的自己的演进就不太一样。当然前面说到的淮河流域的很可惜，因为环境的变化，贾湖也好、顺山集也好甚至于后李文化也好，根本就没有持续的发展，8000年前人们利用的湿地资源，而是全线变成了旱作农业。所以在这样的持续性的尺度来讲上山是非常重要的去理解整个单一稻作文明产生的基础，根在哪儿。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殊性是上山文化自己给我们很多的线索去重新考虑驯化的速率和整个世界对驯化的定义。为什么这么讲？刚才赵志军老师提到的，西亚的材料都是要几千年完成驯化，傅稻镰讲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几千年完成驯化，桥头一出来完全就改观了，我们上山万年的陶片里搀杂了稻壳、稻谷已经是充分利用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底驯化的比例有多高？但到了9000年，上山中期桥头遗址为代表，因为北大的邓老师一直在系统地跟蒋乐平老师在做，已经是80%的驯化率，这个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包括吕老师这边做的一些植硅体的鱼鳞纹饰的比例也是很高的。
它本身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在一个文化内部就看到驯化的速率变快了而且完成了，这个是跟整个世界其他地区的驯化的规律是不一样，会对整个将来世界去研究农业起源模式，甚至于驯化的机理是有很重要的理论性甚至是推动性、颠覆性意义的。这方面我也提前剧透一下，我们也接着跟蒋老师怎么解决。因为早期的稻子发现不了，现在陶片里有那么多的稻壳和那么多穗轴的东西，现在邓振华老师接着还跟蒋老师合作，我们拿这些陶片去做Micro CT，它是微CT，所以我们拿这些陶片做断层扫描，把里面的空隙，就是这些穗轴的空隙提取出来，去定量化，我们是希望很快拿出一些初步的成果可以讨论为什么在上山我们看到稻作驯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及要解释从早期到中期，不管是聚落形态也好还是社会分化程度也好，陶器群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具有相应的关系的，这会成为下一阶段上山研究的一个亮点。
我最后再补充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上山出发（今天可能多说一句）如果我们理解整个稻作，蒋老师给我的题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稻作在这儿产生以后，放在长的人类进化史里面意义是几个层面的，有大概四个层面，它们不是层层推进的关系，而是传播的不同的方向以及这些传播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
第一，它是何以中国的基础。它首先出现了跟黄河流域的交流，我们自己是纯粹的稻作在发展自己的文明，但造成了整个中原地区将来走上五谷丰登的道路，造成中原地区将来能够接受小麦，造成了整个黄河流域的底色是会利用不同的生业经济的形态混合起来，提高生产力，支撑更多的人口，也因为要利用不同的耕地，所以找了一套如何调解人和人的关系，社会和社会的关系这样的一套东西。毋庸置疑，稻作北传促进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交流，最终也促进了所谓的中国的底色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的产生，它是从农业形态的中和、融合中产生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面，经济形态都是这样的，更不用说后面的思想文化。
接着我们看到的它往外的传播，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促进了籼稻的形成，简单地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印度恒河流域是籼稻的起源地，最早的数据也就是距今5000年或者是距今4500年是明确的驯化的籼稻。但不管我们说它走的是河西走廊从帕米尔高原下来经过印度河流域，还是走的横断山脉我们的西南地区经过东南亚大陆再进去的，不管哪个路线都说明中国的粳稻的传播的过程中传到了南亚次大陆，跟当地所谓种植原始籼稻野生祖本的人进行杂交形成了最终的籼稻，这是遗传学上已经证明的，只是我们无法讨论清楚路线。籼稻也是产量很高，它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很低，能养活更多的人，包括后来袁先生做的工作都是从这个引发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粳稻的起源发展、传播促进了第二个最重要的亚种——籼稻的产生。
第二，它对东南亚的传播，我想不用多讲，所有人都知道，往东南亚的传播不管是通过东南亚大陆，还是通过东南亚岛屿，最终是形成了所谓的环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化，也就是农业语言传播理论，形成了南岛语族，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太平洋岛屿的文化格局，这是它第二个很重要的贡献，对于一个人类文化格局的出现的作用。
第三，东北亚，我们知道所谓的韩国半岛文化，绳纹文化、弥生文化，就是朝鲜半岛一直到九州岛一直到本州岛，整个日韩一系列从绳纹、弥生开始的稻作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这种传播造成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这并不是小米形成的也不是小麦形成的，它真正的形成，汉代对中国化的认定，汉化的认定都是弥生文化开始的，都是稻作东传形成的。
我讲这几个角度，一个是对中国形成的影响，对籼稻形成的影响，对南岛语族，整个太平洋文化格局形成的影响，最终是对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影响，这些都是要从稻作起源开始讲的，可能最终我觉得符合蒋老师对我提的要求，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我们思考稻作真正的作用有多大。
稻作起源和稻米之路——人类早期的命运共同体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刚才听了几位很集中讲了农耕文化，我这儿是不是转一个方向讲工业和手工业。说说制陶、说说艺术、说说彩陶。关于制陶本身我有一点体会，我觉得上山的陶虽然很原始，但是我总觉得它具备了瓷器制作的那些工艺，包括颜料的筛选、成型，特别是今天展览，我没有看得很明确，但我觉得它是用后来瓷器的化妆土的技术。其实它的陶还是比较粗糙，因为有夹炭什么的，然后到后面一般都要抹一层陶衣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其实就是为了有光的感觉。后来瓷器的化妆技术的出现比较晚，什么时候呢？到汉代的时候。但我注意到这个技术最早出现恰恰是在上山文化的分布区，它的技术传统，其实在中间缺的时间段里面是不是还会找到一些证据，我觉得还可以从这些方面再想吧。它唯一比较缺乏的是火候不到，如果火候到的话会是什么状况？是不是陶器都烧坏了，还是就会有瓷器的产生，因为现在的矿物质都没有清楚，所以它还是陶。这个陶特别精致是因为它不仅使用了化妆土技术，它还有彩绘甚至是于不仅仅是绘还是染，有的整个通体的红色，像刚才讲的最精致的红瓶，那个器形就有点怪，就已经很先进了，我们觉得那个时代不应该有那个器，但就有了，而且通体都是红彩，不仅仅对一个器物，其他的器物也有，大片的通红。彩主要是除了红色以外还有白彩，这个白彩我看到也有分析，这个哪儿也没出现过，应该是最早的。
这些画出来的纹饰都比较简单，有点，有线，平行线，点线式结构，还有交错的折线，总之是比较简单，但是让你觉得这里头是有用意的，它应该有它的象征性，特别是我们看到桥头的太阳，那应该是最写实的了，说它是太阳没有问题。但太阳的旁边还有一个纹饰组合，它是一个对三角，对比的三角，这个我看图录和展览的图片上都分开了，它其实是一个图片上跟太阳是在一起的，这个非常重要。我想它应该至少也是象征着阳光，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太阳，也看到了半个太阳，这里头一定有它比较细的象征的意义还需要去研究。我特别注意对三角的这个，其实在仰韶彩陶里非常常见，这件我们展览的图片里把它分开了，当然那块陶片在，这样放在一起感觉就会不一样，你就会有联想。
最早的彩陶（之一）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浙江省义乌桥头遗址出土
义乌桥头遗址太阳纹陶片
在仰韶的彩陶里其实有很多，但是都没有解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我希望这样的纹饰与太阳的图像让它共存在一个画面上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共鸣，产生了联想。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报告人、发掘人认为彩陶的年代应该是在9000年左右，或者是更早到9500、9600，这应该是全球范围内能够确定的年代最早的。这个是上山文化二期，上山一期会不会有，我们不知道，也未必没有，这个时候彩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我们知道西亚的彩陶也就是8000多、9000年。早期的，上山应该算是明确的、领先的，上山人他们的生活里面用红色、用白色来做妆扮，来表现艺术，来表示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特别是象征性的集合图案的出现，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我们过去可能低估史前的艺术，最近特别感慨的是，我们湖南的白陶8000年左右，那个已经有非常简约的几何图形，已经让你对象征性，（如果不了解还真是不容易理解）想不到那个时代会有那么抽象的思维。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图像化传说的系统，很了不得，那么上山很有希望，也有这样的苗头发现，我们拭目以待。
上山文化——改写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发现、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王巍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我概括了一下，我觉得上山的发现：第一，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群和文化，可以说柴尔德概括的那些新石器革命的一些特征还真比较全面的有反映，第一个最大的意义是稻作的产生，是现在能确认的最早的稻米的驯化过程当中的一个实例，而且它不是很零星，我们在早期的陶器当中就发现了很多的稻壳，它已经不是很初步了，它是不是最早被栽培的，是不是这样一个阶段，还是说前面还有一个更初级的阶段是需要考虑的，是不是从早期到中期实现了那么快的进步，因为稻壳在陶器里不是很零星的，最初级的阶段，量还不会那么大，这个我觉得也是希望今后深入研究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它从早期的阶段就不是一个最初步的，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我觉得这是第一。
上山遗址石磨盘、石磨棒
而且它有一系列的生产、生活消费的工具，表明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的比重不是刚刚开始的非常的零星，这是一个。还有最早的在山前坡地的定居的村落和聚落群，大家都知道我们原来是住在洞穴里居住的，然后走到山前坡地，走出来的原因其实很值得考虑，环境的变化、植被的增加，很可能是栽培后来成为农作物的这些食物来源进入人们的食谱有关系。
第三，通过这个石器群，早期和中期是磨制石器在增加，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还有陶器种类的日益的多样化，早期、中期可以看出一个变化。还有最早的彩陶，刚才王仁湘教授讲我们非常有感触，尤其是做了测试，里面的出土可能像宋元时期的瓷器的造型，竟然是9000年前，我觉得在中国史前艺术中绝对是史前陶器的最杰出的代表，以9000年这个层面。
义乌桥头遗址陶壶
仙居下汤遗址平底罐
仙居下汤遗址尊形器
还有那些可能有深刻含义的刻画符号，非常值得研究。还有刘莉教授讲的，可能最早以米为原料的酒，米酒这个是更加重要的，我觉得这些方面还真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系列重要的贡献，而且刚刚秦岭教授也讲稻作农业从这儿向周围扩张、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东南亚包括我们已经熟悉的东北亚，确实影响非常的深远，我觉得这点解决了在低湿地生存的人们的主要的食物来源，这个我觉得是意义非常的重大。
这些方面来说，可以说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现。要说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大家知道农业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我们做探源工程，生业是第一个重要的课题，生业当中的农业，农作物的种类，农作物占的比例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稻作的发明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我觉得上山遗址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我倒是觉得除了它的连续性之外，我觉得创新性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然稻作延续至今，实际上起码目前看来有最早的上山文化，在中国无论是文化史还是文明史中都值得高度的重视。
从良渚看上山——万年浙江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关于上山文化，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了一个初步的分期，其实就目前的发现来看，说不定还能划分出地方类型来，据我来判断，比如说现在做的下汤遗址和和桥头遗址的文化面貌也是不太一样，隔着大概有100多公里，也不是很近，因为山地一串一串的小盆地，19年去的时候我们从永康回来发大水了，淹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有的发现不但有初步的分析，大概也慢慢地作一个不同区域的、在整个文化分布范围内东边西边的异同情况的文化面貌的分析。我就是说我们的类型的划分有可能是这样的。
桥头遗址-桥头环壕遗址平面图
其实这几年的工作提供的材料还不只这些，还提供了一个虽然也是初步并不是十分的严谨，但是已经给我们一个上山文化所处的这个时代比较复杂的一个面貌，这个是没想到的，至少我个人没有想到。比如说它是一个定居的形态，从小黄山遗址的发掘和上山遗址的发掘，有环壕等等还是挺深的环壕、很深很大的，它很复杂的形态，它的建筑至少有两种建筑形式，有的是大的柱坑，一边三个围成了一个小方块的建筑。还有一种栅栏还是围栏，今天展览上我们看到上山还有那种方形的贮洞，这是不是又有不同的建筑形式，那么我们在农业的采集上，我们看到了陶器的变化。桥头背后展现了有房子，说不清楚是祭祀遗迹还是什么，一坑一坑的陶器放在那儿了，这个有点像河北磁山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因为磁山旁边人家有大面积的储藏粮食的窖穴。还有墓葬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墓葬。
因此这种情况当然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把它充实起来、完善起来，还有待于我们进行不同领域的研究。
从西亚看东亚——上山文化遗址群与“远古中华第一村”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其实我对西亚也没有研究，仅仅有一点点了解，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据我了解，刚才提到的三个地区，包括地中海近东岸的地区，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有包括北边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土耳其所在地，尤其是土耳其的东南部，还有两河交汇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些地区是我们广义上称的西亚。这些地区的农业起源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距今12000年到10000年期间慢慢形成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到距今1万年的时候，这三个地区都有了定居，都有的农业，这个是跟我们不同的，就是按照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的话，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陶器，除了陶器之外其他的农业，包括小麦、大麦的种植，也包括了绵羊、山羊的驯化都有了，距今1万年的时候这三个大的分区农业基本上也有了。它跟我们不一样的是定居，定居在近东和在西亚是非常早的，这也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大概最早的农业之前的定居距现在是2万3——到2万4，已经开始有小型的村落，这都是狩猎和采集者的村落，大概发展了1万年，到了种植小麦、大麦的时候，才形成真正的农业种植村落，这也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还有不一样的就是陶器，有前陶A、有前陶B，还有更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时期，是完全没有陶器的。不像中国我们从两万年开始，大概从北中国到南中国都有了陶器，这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
所以从定居、从农业、从畜牧，我说的畜牧其实就是养殖绵羊、山羊，这个角度来说它有一系列不同于中国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定居先于农业；第二个特点是农业先于制陶，这个确实是西亚地区的特点，我们到现在为止，至少我们现有的考古材料，不具备这个。但中国也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刚才说的，我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冰期的时候已经发明了陶器，这个从北方到南方大概都有。这也是现在得到考古充分肯定的。然后就是农业，农业过去刚才我说的约瑟夫先生批评我们的几个点，除了70年代我们发现的裴李岗、磁山以前的，原来都是点状的，包括南庄头，包括最近十几年在河南发现的李家沟其实现在也没有农业的痕迹，但是它是旷野遗址，可能有了一段时间的定居吧，不好说它是定居。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年代都跟上山的早期是一致的，都在1万年上下。
现在从定居和农业这个角度来看，上山现在定居是最充分的，它既有农业，即便从早期开始，也有定居，我们这个定居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虽然没有像西亚早到1万2、1万1这时候的石头垒筑的房间，长方形的、圆形的，分间型的，甚至还有土坯做的房子，但我们确实可以肯定上山文化从它的早期开始已经有了定居的房屋，可能有其他的形式的建筑，当然他们定居的证明有各种各样的灰坑，有埋藏器物的坑，有储藏粮食的坑，也有处理垃圾的坑，如果大家去过上山遗址或者是去过其他遗址看看那个密密麻麻的窖穴或者是灰坑跟西亚一样，这个时期也是一样，大量的储藏坑，这个跟农业和人口的发展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此而言它跟西亚有一定的可比性。这时间至少从现在的考古证据来看，我们在上山这个地区农业跟陶器，陶器当然可以说是更早了，农业跟定居是一致的。
仙居下汤遗址陶碗
仙居下汤遗址圜底罐
仙居下汤遗址大口盆
但是，从西亚来看，因为西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才到了三个地区普遍有农业村落的阶段，王巍先生也说了，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上山的第一期，就真是农业的开始或者是农耕行为的开始，这个也可能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农业起源的例子里来比照一下，也许还有更长的源头，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因为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从70年代发现磁山裴李岗我们找了很多年的前磁山裴李岗，找了这么多年也才找到了李家沟还不能就此挂上钩，就此而言，也许在这之前我觉得说不定还有更长的农耕或者是定居的历史，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南方最主要是洞穴遗址，这是我们没发现的原因，我相信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一定也有旷野遗址，实际上我们在旧石器早期也发现了大量的旷野遗址，当然是在其他地区，像汉中，像湖南都有这样的遗址，所以这个地区我相信一定也会有比这个更早的，当然已经到了更新世最末期，到最后的冰盛期也有，只是我们能找到不能找到的问题，这是通过比较我们能得到的一个启示。
关于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的初步设想
陈同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研究员 ）：关于上山的申遗我简单讲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有20处了，我今年春天跑了18个点，基本上选了6个点列为首批考虑的系列遗产的选点，但这个点里头各自也都还有需要深化的考古工作，关于选点的构成我后头会涉及到一点。在对比分析上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上山和中国其他的万年遗址比较，你怎么来说明你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和东亚、和南亚的同类遗址比较，你可能在时间上也要有一个对比分析。和世界农业起源遗产比较，刚才已经说了有一些初步的材料对比，当然不排除下一步再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再接着跟整个世界的稻作农业的遗产，这就包括前前后后，比如说菲律宾的、比如说哈尼梯田的，上山在这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按照世界遗产的价值分析路数，你跟同期同类的国内国外的所有的同类的东西都要进行比较，说明你在里头的地位，这是下一步要做的。
在OUV突出普遍价值生命上，我们的价值标准III——见证价值是可以说的，可见证人类文明重大进程中农业起源的稻作起源，这个是可以见证的。第二是标准4典范价值，根据国际专家和你们提到的意见，上山遗址具备的要素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典范或者你们有更合适的词可以把它再进一步的细化或者是准确。
关于真实性应该说没有问题，下一步做遗址公园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贯彻不造假，越是原始的东西越不能做更多的假动作，这个一定要把住。
关于完整性是一个大问题，我作为一个外行看上去，植物考古、农业考古工作好像做在的遍野考古之前，现在遗址和环境的完整性还不关注，可能分布的小丘陵关注了，但周边的环境应该有多大一个相关的范围，这个肯定要做考古进一步确定的。另外还有一个是遗产要素的完整性，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如果我们的遗产要满足完整性要求的话，它几个基本的要素：石器可磨制的，陶器还有栽培稻，还有定居聚落的，还有和巫术信仰相关的基本的要素，在这些遗址上都要有一个比较系统和充分的表现。现在看下来，荷花山的那片石器出土非常的震撼，以前从来没见过。桥头的陶器应该也是足以在中国陶器史上地位是很突出了，接下去的栽培这块稻作这块现在还没有找到稻田，就是物证，栽培的地点可能下一步考古我希望能找出来。定居聚落现在上山和小黄山表现得比较充分一点，但小黄山我看现场破坏的还是比较厉害，以前挖过的很难再选了，后面是不是可以选出比较像样的聚落遗址也很难把握，上山可以说一说，到后头巫术这个傅稻镰先生用的是宗教，我想想我们不太敢用宗教这个词就用信仰吧，巫术和信仰这一套，桥头现在的遗址怎么看，也有待于进一步的解说。
我想下一步考古工作中可能对申遗来讲，这几方面的工作可能有的都要深化。刚才赵辉老师说到能不能对下汤做一个系统的设计，以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遗址点，从整体环境来说和本身的障碍来说很值得这么做。接下去，剩下的保护管理保障就是要制定专项法规，就是系列遗产，制定文保规划、包括管理规划等等一系列。
最后简单说一下上山申遗的意义，这是我个人的认识：
第一，可见证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农业起源中的稻作起源，这是相当大的突破国界与民族的贡献。
第二，继良渚古城遗址之后可以直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又一大重大文化遗产。所以到上山遗址我去的时候说这个我主动来接，推进它，这是我所有接的遗产项目里第一个表示要主动做的，其他都是人家逼我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遗址值得为它做，现在既不是预备名单也不是什么，但我们已经全部都跟政府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了。
第三，我觉得它揭示了钱塘江流域文明的发展对东亚地区文明进程的贡献。我不知道考古上怎么看，但我们现在做一些地理分区什么的，很明显钱塘江流域是七大水系中的一个，不属于长江中下游，但里面出来的东西影响了长江下游。这不是大江流域里的独立的水系，是东南沿海的水系，有自己的特点，真正的大流域可能在人类早期可能是灾难性的东西，不一定会贴着大江大河的流域来，所以钱塘江流域这么早就发达了应该对人类文明有一种启示。
第四，它填补世界遗产中稻作起源的类型空白，这是肯定可以说的了。我很惊讶甚至是一个重要的农业起源的空白，不知道为什么西亚找不到它们的大小麦的申报点。
最后，我觉得这个遗址它还是展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因为就像秦岭介绍到的，其实越是远古的遗址里找出来的东西越能发现我们东亚和西亚的不一样，根上我们就不一样，所以中国特色不是空的一句话，是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本来就和它不是一回事。我想上山遗址群的价值一定也是这个性质。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浙江考古”）
责任编辑：陈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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