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车维德（Victor Dong Cha），韩裔美国学者，美国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事学院教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解答一个困惑（puzzle），即为什么在1951年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旧金山和约中所建立的以美国为基础的“轴辐”（hub and spokes）同盟体系能够存在数十年之久？与通常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制衡中国崛起之需不同，本文作者认为答案在“轴辐”体制的独特起源之中。作者认为美国采取了“紧密双边主义”（tight bilateralism）的等级制战略（hierarchical strategy），通过在亚洲创造正式的网络和非正式的等级制来使其权力最大化。紧密双边主义是指大国与其各个盟友建立了一套互不关联的亲密伙伴关系以完成两个任务。第一、提供一种在双方国内都合法的非正式等级关系。第二、给予大国处于关系网络中心节点的“位置性权力”（Positional Power）。这种紧密双边主义是如何构建并运作的？中国又有何破局机遇呢？本文将通过对其历史形成过程的解析，为上述两个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与参照。
文章导读
亚洲的等级制、位置以及合法性
作者认为旧金山和约体系（San Francisco Treaty system）的独特之处在于是通过运用“等级制权力”（hierarchical power）与盟友一起缔造出了一个非正式的帝国。美国在硬实力上拉开的差距因其位于“轴辐”体系网络的中心节点而被“位置性权力”进一步拉大。最后，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联盟框架的坚固性不仅与等级制权力和位置性权力有关，还与“社会和政治合法性”（social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有关。
虽然世界政治是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但实际上非正式等级制度仍然存在。不光是修正主义国家渴望等级制度，维持现状国出于降低未来不确定的原因也会偏好等级制度。而等级制权力会被位置增强。具体而言，大国可以通过给自己定位来增强自身实力，通过建立一套以保护人（patron）为中心的双边关系，使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国建立的旧金山和约体系便是位置性权力的典型案例。美国通过把自己置于关系网络的中心位置，以控制和压制制衡，而且促使自己对于盟友而言不可或缺。而能够让等级制权力和位置性权力长久存在的因素则是政治合法性。决定合法性的因素之一是霸权的意图。具体而言，相较于修正主义霸权而言，维持现状的霸权更有可能被视为是合法的。同时服从国的国内政治也很重要，政权类型是这一国内政治变量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亚洲，威权主义领导人也会把其国内政治合法性和与美国的关系深深地捆绑在一起。如果要让权力和位置真正地转化为一个长久的体制，领导国和服从国都必须把霸权的合法性内化。总的来说，如果等级制权力是物质性的话，位置性权力就是关系性的，合法性就是社会性权力。
美国对日战略的演变
战后美国政府内部的共识是日本比中国更为重要，乔治凯南更是把日本视为亚洲的关键。因此，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部分便是控制日本。当乔治凯南于1948年从日本回到华盛顿后，他坚决主张美国对日的军事占领需要做出重大改变。他的提案中包括一个一般性且非惩罚性的和平条约、缩减肃清和赔款计划以及逐渐缓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对日控制，而比上述更为重要的是恢复经济。尽管美国采取“逆向路线”（reverse course）的必要性与随之而来的冷战有关，但美国的“紧密双边关系”的合法性根植于“赢取日本”（Win Japan）而非处置日本（或推开日本）。与试图用蛮力简单地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不同，美国新的考量是试图通过“赢取日本”来使其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更为积极的伙伴。用凯南的话来说，就是把日本塑造成“亚洲的英国”。
作者认为美国对于日本“紧密双边主义”的偏好最好是透过美国政府对日战略的内部讨论来观察。当时美国政府主要有两个备选战略。一个是“阿尔法（alpha）战略”，主张苛刻的条约解决方案，日本作为战败国将被限制在自己的本土岛屿，且只有适度的防御能力。另一个与阿尔法战略完全相反的是“伽马（gamma）战略”，鼓励一个军事独立的日本，不仅能够自保，还能够在区域进行力量投射。但以上两种战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采纳。最终出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贝塔（Beta）战略”，即紧密双边主义战略，试图在联盟的背景之下实现日本的战后复苏。具体而言，贝塔战略有四点基本内容。
1.协助日本发展适当的军事力量
2.协助日本生产大量廉价军事物资，用于日本和亚洲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
3.采取一切实际步骤，确保日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参与区域安全协议。
4.建立妥当的心理方案，旨在进一步引导日本人走向自由世界，远离共产主义。
尽管白宫在1951年采纳了贝塔战略，但美国对双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的偏好在“逆向路线”实施后就变得愈加明显。具体而言，在1948年到1951年期间，美国的单方面的行事风格愈发强烈，并同时边缘化了远东委员会（FEC）。
位置性权力和联盟的起源
尽管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美国最终在1951年决定把其置于联盟网络的中心节点，而这则是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最初美国打算在太平洋岛国之间建立互帮互助的“太平洋公约”（Pacific Ocean Pact）。然而，随着讨论持续到1951年，最明显的是在杜勒斯年初到访该地区之后，太平洋协定的可行性逐渐降低。当时亚洲国家已经对于采取一个宽松的和平解决方案感到惶恐不安，因而反对与日本组成多边的集团。并且许多国家担心这将是美国把地区责任推卸给日本的机会，所以所有国家都更偏向于美国在该地区保留强大的存在，并牢牢地控制日本。同时，因为害怕承担更多的责任，日本也在犹豫是否要与本地区一同建立一个巨大且包容的框架。于是杜勒斯设想出了一个新的制度设计概念，即把美国置于联盟的中心节点。杜勒斯进一步阐释这一设计为双边条约和同盟的网络。具体而言，杜勒斯设想了分别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的四个双边条约，并利用海岛链作为抵御共产主义的防波提，通过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从而让地区其他国家安心。
在旧金山和约之后，杜勒斯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阐述了美国战后的亚洲战略，回顾了紧密双边主义的多面性及其在权力、位置和合法性方面的不同好处。他认为在地区背景下的日本同盟是合法的，因为这为前殖民地抵御一个复兴的日本提供了“盾牌”。同时，杜勒斯也写道美国必须利用这一同盟关系来塑造日本的战后复苏，而不是扼杀日本。美国的目标是一个经过改革的、政治稳定的、经济繁荣的、没有殖民地的日本，而这将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总的来说，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建立抵御共产主义和保卫日本的防波提。另一个目标是控制、管理和限制日本重新融入世界。
合法化紧密双边主义：旧金山和解与吉田主义
在1951年签订对日旧金山和约之时，杜勒斯及其团队成功达成了四项条约的协商，即日本与52个盟国的和平条约、一个与日本的双边安全条约、与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三边安全条约（ANZUS）。但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当时正在为其战后在亚洲的位置建立基本的权力机制。当天的晚些时候，在一个低调的仪式上，艾奇逊、杜勒斯和吉田首相齐聚一堂，签署了《美日安保条约》（US-Japan Security Treaty）。
美日同盟之中的控制原理虽然从来没有被正式化，但却是隐含其中。而使得其能够长久存在的唯一方法是在日本国内进行合法化。最接近官方承认合法性的则是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认为日本应仅保有一支仅限于保护本土岛屿的小型自卫队，并将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战后经济发展上。吉田政府时期这一日本大战略的形成表明了其接受了美国的动机，利用联盟作为塑造战后日本国家的工具。从吉田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是他所说的“在战争中失败后通过外交手段取胜”的最大保证。正如杜勒斯指出的那样，日本其实更喜欢美国的军队驻扎在日本，因为这给了日本“无形的美元”。而这些无形的美元也使得美国能够施加必要的影响，进一步提高其在该地区获得的利益。
在1960年重新商定的《美日安保条约》中包含了更多有关紧密双边主义战略的证据。虽然该条约中还是写明了需要遵循宪法，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增长，美国能够从其盟友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例如，条约中明确指出，双方需要不断保持和发展抵御武装袭击的能力，这表明美国希望日本进一步重整军备。并且，1960年的条约加强了互助和防御，规定了如果任何一方在日本领土上遭到武装袭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来应对共同的威胁。此外，1960年的条约更具约束力，本质上是把日本锁在联盟中至少10年，还要求其提前一年通知联盟的终止。最后，美国在试图“赢取日本”的阶段制定的所有政策都对日本有莫大的好处，从而给予了美国霸权的国内合法性。
结论
总而言之，与最重要的地区大国日本建立起来的紧密双边同盟关系，构成了美国在亚洲非正式帝国的基石，并且也成为了随后与韩国和其他地区同盟条约的模板。这些双边同盟的聚集最终形成了以强大的权力保护人为核心的独特的“轴辐”同盟网络。日本结盟的叙事不同于联盟双重性质的标准解释。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联盟不仅是为了保卫日本但同时也是为了遏制日本，而遏制日本一般被比喻为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瓶中软木塞”（cork in bottle）。然而，这一比喻的问题在于美国在历史上也曾支援和鼓励一个更加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美国对美日同盟的理论依据要比“瓶中软木塞”更为精妙，其呼吁一个重建的日本，但同时也是一个依赖于美国并按照美国想象制造的日本。
而美国在亚洲创造的结构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传统的“轴辐”之外，地区多边制度的激增。然而，纵使伙伴和环境发生了变化，旧的“轴辐”体系的要素依旧存在。例如，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仍在美国手中，“亲同盟”的立场在日本仍然拥有国内政治合法性，该体系的耐久性，在结构和思维方式两方面于战后历史而言始终独一无二。同时，作者认为美国的霸权和权力不是简单的物质性的，更是关系性的。此外，美国还确保其所拥有的权力和位置在有关国家的国内视为合法。同样的，在亚洲实施的紧密双边主义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可以看到。例如，冷战时期的西德、西班牙以及以色列。
最后，这一体系在冷战后的韧性不仅是源于其深层次的起源，也是因为其成功。旧金山和约体系在民主、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取得了无数的成功。美国在紧密多边主义联盟网络中的位置高度及其持久性是由其权力、地位和合法性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美国超凡的物质力量和网络力量，以及国内合法性，共同构成了一个非正式帝国的迹象。
译者评述
为什么旧金山和约体系能够维持数十年之久？本文作者提出了紧密双边主义这一概念来解答这一困惑。从本文的具体内容来看，译者认为本文是车维德教授对于其“高压攻势”（Power Play）[1]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作者早在其高压攻势理论中就提出，紧密的双边同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但主要强调了同盟作为施加控制的工具这一作用。具体而言，作者在高压攻势的案例研究中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美国是如何拴住蒋介石和李承晚，避免陷入被他们所“牵连”。尽管高压攻势的案例研究中也有关于“赢取日本”的内容，但作者本人也承认高压攻势在美日同盟中比起韩国和其他地区更加微妙且不明朗。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日本这一在高压攻势战略中较为特殊的例子，更加细化了理论的内容，具体提出了紧密双边主义战略，运用了等级制权力、位置性权力和合法性这三个概念来进行展开论述。
与为了拴住韩国和其他地区，避免被其牵连不同，根据本文可以看出，当时美日同盟这一双边同盟的制度设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好处。第一、日本可以充当反共堡垒。第二、美国可以通过日本在亚洲投射影响力。第三、日本可以避免承担过多的责任，专注于经济发展。第四、周边国家可以不用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因此，可以说美日同盟这一双边同盟的制度设计满足了各方的要求，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利益计算所达成的最优解。
然而，虽如作者所言，美国通过紧密双边主义获得了远超盟国的权力，能够把盟国牢牢地拴在自己这一边，但却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其“非正式帝国”的统治就一帆风顺。通过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即便是日本这一美国的铁杆盟友，在上个世界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国内仍旧爆发了反美主义运动。与车教授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计算而提出的“紧密双边主义”不同，武汉大学的牟伦海教授通过文化路径（cultural approach）对美日同盟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具体而言，牟教授把美日同盟定义为建构在现实利益考量妥协基础之上而欠缺身份认同基础的“想象的同盟”，其实质上是日本对于强者的依赖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膨胀下的温情主义高度契合的产物[2]。而通过这种文化路径来看，195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出现的反美主义的本质则是日本文化自信恢复后与美国泛滥的文化所相抵触的结果，之后出现的反安保运动则是日本人民向不平等的美日关系表达不满的民族主义运动[3]。而相比较车教授的理论，牟教授的文化路径则更能解释为何日本能够从美日同盟中攫取利益的同时，国内还会出现反美主义，甚至是反安保运动。
最后，尽管车教授的理论缺乏从文化看待美日同盟的视角，但其扎实的历史文献分析，呈现出了美日同盟乃至美国所缔造的“非正式帝国”从开始到确立的整体过程。并且即便是到今天，美国在亚洲的“轴辐”体系依然存在。本文无疑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美国在东亚的“轴辐”同盟体系。
文内注释
[1] Cha, V. D. (2009).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3), 158–196；Cha, V. D. (2016). Powerplay: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New Jersey, U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3] 牟伦海.“想象的同盟”:战后美日同盟的文化起源探析[J].日本学刊,2021(S1):131.
原文标题《亚洲的非正式等级制：美日同盟的起源 | 国政学人》，文章来自公众号“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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