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秋高气爽、漫山红叶的北京迎来了一架备受瞩目的日航专机。在首都机场，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历史性的握手，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即将实现邦交正常化。
许多人熟知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却不知中日之间打破僵局，曾有一段优雅的“芭蕾外交”。一位不懂芭蕾的团长，一支平均年龄25岁的芭蕾舞队，促成了田中访华的“有终之美”，奏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序曲。
如今，50年过去了，中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曲折前行。回到亲历者讲述的“芭蕾外交”现场，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日友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正如郭沫若在《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中所期许的那样，“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中国上海舞剧团在日本受到了热烈欢迎。
这个艺术团赶上了好运气
1972年5月，一个衣着朴素的老者，匆匆赶到了北京前门饭店。饭店里，上海舞剧团的团员们正在集训，他们刚从朝鲜访问归来，下一站将赴日本演出。即将带领全团访日的新任团长，就是这个从山东“五七干校”远道而来的老者——孙平化。
他一见到舞剧团团员，就谦虚而低调地说：“演出的事我一点也不懂，还请在座的艺术家们多多帮忙，我就管演出以外的事吧。”初次见面，舞剧团演员队队长朱国良对孙平化的印象是“其貌不扬，穿着普通的中山装。”但是，一到日本，朱国良立刻被孙平化的风采倾倒了，“日语非常流利，风度翩翩，气概不凡。”
是的，孙平化不懂芭蕾演出，但对日本十分熟悉。他从1952年开始从事对日工作，与肖向前、王晓云、赵安博一起并称为廖承志麾下的“四大金刚”。
7月4日，孙平化率领208人组成的访问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中日尚未建交，访问团必须经广州，转深圳，过罗湖关，绕道香港，前往日本。此时，团员们根本没想到，他们此行将在中日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连孙平化也以为这只是一次“通常的文化交流”，他的任务只是保证200多人顺利完成演出任务，平安回国。
第二天，访问团的火车继续南下时，一水之隔的日本举行了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任北京日报社驻日记者的王泰平一大早就到了东京的选举现场。王泰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自1969年开始任驻日记者，中日恢复邦交后，他作为外交官曾任驻日使馆政务参赞、驻大阪总领事（大使衔）等，对中日关系颇有研究。
他告诉记者，第一轮投票，票数比较分散，第二轮，票数领先的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两人竞选，最终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这就意味着，田中角荣将是日本下一任首相。“当时正担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就坐在台上，结果出来，我一看他那脸色，特别可怕。”
佐藤为何不愿田中当选？这要说到当时的国际形势。佐藤内阁一直推行亲美反华方针，然而，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基辛格秘密访华，尤其是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本国内的气氛变了，早日恢复日中邦交成了舆论潮流，这让佐藤内阁倍感压力。而田中还未当选时，就已经把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写入了竞选纲领。因此，在这场福田赳夫与田中角荣竞选的“福角之争”中，佐藤坚定地站在福田一边。
中国同样关注“福角之争”。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对中国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果然，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田中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就对记者公开表示：“将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大力推进和平外交。”
同一天，孙平化一行在广州听到了田中上台的消息。7月10日，舞剧团自香港抵达东京时，正是田中内阁诞生后的第三天。多年后，孙平化在《我的履历书》中回忆这次颇具戏剧性的访问时写道：“我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离开北京，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台好戏开场的锣鼓声中，时隔五年来到日本，赶上了中日关系中的重大转折。周总理后来曾说，这个艺术团赶上了好运气。”
访问团的确赶上了好运气，团员们一下飞机，就感受到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的热情。扮演喜儿的芭蕾舞演员茅惠芳向记者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当我们乘坐的飞机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时，看到日本各界朋友冒着淅淅沥沥的细雨到机场欢迎。他们挥动旗帜，高呼口号，还唱起了《白毛女》中的插曲《北风吹》，和我们握手又拥抱，问候再问候……”
松山芭蕾舞团不仅提供练功房，还款待中国朋友吃西瓜。右二为《白毛女》主演茅惠芳，右三为《红色娘子军》主演吕璋英。 茅惠芳供图
访问团成行后，那一边，周恩来总理同时在督促各部门紧跟形势。田中上台的消息传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首相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据王泰平介绍，会上，周总理还批评了新华社电讯稿“写得太简单，既不写新内阁是怎样产生的，也没摘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言论”，他认为，“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
7月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主义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回应了日方抛出的橄榄枝，他在致辞时说：“7日成立的田中内阁宣布要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在欢迎第三方国家的宴会上特意提到此事，可见周总理对中日关系的关心。正如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所说的那样，“这是值得欢迎的”7个字，字字千钧，一下子使中日关系明朗化。
姬鹏飞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为使工作万无一失，总理指定他、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都一一过问，一一想到。”
访问团特意排练了日本民间舞蹈《拉网小调》，表演时台下气氛热烈。图中左二下蹲者为朱国良。朱国良供图
孙平化要万丈高楼平地起
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日本工作的指示，也传给了身在日本的孙平化和肖向前。肖向前刚刚履新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这个联络处成立于1964年，孙平化曾任第一任首席代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这里每天门庭若市，用孙平化的话说，“除了不能发签证、不能使用密码电报，我们的工作几乎与大使馆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次，舞剧团访日恰逢日本政局新变化，大好时机面前，促进田中访华的重任落在了孙平化和肖向前肩上。不过，由于情况特殊，两人并没有直接听到周总理的指示，向他们传达精神的是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他正好在舞剧团之后，随我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
几十年后，孙平化还记得周总理的指示是这样讲的：“我讲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这回不能再叫‘旋风’了，要落地。孙平化嘛，就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肖向前是继续向前的意思，这两个人就是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末了，陈抗还开玩笑说，完不成这个任务，“你无颜见江东父老”。亲历此事的舞剧团翻译江培柱回忆过一个细节，为了保密，陈抗用“土沙盘”连写带说，向孙平化和肖向前作了详细传达。所谓“土沙盘”，就是小孩子用的简易文具复写板，写过后一拉，字就消失了，这样既能防窃听，又能防拍照。
如此谨慎是有原因的，在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右翼势力也无处不在。朱国良清楚地记得，在舞剧团入住的新大谷饭店和演出剧场周围，时不时就能看到右翼分子的宣传车，“有的举着标语牌，有的拿着高音喇叭哇啦乱叫，就这么猖狂，有时还会在我们的车队旁扔石块和杂物。”作为演员队队长，26岁的朱国良除了参与表演，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严格执行纪律，保证大家安全。他告诉记者，团员们分成四人一组，每组两男两女，吃饭、出门坐车都不能分开。当然，日本方面也做了防卫工作，新大谷饭店11层和12层由舞剧团包住，便衣警察就守在电梯两头，不允许闲杂人员进入。出门时，也有警车前后护卫，定点布哨站岗。
特殊的年代，年轻的团员，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资本主义国家。刚住进酒店房间，随团记者潘永明发现，电视机上已经在播出代表团到机场的新闻了。那时，中国的电视机尚未普及，还是黑白电视，第一次在日本看到彩色屏幕上播放一个小时前的新闻，作为同行的潘永明吃了一惊。
在这样夹杂着新鲜感的紧张气氛中，7月14日开始，舞剧团顶着盛夏的烈日，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5个城市，巡回演出了19场，观众达4万多人次。演出剧目包括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场场爆满，反响热烈。舞剧团还深入工厂、农村，为他们演出了多场文艺节目。
此外，为了体现中日友好，舞剧团在北京集训期间，特意请东方歌舞团的老师帮忙排练了两个日本民间舞蹈——《拉网小调》和《小花笠》。朱国良参与了《拉网小调》的表演，这是一个表现渔民劳作的舞蹈。时至今日，他还忘不了演出现场日本观众的热情，“只要音乐响起来，现场一下就热闹了，大家全都起来鼓掌、唱歌，像过年一样其乐融融……”
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反响更热烈。潘永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剧目受到日本各界不同寻常的欢迎，报纸都以醒目位置连续报道演出的盛况，还配上整版彩色照片，日本NHK把《白毛女》全剧录了像。一位远道而来的农民看了《白毛女》演出后，专程送给舞剧团整箱整箱水蜜桃表示感谢和慰问。扮演黄世仁的演员王国俊也有类似的回忆：“在我们的巡回演出中，许多当年的侵华老兵，纷纷站出来反省历史，还让自己的子女加入到接待我们的队伍中来，为我们的演出工作奔前忙后，尽心出力……用日本媒体的话来形容，‘中国上海舞剧团在日本刮起了强劲的芭蕾旋风’，‘北风吹，吹散了笼罩在日中关系头上的乌云……’”
就这样，原本预定33天的访问，在主办单位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新闻社的热情要求下，又延长了3天。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在日本演《白毛女》这样一个革命现实主义的剧目？日本观众真的能看明白吗？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白毛女》就在中日民间交流中谱写了一段佳话。
访问团抵达日本羽田机场时受到了热烈欢迎，照片中间为饰演喜儿的茅惠芳（左）和饰演白毛女的石钟琴（右）。 朱国良供图
松山虽异域，万里更同心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声援中国抗击疫情的视频，传遍了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视频中，演员们以中日双语为抗疫加油鼓劲，并用中文高唱中国国歌。“松山虽异域，万里更同心”，鲜为人知的是，松山芭蕾舞团不仅与中国情谊深厚，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将中国电影《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作品的艺术团体。松山芭蕾舞团和它的代表作芭蕾舞剧《白毛女》，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了连接中日友好关系的一条纽带。
松山芭蕾舞团由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夫妇共同创建于1948年。清水正夫毕业于东京大学建筑专业，家庭门第高贵，松山树子则是小有名气的芭蕾舞演员。因为芭蕾，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人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并创建了松山芭蕾舞团。就在他们渴望创作出一部优秀的芭蕾舞作品时，中国电影《白毛女》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原来，1952年，3名日本国会议员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时，绕道访问了中国。其中一位名叫帆足计的议员，看到电影《白毛女》后深受感动，回日本时向周恩来总理要了电影拷贝。帆足计把带回来的影片交给了日中友好协会，就这样，这部来自中国的电影开始在日本的礼堂、小棚子悄悄上映。
在东京商业区的一个小会场，清水正夫第一次看到了电影《白毛女》。他在《松山芭蕾舞白毛女——日中友好之桥》一书中描写当时的情景：“我由于深受感动，所以自始至终都流着泪。”在他的推荐下，松山树子也追着到各个会场去看了《白毛女》。清水正夫写道：“打动我们的心弦并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受压迫的农民们如何去求得自己国家的解放这一主题。”同为女性，松山树子和喜儿更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对正在寻找芭蕾舞素材的夫妇不约而同地感叹：“啊！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吗？”
他们决定把这个故事改编成芭蕾舞，然而，着手创作时，却发现在日本找不到任何有关《白毛女》的资料。无奈之下，清水正夫打听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这样一个单位，他尝试着寄去了一封信。没想到，1953年末，果真有了回音，当时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寄来了《白毛女》的资料及歌剧《白毛女》的舞台剧照集。
一年多后的1955年2月12日，芭蕾舞剧《白毛女》终于在日本首次揭开了大幕，女主人公就由松山树子扮演。同一年，松山树子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当时，周总理非常高兴地欢迎她说：“白毛女回娘家来了。”周总理还特地邀请我国在歌剧中扮演白毛女的王昆和在电影中扮演白毛女的田华，一同会见松山树子。中日两国三位“白毛女”齐聚一堂，并由周总理介绍给满堂宾客，成了松山树子难以忘却的美好记忆。
1958年，松山树子和清水正夫携松山芭蕾舞团首次访华公演。日本版《白毛女》第一次踏上中国大地，大受欢迎，通宵排队买票的人连成了一片。在演出地点天桥剧场，就连彩排都座无虚席，观众、新闻记者、文艺工作者坐得满满的。和今天不同，在1958年的日本，仅靠跳芭蕾舞还不足以维持生活。
因此，松山芭蕾舞团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非常贫困，中国的热情款待让他们感动且心生敬意。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1972年，当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时，清水正夫感到，“这次该轮到我们接待中国朋友们了。”他动员全体团员，为中国朋友提供种种帮助，本人更是全程陪同舞剧团辗转各地演出。
茅惠芳对松山芭蕾舞团彼时的情谊记忆犹新：“我们在东京的练功地点就安排在松山芭蕾舞团的练功房，他们敞开怀抱给予了最热情的照应和关心，备了茶水和西瓜。”尤其令她感动的是，因为担心右翼分子投掷烟幕弹破坏演出，“每当我们演出时，清水正夫的儿子清水哲太郎亲自带领着他们的演员们，守护在侧台两旁。他们化好装，穿着演出服装，戴上湿手套，抱着湿毛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舞台旁，随时准备冲上台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王泰平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盼望中日友好的清水正夫一反常态，脸上留起一把大胡子，他动情地说：“不亲眼见到日中邦交正常化，就不把胡子刮掉。”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清水正夫依旧几十年如一日，热衷于同中国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2003年，82岁高龄的清水正夫率团赴华演出，他已年迈，念念不忘的还是中日友谊常青树。朱国良始终记得那一幕，这位日本老人用拐杖敲着地板，斩钉截铁地说，中日友好一定要继续下去，不能停！如今，松山芭蕾舞团创始人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均已作古，但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他们的儿子清水哲太郎、儿媳森下洋子承继了父母的事业，继续播撒着中日友谊的种子。
访日期间，中国上海舞剧团全团人员在日本琵琶湖合影。这是一张从直升机上拍摄的照片。朱国良供图
见见老朋友，还要会见新朋友
在松山芭蕾舞团的无私帮助下，舞台上中国演员的表演如火如荼。舞台下，不懂芭蕾的孙平化也忙得不亦乐乎。
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来了100多位记者，他们围着孙平化噼里啪啦地拍照，闪光灯闪个不停。孙团长故意拿自己打趣，指着光光的前额对记者们说：“哎，你们不要这样搞，我这个脑袋要发光了。”幽默的话语引来会心的笑声，招待会的紧张气氛立刻化为乌有。有记者问孙平化，这次带芭蕾舞团来日本究竟是干什么的。孙平化直接回答，自己对芭蕾一窍不通，老实讲，芭蕾舞《白毛女》从头到尾还没看过，他主要是来“见见老朋友”，“还要会见新朋友”。此言一出，立刻有记者追问，要会见的新朋友是哪些人。孙平化大大方方地说，比如这次上台的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
孙平化刚刚出现在东京，就传递出了这样的友好信息，一时之间，日本各界的邀约纷至沓来。孙平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刚到任不久的肖向前一起拜会了各友好团体的负责人、政界、经济界、新闻界等的朋友，还应邀出席了三菱、三井、芙蓉、住友、三和、第一劝业银行及各大新闻社的欢迎宴会，话题只有一个——中日恢复邦交，机不可失，势在必行。”白天的日程满满，但无论多晚，“每天晚上我活动结束之后，必须用电话把当天的活动内容报告北京，听候周总理的指示。”演员王国俊对孙团长的忙碌印象深刻：“当我们集中精力认真排练投入演出时，他没有在剧场看戏，而是忙于各种应酬和会晤。有时当我们演出幕间休息时，他会来到休息室，问我们还有没有面条点心可以给他吃，他饿坏了，跑了许多地方，饭都顾不上吃……”
7月20日，孙平化期待的新朋友之一出现了。为了欢迎肖向前履新和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日本前外相、众议员、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在新日本饭店举行酒会。就在这个酒会上，刚刚上任的田中内阁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来了，国务大臣三木武夫、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和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政调会长铃木善幸、总务会长樱内义雄、自民党的恢复日中邦交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以及社会、公明、民社三个在野党党首等政要也都来了。王泰平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空前热烈的场面：“孙平化、肖向前和大平正芳、三木武夫、桥本登美三郎彼此间手拉手排成一列，大平一手握着孙的手，一手握着肖的手，藤山爱一郎站在后面。他们在闪光灯下站了十几分钟，摄影记者争相拍照，换了一批又一批，还照个不停。”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要员纷纷出席一个中国剧团的欢迎酒会，并且打破惯例在会场停留这么久，一直到所有讲话结束才离开，这是一个令人乐观的信号。
果然，两天后，大平正芳在东京的新大谷饭店和孙平化、肖向前举行了秘密会谈。大平正芳一坐下来就说：“昨天，我见首相时，他说，‘我自己也想迎接远方来的客人，一起充分地谈一谈，但现在的国内形势他们也知道，因此，我作为最高的负责人，不能不自重，因此，请与我一心同体的大平来见，希望他们能谅解。’”为打消日方的疑虑，促成日本政府首脑访华，孙、肖二人按照毛主席“能来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的战略部署和周总理的指示，与大平密谈了一个小时，充分地表达了诚意。最后，孙平化意犹未尽地追问道：“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已经决定去北京谈？”大平的回答是：“我们就是希望这样做的。”
大平的表态是积极的，然而，没有见到田中，孙平化的心里始终不够踏实。
事实上，新上任的田中虽然有心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但也面临诸多压力，尤其是需要说服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势力。另一方面，怎样结束相互隔绝的时代，与日方的具体交涉也不在孙平化、肖向前两位的任务之内。谁来担任中日双方沟通的使者？历史选择了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北京九十月间秋高气爽
竹入义胜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私交甚笃，被誉为“日本的基辛格”。7月25日，舞剧团尚在日本访问时，他携要员逆向而行，来到了北京。短短几天，竹入义胜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总理具体谈了中国方面对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设想，并委托竹入委员长将自己谈的有关内容作为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带回日本。许多年后，竹入义胜对孙平化说：“我与周总理会谈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逐字逐句详细地记录周总理说的每一句话。回到东京后，我将这份记录整理后交给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这就是后来被广泛报道的“竹入笔记”。
正是在田中会见了北京归来的竹入义胜之后，8月11日，大平正芳再次会见孙平化、肖向前二人，正式转告他们，说田中感谢周总理对他的访华邀请，“将愉快地访华”，并将于舞剧团回国前一天会见他们。此时，孙平化紧绷的心弦终于稍微放松了些，用他自己的话说，“田中首相接见我们时，已经拿到这份（竹入）笔记，恢复邦交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
8月15日，孙平化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新朋友。下午4时半，田中首相如约在东京帝国饭店16楼亲自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开始双方曾商定不通过翻译，直接用日语交谈，后为了慎重起见，中方还是决定通过翻译交谈。这个翻译，就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当时他才三十多岁，作为对外友协派出的普通译员，见证了中日恢复邦交前的关键时刻，几年后，同样是在日本，他踏上了自己的外交官之路。
对于这次关键的会谈，从事对日工作多年并研究中日关系的王泰平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孙平化、肖向前与田中会谈的气氛热烈而友好，孙、肖正式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田中开门见山地说：“我认为，舞剧团为两国友好立了大功。我听说周总理通过你表示欢迎我访华，非常感激。我已决定尽早访华，这可作正式接受邀请。所以让大平外相通过你转达对周总理邀请的谢意。不过，由于党内还有些麻烦的问题和复杂情况，具体时间今天还不宜明确讲。”
孙、肖追问，在田中首相决定了访华日期后，是否可由双方商定就访华日期问题同时发表一个公告？田中回答说可以，但还有种种麻烦的事情，“首先要在自民党内统一意见，这是前提”。他指了一下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桥本恕，说：“今后，可通过外务省经常保持联系。等党内形势取得更大进展时宣布何时去更好。我现在正在为访华做各个方面的准备。”
面对田中的顾虑，孙平化再次转达国内的指示说：“上次即11日同大平外相会见时，大平先生还提出在田中首相访华前，以自民党国会议员为中心再加上外务省的两名事务官先到中国，就田中首相访华的具体日程进行商谈。我和肖向前同志听后很快就向北京做了报告，现在国内已有指示，正式表示欢迎……”听到这里，田中表示，将派“一支庞大的队伍”访华，“去的人中将包括持不同意见或反面意见的人。与其说是去商谈日程，不如说是进一步统一党内的认识和意见。”“这样，可以争取他们的赞同，加深他们的理解，使访华取得更大的成果，达到‘有终之美’。”孙平化表示：“欢迎大家去。何时去，人选确定后请通知我们。”
谈话至此，双方的心情都放松了许多，田中吩咐上水果、咖啡，宾主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闲谈。田中首相问：“北京什么时候气候最好？”孙平化和肖向前回答：“北京九十月间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双方甚至聊到了刚刚在长沙发掘成功的马王堆汉墓，田中赞叹说：“真了不起，这是全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1972年8月15日，田中首相（右）会见孙平化（中）和肖向前（左）。
把你的“威士忌”换成茅台
8月16日，舞剧团结束了一个多月的访问，满载着访日演出的丰硕成果起程回国。全团乘坐两架飞机，自东京直飞上海。这是中日之间的首班直飞包机，之所以如此，还有一段故事。
王泰平告诉记者，原本，舞剧团回国的交通事宜早已安排好，同赴日时一样，仍是取道香港。但是，藤山爱一郎早在7月16日就主动提出，舞剧团回国时，日本航空公司（简称“日航”）和全日本航空公司（简称“全日空”）可以各派一架飞机，把全团直接送回上海。孙平化起初有些顾虑：这么个艺术团，从尚未建交的国家包飞机直飞回国，怕是过于张扬了。他还算了一笔小账，经香港回国的飞机火车都已预定好了，没有必要改动。没想到，他向国内汇报后，得到的指示出乎意料。周总理在“似无此必要”几个字旁边直接批示：“不对，很有必要！这是对日的争取，这是政治。”与此同时，周总理还指示，“我上海国际机场临时为日机开放，并告上海为此做准备，对孙率团回国做盛大欢迎”，对日方机组人员的接待规格不能低于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时的美国机组。
双方商定乘两架包机，由东京直飞上海。因二战结束后27年从未飞过这条航线，为了安全，日航和全日空还提前进行了试航。8月16日上午，6辆大巴将舞剧团全体团员送到羽田机场，日方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10时，日航飞机先起飞，12时45分到达上海。10时20分，全日空飞机起飞，13时5分到达上海。一个多月前尚需好几天才能抵达的行程，如今只要短短两个多小时，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时，团员们无一不感慨万千。
朱国良讲述起当初的场景，难掩激动：“一下飞机，人山人海啊，得有两三千人，敲锣打鼓的，拉着横幅的，捧着鲜花的，欢迎我们凯旋来，然后我们乘车前往饭店。”
值得一提的是，舞剧团访日演出的东道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冈崎嘉平太，以及日本两大航空公司社长都随舞剧团同机到了上海。他们当然也都看到了这样盛大的欢迎仪式，王泰平说：“这一切都是周总理的亲自安排，意在通过对代表团的欢迎，表达对田中首相访华的欢迎之意。”
孙平化几乎没有休息，他要直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情况，紧接着，立刻投入欢迎田中访华的筹备工作中。
9月9日，为筹备田中访华时的新闻报道，运送卫星通信器材的专机飞抵北京。
9月16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议员代表团访华。至此，田中首相的访华之路完全铺平。
9月25日，秋高气爽，漫山红叶，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52人组成的日本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如约抵达北京。在首都机场，田中首相走下飞机，与等候多时的周恩来总理紧紧握手。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访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
出生在日本农民家庭，被誉为“平民首相”，田中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人，但这一次访华，他多少有些紧张。过去，他出访时常常带着女儿田中真纪子，希望将女儿培养成政治家，这次却没有将女儿带在身边，因为他不清楚谈判的结果会怎样。
出乎田中意料的是，第一次首脑会谈，周恩来总理就坦率地就重大原则问题提出了中方的意见。以至于陪同田中访华的二阶堂进官房长官随后就在记者会见时说，会谈“令人惊讶地坦率”，“我得到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会谈一定能够成功。”
翻译江培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亲历记》中记述的一个插曲，可以佐证当时气氛的友好。
田中首相对周总理说：“刚刚喝了一点茅台，略有醉意，感觉很好，但是酒兴未尽，会谈完了还要喝点。”周总理会意，马上说：“愿意喝，可以再送些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换成茅台。”田中点头致谢并说：“确实是好酒，比‘伏特加’更好，‘威士忌’也比不上。”周总理指着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说：“茅台酒产在他的家乡贵州省，是红军长征时候发现的。‘威士忌’喝多了会上头，而‘伏特加’不如茅台柔和。”田中连连点头称是。
没想到，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为田中举行欢迎宴会时，田中的一句讲话掀起了波澜。田中在致辞时提到：“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段惨痛历史教训岂能用“添了麻烦”一句带过？无论是就国家的尊严而言，还是就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言，这种说法都是令人反感和无法接受的，会场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据日本NHK采访组出版的《周恩来的决断》一书，周恩来对田中的话严厉地批评：“田中首相在昨天晚宴讲话中说‘添了麻烦’，这个词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溅到路边妇女裙子上道歉时才能使用。可是你们却在提及中日两国不幸的过去时使用。”江培柱也回忆称，周总理在第二天与田中首相会谈一开始就坦率而严肃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灾难，其结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日本政府应当牢牢记住。而“添了麻烦”意思太轻，许多人想不通，接受不了，更不要说那些有杀父伤亲之仇的人了。田中首相向周总理作了些表白和解释，说他首先要反省、道歉，向中国人民谢罪，承认讲得不够，要设法改。后来，我方的严正立场和日方的反省、谢罪之意，被写进了庄严的历史性文件《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经过四次首脑会谈、四次外长正式会谈和一次非正式会谈，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声明》指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终于实现了田中所说的“有终之美”，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感谢原上海舞剧团董存明先生对本文采写的帮助。
（原标题：有终之美——1972年奏响中日邦交正常化序曲的“芭蕾外交”）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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