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熊
昨天 23:53
泛黄的纸页，最能勾起对沧桑历史的怀想；先人的墨迹，像远方邮来的家书，述说着亲情，共振着后人的血脉。2019年7月，从五哥（堂兄邓天星）那里得到了有关邓氏先人的几件文本。遵五哥之嘱咐，我将这几件东西转录成了电子文档，以方便亲人阅读保存。其中因时代或语言的隔阂不易理解的地方，作了简要的注解。几经翻阅，思绪涌动，终于忍不住想写点文字。有人说哲学的终极问题可以用三个日常问语来表达：我（你）是谁？我（你）从哪里来？我（你）到哪里去？把这些问题放大，就是人类的终极之思。宇宙起源，生物演化，人生意义，皆可由此导出。往小了说，就是小我的出处和终老考察，父母、姓氏、家族和这些问题息息相关。而家谱，则是中国人慎终追远、反躬自省最好最主要的载体。我拿到的文本，其实有三个东西。大伯追悼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的《哀章》；二伯编写的《宗谱》，堂伯编写的《族谱》。由于《哀章》仅是大伯的追思，《宗谱》的主体抄录自《族谱》，只是在后面增添了一些内容，所以三个文本中，最要紧的是《族谱》。
【大伯邓应福撰写的《哀章》】
【二伯邓应昌抄写并下续的《宗谱》】
【堂伯邓应禄编写的《族谱》】
先简单介绍几句我那位名叫邓应禄的堂伯，他是《族谱》的书写整理者，是我三爷爷的儿子。在我父亲那一辈人中，他是唯一上得了台面的人，解放前曾任成都烟草协会的主席，也当过国民党的干部。我母亲生前几次提起堂伯参加过邓锡侯的寿宴，这在一众平民亲戚的眼中，也算是比较风光的事情。以前只知道我幺叔邓应彬的字写得好，成都有不少店招、特别是酿造行业的店招出自他手。看到堂伯手书的《族谱》，感到读私塾的上辈人，当真是把书法作为与人交往的见面礼的。【1965年邓家比较大的一次聚会，坐在最中间的是唯一的祖辈九奶奶，左二是堂伯，左一是幺叔】
《族谱》的扉页上，有“南阳氏置”字样。其后的“邓氏谱序”中，又言“我族系出大汉邓禹公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脉的远祖，可以追溯到东汉开国元勋，位列云台二十八宿之首的大将邓禹那里。邓禹的故里在今河南南阳，具体位置我本以为是在邓州。2020年10月，我自驾游湖北武当山，查到距邓州不远，遂顺道去拜谒这位远祖。到了才知，邓禹故里其实是在现在的南阳新野县界内，紧邻邓州。故里留给后人凭吊的，就是一个石碑、一个广场而已。
【河南新野的邓禹广场】
【邓禹纪念碑，上书“汉高密侯邓元公故里”】
对于认祖归宗、追溯远祖这类事，我是不太当真的。翻一下《百家姓》下面的注释，哪个姓氏的人不是帝王将相的后代？莫非古时的那些平民苦力的基因就那么差劲，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被淘汰尽了，连打草鞋这种事都要皇叔才有资格做？靠谱的还是后面的内容。从清初湖广填川开始，先人邓霖蘭由楚入川。这之后，历代先人的配偶、子嗣、职业、迁徙皆有记载。粗略统计一下，自霖蘭大人繁衍至我这一辈，三百来年，邓氏家族有九代人。宗谱里面有先人拟定的班辈字序：“思宗祖祥文霖光南扬大祚上应天祯远近相耀德孝诗隆”。“霖”字辈上面五代不可考，“天”字辈以下，后人鲜有照此班辈取名的。据我所知，仅我兄长邓天瑞之女取名邓祯秀。此外，二伯长子邓天友之女，二伯在自己编写的《宗谱》中，记载为邓祯炜，而她实际上一直用的是邓炜，可能那个祯字只是老爷子的设想吧。由此可见传统之式微。【班辈排序及鼻祖霖蘭大人页】
家族迁徙之踪迹，家谱中记载了几个节点：一是清初传至霖蘭公，由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徙入四川成都府崇寗县漫水湾；二是迄乾隆年，分支于什邡县马脚镇（即今马井镇）黄土河，添买田宅，安置祖瑩于仙女洞侧；三是咸丰年，又分支于成都省城内。我们这一脉，当属咸丰时期迁入成都的分支。先人的谋生手段，在迁入成都城内以前，基本上都是以务农为业。只是高祖那一代略有不同。高祖名叫邓大成，字成章，别号集斋，外号斐然，其配偶被后人尊称为旷太夫人。一看这些称谓就知道是个读书人。高祖生于嘉庆己巳年（公元1809年），在什邡仙女洞生长。卒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估计是科举不利，转而学医。家谱中称其为儒医，说他内外科充什邡县刑科经承，算是半个公事人吧。而咸丰年进入成都城内那一支的后人，多以开小店经商或办小作坊生产为生。爷爷和父亲那两辈人，我知道的他们做过的营生，有纸铺、茶馆、绸缎铺、纸烟铺、伞店、酱园等。 除此外，尚有从军和修道的。到了我们天字辈，解放后各家的孩子，读书得行的不少读了大学和中专，职业更多样化了。有了若干从政、从医、从教和从事其他各类技术工作的兄弟姊妹。看了《族谱》，有两个问题让我感触颇深：一是人口问题。自国家产生，赋税徭役皆与丁口相关。所以历代统治者多鼓励生殖繁衍人口。但人既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一生要消耗大量财富。战国时期韩非在其《五蠹》中就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近世英国牧师马尔萨斯找到一条所谓的人口铁律，即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是按照算数级数增长的，所以必须节制人口。这些理论抽象而玄远，而我手中的家族资料则鲜活而贴近。从霖蘭大人到我们天字辈共九代，直系人口增长状况如下：1、由湖北麻城孝感迁四川鼻祖——邓霖蘭，配偶刘氏，生一子光祖；2、太始祖——邓光祖，配偶龙太君，生一子南山；3、太高祖——邓南山，配偶杨氏，生三子：扬珠、扬璠、扬珍）4、高曾祖——邓扬璠，配偶杨氏，生六子：大全、大成、大炳、大焕、大盛、大兴；5、高祖——邓大成，配偶旷太夫人，生二子祚兴、祚隆；6、曾祖——邓祚兴，配偶欧阳氏和徐氏，共派生十子一女。子名上贤、上仁、上智、上廉、上榮、上礼、奎生、上义、上信、上第。最小的女儿就叫幺女；7、祖父邓上仁（二房），祖母李氏，育有八子二女。但活到成年的只有四子：二子应福、五子应昌、八子应祥、十子应彬。8、父亲邓应祥（三房），母亲陈孝先，育有二子六女。子天瑞、天雄；女秀英、玉儿、天贞、天成、天芬、天惠。其中秀英、玉儿、天瑞早夭，后收养一子代天瑞名。
虽然个例不能说明问题，但仍然触目惊心。曾祖那十个儿子，尽管由于曾祖母强悍，逼走了几个，余下几个爷爷的后人，天字辈我知道的就有三十多个。近日我关注了邓氏宗亲会，知晓广东有些记载完整的邓氏家族，从明末到现在，后人有六百余之众。无论从可能还是现实来说，人口的增长一般都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新中国人口从四亿到八亿，也不过三十年时间，这是当政者需要关注并警惕的。眼下由于社会转型，观念嬗变，我国人口增长呈衰落之势。因为担心引起经济的衰退，一些学者提出了种种刺激人口增长的建议。从生态学的视野来看，相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负担，我国在巨大的人口基数条件下，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经济暂时下行的代价，并不是不能承受的。二是医疗问题。我注意到上两辈人都有子女早夭的状况。其实更早的先人可能也有这种状况，只是缺乏记载罢了。祖父有八子二女，活到成年的只有四子。我母亲算上小产共怀过十三个孩子，生下二子六女，大女、二女、长子皆早夭，死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霍乱。二伯有子女十一人，成人立业的也仅有八人。受益于现代医学的成就，曾经造成人口大量衰减的天花、霍乱、鼠疫等瘟疫，解放后基本绝迹。可以推想，如果不是医学的进步，诸如微生物的发现、消毒法、抗生素、免疫法等的发明，我国的人口增长何以能达到三十年翻番，又怎么会出台一个千古未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没有大的战争，社会机制和生产发展对自然灾害的抗衡是另两个方面，这里就不多叙了。本世纪继非典之后，新冠又开始肆虐。医学文明的进步，总是在与疾病的斗争中砥砺前行！尽管现在还在困难时期，但无论放眼世界还是回瞻家世，都让我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