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西班牙雕像文物修复的对比图。图中微笑的少女被修得面目全非，一度引起全网群嘲。
要说修文物，还得看咱们故宫的修复师。
2016年，一部由故宫和中央电视台出品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文物修复师这个小众又神秘的职业进入大众视野。
它以最朴实的镜头语言和“接地气儿”的拍摄手法刷新了人们对“故宫工作人员”的认知。
在B站上线不久，播放量就突破百万，豆瓣评分飙升至9.4。
《我在故宫修文物》究竟有怎样的魅力？今天柴叔就带大家深度了解一下这部“神剧”。
光而不耀，静水流深
王津是故宫钟表室的一位修复师.
自从《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他以温润儒雅的气质与挺拔硬朗的外形被广大观众称为“故宫郑少秋”，也因此收获了不少90后的拥趸，
红了之后，王老师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改变.他依旧选择乘公交车上下班，即使被认出来也只是微微一笑，偶尔遇到想合影的粉丝也坦然接受。
这份淡定与从容是近四十年文物修复带给他的沉淀，也是众多观众喜欢他的原因。
16岁时，王津接替爷爷到故宫上班。当时负责文物保护的还没有那么多部门，在转了一圈后，他选择了人最少的钟表室，一干就将近40年。
钟表本来就是精密物件，更何况故宫钟表都是特制的，修复后除了要保证及时准确，还要还原它的演艺功能，尤其是番外进贡的座钟，每一个都是孤品，修复起来尤为耗神。
所以,钟表组的老师们鲜少交流，即使是师父来查徒弟的作业，也只是在关键部位进行指点.因此钟表室也是这几个科室中最安静的，几乎落针可闻。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王津已经记不清修复过多少钟表，它们中有一部分陈列在珍表馆，还有一些陪同岁月一起被深藏。
修复本就需要慢工出细活，更何况文保修复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就是修旧如旧。
这对于钟表组来说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于木器组的屈峰，就难于上青天。
毕业于中央美院的他，对艺术和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偏偏这份工作要求，即使面对再丑陋的文物，也要遵循“原风格、原工艺”的修复要求，这曾经让屈峰很是苦恼。
本科毕业后屈峰进了一家工厂工作，可时运不济厂子没几个月就倒闭了。
为了谋生，屈峰想过办个培训班教画画，但他性格本身比较内向，教课对他来说绝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于是在导师的建议下，屈峰考取了央美雕塑系的研究生。毕业时他的成绩是全院第一，本以为可以稳稳当当的留校任教，没想到屈峰那届没有内招指标。
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去另一所学校教色彩，要么去故宫做文物修复。
虽然屈峰学过绘画，但他还是更钟情于雕塑，当听说文物修复也会涉及到雕刻技艺时，屈峰选择了进宫。
可是在签三方协议的那天，他还是犹豫了.
梦想与现实的落差从进门那一刻就显露出来。
在屈峰的认知里，艺术工作者的办公区不说时尚前卫，至少也得是格子间吧，而眼前的景象俨然一副“农家乐”的模样。
院子里种着各式各样的树，旁边的水缸顶着木盖，几只猫卧在台阶上晒太阳，地面是坑坑洼洼的砖石，办公桌是80年代的老桌子，一拉抽屉还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屈峰满心满眼都是失望，不过机会仅此一次，他一咬牙还是签了。
都说学艺术的人天马行空，桀骜不驯，刚入宫时屈峰也是如此。
彼时在做练习时，屈峰总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在思考怎么能将文物修得焕彩一新。
直到有一天，在修补一件文物的底足时，师父看了一眼作业后问他：“修这个东西时你琢磨过吗？”
屈峰从没想过修复这件事儿还需要“琢磨”.在他看来,这项工作最大的意义不就是让残缺的文物变得完整吗？
但文物的制式、材质反映了当下时间段内的制作方式、人文历史、政治环境。
一位优秀的修复师不仅要让文物完好如初，还要尊重它本来的样子，选择相似的材料、染上相似的颜色，做出相似的痕迹。
任何的创新、创造对于修复来说都是画蛇添足。
从那开始,他整个人仿佛开窍了一样，工作时不再一味追求速度，更多的时间他在观察，观察师父的工作方法，观察文物本身的样子，心中有数再下手。
同时,他也不再执着于对创造性的追求。
在参加学校毕业展时，看到学弟学妹们作品，虽然艺术之魂仍在熊熊燃烧，但相比商业化的艺术，他更喜欢修复带来的心流状态。
其实选择没有对错，只有得与失。正是因为一次次的选择，才会让我们不断迭代，而我们也在选择中认清自己想走的路。
选择所爱，爱所选择
如果说王津和屈峰进入故宫是“命中注定”，那文保科技部的年轻人们则是凭着一腔热爱。
他们都是来自中国顶尖美术学府的博士或者研究生。作为学霸他们的基本功及理论知识相当了得，但入宫后这些成绩将统统被抹去。
这方面定向培养的巨建伟特别有发言权。
2011年，巨建伟从清华美院毕业后进入故宫摹画室工作。入职的第一年，他并没有如愿看到前人的妙手丹青，而是在磨墨和勾线中度过。
磨墨是摹画师们每天的第一项工作，也是最重要的一项。
他们从来不用现成的墨汁和隔夜的宿墨.稳定性不好的墨汁在装裱的过程中很容易造成脱墨，使临摹功亏一篑。所以,如何研墨就成了摹画师们入门的第一堂课。
研墨是力道与速度的学问。
用力过轻，速度过缓，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墨液与水融合不充分，临摹的时候线条虚而不实。
相反,如果用力过猛，则会破坏墨汁原有的质感，甚至产生颗粒影响描摹。
一位优秀的摹画师能在研磨的过程中分辨出墨条胶质的含量，甚至可以掌握同一根墨条在不同材质的宣纸或者绢帛上的晕染程度。
在一圈圈的磨划中，他们也逐渐从生活状态走入创作中。这个时候，整个房间仿佛笼罩在寺院之中，虽然没有佛像，但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接下来，就是基本技法的练习，这对于主攻国画的巨建伟来说早已驾轻就熟。
但故宫的要求远不止“熟练”那么简单，如果把学校临摹比喻为照猫画虎，那故宫的要求就是既要画皮更要画骨。
勾线练习就像打地基。正所谓根深才能叶茂，基固才能楼高。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巨建伟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不同材质的绘画材料上勾线。
长时间重复且单一的练习是枯燥的，但就是这种刻意练习，让巨建伟发现了其中微妙的变化。
比如墨汁中水分的多少、纸笔间摩擦力的大小、墨条质量的优劣、不同纸张所呈现出的效果，这些摹画之道全部来自长年累月的练习之中。
直至师父认可，这项新手村任务才算完成，真正的难题“接笔”才会来临。顾名思义接笔就是接着原来的笔触进行作画，要求自然流畅，不能看到接缝。
对于文物接笔来说，就是通过现有的信息，将文物中缺失的部分进行补全。
这就要求摹画师要分析时代、人文、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揣摩作者的心境甚至人生历程，进而完成创作。
就像巨建伟自己说的：“中国画要创作绘画的过程，从头到尾这个工序都很讲究，它是修心的过程。”
这种笃定的精神力量是除了技法之外，师父传授给徒弟最珍贵的东西。
故宫至今依然采用中国传统的师徒制。传统曲艺在学艺时有句话叫：三年学艺，两年效力。
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曾说在学艺之初，早晨就要赶到师父家准备早餐，打扫院子。到点要伺候师父师娘起床洗漱。只有师父觉得这个小弟子懂事儿，才会传授一些吃饭的本事。
现代的师徒制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桎梏，但对人品的考察依然是每位学徒在入宫后必会面临的一场大考。
只因传统技艺需要朝夕相处，有很多技法难以描述，只可意会。这就需要在与师父的接触过程中慢慢领悟。
由于没有经验，年轻的修复师们第一年几乎是碰不到文物的，他们的工作不是基本功训练，就是端个盆，打个水，扫扫院子，收拾一下工作室。
如果悟性比较高，可能会帮师父打打下手，在这个过程中师父不会主动教，全靠徒弟“偷学”，瞄着老师怎么干活，然后再慢慢思考。
除了传统技法，师徒制精神层面的东西更为重要。学生像是老师的一面镜子，老师对生活的态度，对工作的热爱完全能从学生的日常表现中映射出来。
这些老一辈的修复师，打着火把为身后的年轻人照亮前方的路。而这条薪火相传的路，总会有更年轻的足迹跟在身后。
内修于心，终见微光
这部纪录片中有几组数字，看似无关紧要，一旦把它们放到一起却显得“价值连城”。
l为了还原“出门见喜”的春条，织物组组长陈杨选择用缂丝工艺进行修复，这种技法费眼且复杂，熟练工一天只能织出几寸。
l从1962年到1980年18年的时间里，摹画师冯忠莲将技艺与生命的巅峰都献给了《清明上河图》的临摹工作。
l修补木器所用的鱼鳔胶，木器组的小伙子们连续砸一天也仅能获得250克；
l漆器组的生漆，每位漆农要在太阳升起前5个小时割出近百个刀口才能采集8两……
在效率优先，目标导向的现在，修复师们的工作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正因为这一点格格不入，恰巧是导演叶君最想呈现的。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拍摄故宫为什么不拍文物、宫殿或者历史这些更能代表故宫的元素，反而选择拍摄在故宫工作的人？
主要是因为有珠玉在前。
2005年与2012年，故宫分别出过《故宫》和《故宫100》两部纪录片。
这两部片子已经非常完整地将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建筑艺术以及人文史实进行了详实的介绍，如果第三部纪录片再拍这些内容，就显得太普通了。
为了让选题更加的新颖，团队在进行长达5年的项目调研后，决定将镜头聚焦到这群身怀绝技却深藏不露的文物修复师身上。
可在申报时，这个选题却险些“夭折”。
故宫是我国“三大博物馆”之一，馆藏等级和保密制度都相当严格，想拍摄修复师们的工作，就意味着要将很多未开放区域展示出来，这无疑增加了许多未知的风险。
摄制组与故宫双方进行了长达3个多月的交涉，才将拍摄计划最终确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在历时4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剧组巅峰时期仅有7个人。
本着在最大程度上还原老师们日常工作状态的想法，拍摄采用现场收音加旁白的方式，就连背景音也是夏日的虫鸣与北京特有的鸽子哨声。
刚开机时，双方都有点放不开，好在大家性情中人，为了跟上师傅们的步调，摄制组几乎与他们同吃同住，一来二去间感情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拍摄问题解决了，审片时又出事儿了。
由于故宫工作情况特殊，所以工作人员每天8点上班，5点下班，没有情况几乎是不会加班的。
再加上他们的工作向来不以效率为先，所以工作节奏很慢，有时修不下去了就去院子里给树浇浇水，给猫喂喂食。
领导们在看过样片后觉得节奏太慢，很容易让观众觉得这群人是“带薪摸鱼”，影响不好。
但另一位导演萧寒看片会上据理力争，因为叶君在拍摄时根本没有想体现所谓的“工匠精神”。
采访中叶君说，这部片子从开始就没有想体现工匠精神。
真要总结的话，是导演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生活境遇后，想拍一部站在历史与时间交错纵横的角度，思考工作与生活意义的片子。
他想通过这部影片，让更多人看到在这个追求风口，流量为王的社会，还存在着一群这样可爱的人。
他们用一双二三十岁的手，却修复着一件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文物，这种与前任工匠的隔空对话，一定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不同的感触。
而我们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都会面临困惑与选择，但这几十年在文物面前，犹如走马观碑，一闪而过。
导演想在这群人身上寻找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从事这份工作后对工作和生活态度，然后由此及彼，引发观众对自己人生体验的选择与思考。
其实叶君自己也没想到这部纪录片会带来如此大的反响。
原来文保科技部社招几乎没人会投简历，但《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之后，2016年应聘人数高达16000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攀升。
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要想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
柴叔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令人满意的工作，但好在我们还有选择的权利。
是在工作中敷衍了事，还是笃志前行；是选择碌碌无为，还是迎难而上，相信你心中早有答案。
-END-
【文 | 十桉 】
【责编 | 语非年 】
关注@柴叔带你看电影，更多精彩不迷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