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2023年4月刊
原标题：古玩市场往事——街巷为邻的特殊“博物馆”
古玩行业古已有之，但称谓不尽相同，有古物、古董(骨董)、古器、古玩等说法。隋唐时期的藏家多用“古物”，内涵与近代的“文物”相似，到二十世纪初人们仍在沿用。
比如，清帝逊位之后，北洋政府批准在紫禁城外朝成立的博物馆就被称为“古物陈列所”。又如，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文物保护条例、法则也沿用了该称谓，即《名胜古物古迹保存条例》和《古物保存法》。两宋以降，在文人当中开始频繁使用“古董(骨董)”;目前已知的最早使用者是北宋江西诗派的大文豪韩驹，在《送海常化士》中有“莫言衲子篮无底，盛取江南骨董归”之句。古董的说法影响深远，直至明末清初仍被普遍采用，更流传到日本等邻国。同时，另有部分宋人使用“古器”，如徐梦莘在《三朝北盟汇编》采用此说。洎明清时期，“古玩”的说法后来居上，在乾隆朝蔚然成风。
《博古图》，南宋，佚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玩市场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彼时文人雅士、富商巨贾对古物追捧达到了新高峰，范畴也日益扩大:除了器物、字画，金石拓片也进入了收藏圈，实现了金石学与考古学的融通。
如果说宋代古玩交易人群集中在名流商贾，明代参与交易者则进一步扩大，更涌现出一批颇具规模的古玩交易市场。比如京城的城隍庙市场，售卖种类从商周匜镜，到秦汉书画，再到唐宋珠宝，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每月“月朔、望、廿五日，东弼教坛，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虽是市井陋巷，却令人乐而忘返。
不过，相较于清代市场的火爆程度，宋明以降的古玩市场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一方面，号称“千古一帝”的高宗弘历嗜好古物。上行下效，从庙堂重臣、封疆大吏，到士庶百姓，钟情于此者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乾隆帝下旨编纂《四库全书》产生了衍生效应，有志参与编纂、誊录工作的饱学之士汇萃都下，客观上推动了金石碑帖和古籍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将古玩交易在清中期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以琉璃厂为例:当时赴京赶考的各地举子大都栖身宣南的会馆、庙宇之中，与琉璃厂(海王村)相去不远，前往购置二手旧书、笔墨纸砚，物美价廉。与此同时，琉璃厂地处宣武门，属于内城与南城的接合部，距离皇城未远。故官员散朝之后，也偏爱到此购买、品鉴金石拓本、古董字画。由此产生了虹吸效应，使琉璃厂古玩市场名声大噪，历经二百多年长盛不衰。
民国时期的琉璃厂
截至1937年，琉璃厂的古玩店铺多达九十七家，成为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之地。从吴昌硕、徐悲鸿，到朱自清、齐白石，概莫能外。鲁迅先生在京十四年，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前往琉璃厂的次数达到四百八十次之多。透过琉璃厂的兴盛，我们仿佛看到了晚清以降京城古玩市场的缩影。
晚清以来的时代烙印时至今日，许多民间藏家还热衷于前往古玩市场“淘宝”，但各地古玩市场都存在同质化发展的问题。不管您是逛北京的潘家园、十里河，还是在上海的豫园、沈阳的鲁园，又或者广州的清平路、天津的沈阳道，皆均趋于同质。实际上，在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不同地区的古玩市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北洋时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影响下，京城古玩交易数量明显增多，循环速度和频率大幅攀升。随着清帝，仰仗“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迅速走向没落，衣食堪忧，就连末代克勤郡王晏森都卖光祖产，拉起了洋车。当然，这绝非晏森的个案。另一位铁帽子王怡亲王载垣之子溥斌，也把祖上几代收藏典当、变卖，从晚清直至民初，四十年始尽。更有甚者若“小恭亲王”溥伟，不但将大量古玩以四十万银元售与日本商人山中定次郎，更将自家王府以八万银元抵押给西什库教堂。不过，这种理直气壮地变卖祖产者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兜售，半夜入市，拂晓前散去，保留祖上最后的颜面，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鬼市(又称晓市)。
大柳树鬼市鬼市交易的特点是某些货物见不得光，或某些卖家本人不愿见光，故遵循“照货不照脸”“拉手询价(袖里乾坤)”等原则。比较成规模的市场分别是宣武门外的西晓市、德胜门外的北晓市，以及崇文门外的“东晓市”。其中，又以东晓市的鬼市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偃旗息鼓。
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古玩市场逐步复苏，大众对古玩收藏的参与再度萌发。起初是依附在旧货市场、农贸大集和花鸟鱼虫市场而存在，旧货、文玩与花鸟鱼虫、猫狗宠物夹杂一处，极不规范。八十年代末，监管部门逐渐将原本零散的地摊劝导入市，有序管理。今天，在潘家园、大柳树仍有“鬼市”存在，但徒具其型，算是老北京“鬼市”文化的一抹印记。
北京大柳树鬼市
与北京不同，上海、广州作为沿海城市，其古玩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也别具特色。上海古玩市场的发轫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咸丰年间，太平军定鼎天京(南京)，继而占据了富庶的苏州等地。江南的富商巨贾们纷纷避入十里洋场，为继续维持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前往城隍庙附近出售古董、字画，形成商铺林立的交易闹市。
不过，上海最有特色的古玩交易形式是“茶会”，即在茶楼内商洽古董、珠宝生意，有些外国人也慕名而来。茶会的火爆场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才被古物商场取而代之。1921年，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长马长生等人募集资金，在公共租界五马路(广东路)建起了“中国古物商场”，次年正式开业，开启了室内交易场所的新纪元。作为华南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广州也有属于自己别具特色的“墟”文化。“墟”字又写作“圩”，在粤、闽等地的方言中是市集之意，故广州人进行二手旧货、古玩字画交易的市场被称作“天光墟”，也就是夜间出摊，天明散场的交易场所，与北京“鬼市”相似，而流动摊贩则称“走鬼”。
墟市在民国时期尤为兴盛，很大程度上与文物外流有关。晚清时期，香港、九龙等地被割让给英国，使广州成为内地与港九之间的联系纽带。许多投机商趁着军阀混战，政府无力监管文物的漏洞，以广州为中转站，将文玩奇珍偷运往港澳及海外。上述现象，在清末民初的沿海城市都很常见，最臭名昭著者要数卢芹斋、吴启周的“卢吴公司”。他们罔顾法纪，从国内低价收购了大量的文物精品，盗卖至欧美，给国家和民族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从私藏到共享的转变今天，在文物部门的推动和管理之下，古玩市场早已步入正轨，走上了健康有序的发展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办博物馆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是与文玩市场息息相关的另一件事物。
谈起民办博物馆，许多人并不了解。其实，国人独立创办的首家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就是由末代状元张謇个人创立。近年来，社会资本参与民间收藏的热情日渐高涨，越来越多的藏家通过开始民办博物馆，将私人收藏转变为博物馆法人财产，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过，老百姓对于民办博物馆的称呼五花八门，有民间博物馆、私立博物馆、私人博物馆等等。实际上，官方正式提法是“非国有博物馆”，即按照相关规定完成所有手续，获得主管机构认可的民办博物馆，属于博物馆行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完善了我国的博物馆体系、填补了门类空白，又体现出民众从“私家珍藏”走向“社会共享”的文化自觉。
目前，北京的非国有博物馆数量在三十家左右。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马未都先生的观复博物馆。
观复博物馆丨图源官方微博
该馆于1996年获批，属于北京市文物局最早批复建立的博物馆之一。观复博物馆初名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位于宣武区(今西城区)琉璃厂西街，馆舍几经辗转，迁至朝阳金盏乡。博物馆的外墙上有巨幅的《道德经》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即馆名出处。馆内庋藏有各类藏品一千六百余件，下设陶瓷馆、门窗馆、家具馆、油画馆和工艺馆，在上海陆家嘴、厦门鼓浪屿设有分馆，成为较早采取总-分馆制的民办博物馆之一。
民办博物馆与古玩市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首先，许多民办博物馆是从古玩市场中的私人收藏馆发展而来。步入潘家园市场，游客可以看到诸如邮票收藏馆、钱币收藏馆、连环画收藏馆等，类目繁多。店主出于兴趣展示自己的藏品，滔滔不绝地为您讲述每件收藏的来历;进店之人既是顾客，又是参观者。尽管他们并未在政府文物管理部门注册备案，达不到民办博物馆的相关要求和准则，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却也具备了某些类似博物馆的要素和特性;在各项条件具备之后，它们都有机会华丽转身，成为规模和影响力更大的民办博物馆。
其次，古玩市场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所在，那就是老百姓在这里不仅可以“淘宝”，还能亲手触碰字画、器物、文玩、摆件，贴近历史，触摸文化，在无形当中满足了大家的“淘宝”心态和鉴藏需求。相对于“只能远观，不可亵玩”的博物馆，这恰恰是古玩市场的魅力所在。被誉为“中国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更是把“可触摸的博物馆”贴到了外墙之上，加以宣传。
最后，民办博物馆的藏品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古玩市场收购而来。从这个层面上说，民办博物馆的出现，恰恰是古玩市场发展的产物。随着民办博物馆规模的日渐扩大，甚至出现了成都建川博物馆那样的博物馆集群，与国有博物馆共同承担起保护、继承、传播中华民族璀璨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历史重任。
作者介绍
林硕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致公党北京朝阳区委理论研究组组长，致力于明清史、北京史和丝绸之路史研究，文章散见在《新华文摘》《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博物馆》《世界知识》《文史知识》《国家人文历史》等报刊。
作者说
北京这片沃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情怀，从南到北、自西徂东，大小数百座各具特色的博物馆，犹如满天繁星一般，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京城的每个角落。它们各有各的故事，徜徉其间，细细品读，令人流连忘返。希望做一位向导，抑或是引路人，为大家讲述北京博物馆的过往与展望，前世与今生，用趣闻事串联起独特的博物之旅。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4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