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学者。
他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一本高校教材，按理说，应该严谨、求实、务真才是，但是，这部书中的一些提法，却令人匪夷所思。
比如，在这本教材中竟然称《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是“准风尘女子”，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中达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
我们看看陈思和主编的这本教材中是如何说的。
陈思和的这本书，可以查到的资料，共有两版。
第一版是1999年出版的；第二版出版日期是2006年4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标明“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两个版本在提及《铁道游击队》的评点语句是如出一辙，没有什么两样。
书中原文如下：
——如《铁道游击队》在当时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流行小说，小说写了一支活跃在铁路线上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游击队，主要的游击队员是一群“车侠”，不仅身怀绝技，而且具有草莽英雄的习性，所以他们的喝酒赌钱、莽撞好斗等本来“英雄人物”不能沾有的习气都得到了合法的描写。主要英雄人物(刘洪)与一个准风尘女子(芳林嫂)的恋爱也变得可以理解。读者既从他们打击侵略军的战斗中品尝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同时也觉悟到这些农民英雄身上还是留存着传统社会的印迹，必须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加以克服。——
什么叫“风尘女子”？
《辞海》中没有这个条目，但可以找到“风尘”的内涵。
辞典中解释“风尘”的意思是：旧指娼妓或社会地位卑下者的生活。《聊斋志异·鸦头》：“妾委风尘，实非所愿。”
说白了就是娼妓。
为什么在前面加一个“准”字？这“准”是啥意思？
我们再查一下《辞海》。
书中解释道:准,比照，作某类事物看待。如：准尉，准平原。
那么，很显然，陈思和所说的“准风尘女子”，就是“可以视着是风尘女子”，“相当于风尘女子”。
在我们的印象中，芳林嫂怎么成了一个“准风尘女子”了？
芳林嫂无论是在小说原著还是在电影改编作品中，都看不到任何一点“风尘女子”的迹象。
相反，我们在《一百个中国文学形象》（2002年版）一书中，看到的却是称芳林嫂为“帮助抗日队伍的劳动妇女”,这个说法，还是比较精准地界定了“芳林嫂”的形象定位。
芳林嫂是怎么在陈思和的思想意识里，成为一个“风尘女子”的代名词的？
想来想去，这可能与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由秦怡扮演的芳林嫂太过漂亮有关。
秦怡的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来自大都市的洋气感，在《铁道游击队》里扮演农村妇女，还是显得过分漂亮，与其说小说里的芳林嫂具有风尘气，倒不如说秦怡扮演的芳林嫂染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尚女性味道。
这种时尚女性味道，可能在陈思和那里，直接触发了“风尘女子”的联想。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韩和平、丁斌曾绘制的连环画《铁道游击队》里，就可以到，两名绘画作者，把芳林嫂的形象设计，就表现得妖娆多姿，很富有乡村柴禾妞的特有的性感味道。
在连环画里，芳林嫂一直穿着一件带着圆形花饰的长裤，从头到尾，从没有换过，直到最后部分，芳林嫂被敌人抓去、关进牢中，仍身着这件看上去颇为标新立异的花裤子，相当的性感。
由连环画到银幕的形象，芳林嫂一直被画家与演员赋予了一种特别的风情万种的审美光泽，这种形象的共同性，突出了芳林嫂身上的女人味，一旦女人味过分浓郁的时候，男人的感觉就有一点变味，开始想入非非了。
陈思和很可能就是这种想入非非的一种。
但是，你作为一个人可以想入非非，是你的自由，但是你编的是一部教材，是授业解惑的，如此信口开河，不是缪种流传，误人子弟么？
我们看看《铁道游击队》原著作者知侠是如何描写芳林嫂的，几乎看到一丁点可以冒犯的狭邪成份。
在知侠所著的《芳林嫂》小说中，这样描写了芳林嫂：
“芳林嫂是个聪明、能干、性格极刚强的女人。在战争年月．为了帮助铁道游击队打鬼子，她在充满艰险的战斗环境里，出生入死．勇敢而机智地应付敌人。对待同志，她是热情、豪爽、无私的。谁有危难．她无论冒着多大的风险，都一丝不苟地给予救护。她救过不少同志的生命。在我和她接触的长时间里，深深感到她只是慷慨的付出，从不索取．更不要报答。”
《芳林嫂》这部可以视作《铁道游击队》“番外篇”的小说，主要是以芳林嫂的三个原型之一刘二嫂在文革期间的事迹编写而成的。
那么，芳林嫂有哪三个人物原型？
作者知侠这样介绍过：
“这三个大嫂，一个姓时；一个姓刘；另一个姓尹。至今我还能想起她们的模样。我就是根据这三个妇女的个性、特点和她们感人的斗争事迹，创造了芳林嫂这个形象。”
这三个大嫂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型，应该是姓时的这位大嫂。
因为这位大嫂与小说里的刘洪的原型人物，曾经建立过恋爱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小说里的最重要的情感线索。
芳林嫂的人格魅力，也在于小说里把她写得楚楚动人，温良娴淑。
在电影版《铁道游击队》里，秦怡更用她出神入化的表演，把一个女性的温柔体贴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电影《铁道游击队》中，芳林嫂寡居一人，当游击队员来到她家所在的苗庄的时候，芳林嫂开门迎接了这群当时还是陌生的抗日战士们。
在道学先生的眼光看来，一个女性，能够在晚上放心大胆地开门迎纳一群陌生的男人，无疑身份可疑，直接触发了邪恶的想象。
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里，刘洪受伤后，一直在芳林嫂家里养伤，得到了她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电影中交待，芳林嫂在为刘洪换药的时候，她的细心的动作、低垂的眉目、专注的神情，让一个大男人禁不住心旌旗摇，而芳林嫂也在她的柔情的关爱中，触动了她内心的情肠。
在这一个场景中，电影表现了芳林嫂意有所指地道出内心的隐衷：你真的像凤儿的爸爸。
可以看出，一个女人，当把一个男人视着与丈夫同一类的时候，她的内心的接纳意味，已经相当明显的了。
中国女人就是通过这种委婉的暗示，把她色授魂与的好感，赋予给了面前的这个男人。
这与否又是陈思和浮想联翩的原因？
这个姓时的大嫂，在不同的当事人的口中，有不同的称谓与表现，但是通过这种近乎是“罗生门”般的多层角度来看，她的人生也是最为坎坷的，最早被生活的洪流给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
据《枣庄寻访铁道游击队队员》中介绍，王强原型的儿子王金国说：芳林嫂原型叫赫贞，嫁给了姓时的男人，便叫大脚时。她身高一米七左右。
《铁道游击队》的作者知侠之前一直把这位时大嫂作为芳林嫂的原型。
据知侠的文中介绍，这位时大嫂在帮助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中，她与老洪（洪振海，作品中刘洪的原型）产生了感情。老洪牺牲后，她又二次守寡，“可是后来有人发现她又和铁道游击队的个别队员关系暧昧，对此，就引起了大家的激愤，对她很不满，甚至有点歧视她，骂她是破鞋”。
1954年左右，上海画家韩和平、丁斌曾准备绘制连环画的时候，找到知侠，知侠就介绍两位画家到山东去找这位时大嫂。
这样，韩和平、丁斌曾一起见识了这位时大嫂，两个人在不同的文章中，都有着对这个经历奇特、感情也很丰富的女人的描述。
韩和平的回忆中称：“芳林嫂姓迟，叫迟秀英，个子很高，眼睛的确是很大：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整理行装，她讲她要走了，她要到东北去。当时什么个情况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在打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很复杂啦。当时分不清楚的，胜利嘛，都是中国自己人嘛。迟秀英给国民党抓去．大概透露了点东西，当然不是很严重的东西。解放以后，这个事情把她抓牢啦。在当地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所以带着丈夫和女儿闯关东去了，当时我一看，她带了很多大蒜，一串一串的。按照知侠的讲法，迟秀英最起码应该是当地一个妇联主任。”
在另一篇记者采写的报道中，记述了同样一件事：“韩和平曾经采访过芳林嫂的原型石秀英，在他印象中石秀英是一个‘孙二娘’式的人物。‘她长得人高马大，尤其是一双脚特别大，人称“石大脚”。当时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要去“闯关东”。因为她在抗战后曾被国民党俘虏，遵照组织上的指示“假坦白”后出狱，可是解放后当时组织上的证明人找不着了，没法把这段历史说清楚，所以石秀英只好去“闯关东”了，遗憾的是打那以后，就再也没了她的音讯”。
连环画作者丁斌曾也对时大嫂作了这样的回忆，但对她的姓名应该是谐音之故，与通常的记载不尽相同：“芳林嫂大名是池荷贞，是铁路工人的遗孀，和洪振海是有情谊的。她为人爽快利索，胆大心细，能吃苦，不怕死。因为她没裹脚，都叫她池大脚．她还有个女儿叫池光全，到临城可以找到她的。
“我们发现她果然是大脚女人，烟抽得很多，酒也喝得很多，又谈她过去的工人丈夫留下的女儿池光全是如何过世了，也大方地谈起自己和老洪(振海)的情谊，以及帮助游击队抗日的事。老洪不幸牺牲，她很伤心，自认命苦，为了生活下去最后和杨其声成了家，直到如今，‘今朝杨其声出去了，是个老实人，也是当年的游击队员，老党员。下次让他去看望你们。’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她是个利索的、能干粗细活的、吃得了苦的硬妇人，被鬼子关押过，受过的罪都熬过来了。以后我们还接待她几次，她能说些不完整的小故事，让我们从另外的角度了解到书中漏写的情节，对画这套故事还是有帮助的。最后一次是她赶到枣庄来看我们，说她马上要去东北吉林林场女儿家去。赶来枣庄是向我们告别的。”
后来这位时大嫂应该还是回到了山东，一直在枣庄市薛城区生活。
芳林嫂第二个人物原型，叫刘桂清，小说作者知侠称他为刘二嫂，日后随部队进军济南，后来就留在了济南。她曾经被捕两次，身受酷刑。
定居济南后，文革期间，小说作者知侠遇到冲击，这位刘二嫂收留并保护了知侠。知侠根据这一段经历，创作了小说《芳林嫂》。1985年，这位刘二嫂去世。
第三个人物原型叫黄学英，因丈夫姓殷，所以又被称着“大老殷”。 1942年，她被日军抓去，关在牢里，十三天粒米未进。这个坚毅的女人，把衣服里的棉花扯了出来充饥，熬过了敌人的酷刑。1977年病逝。
三个人物原型，都有被日军抓住受尽酷刑的真实经历，但唯有时大嫂有一段与游击队队长老洪的感情历程，而她日后的经历也最为坎坷，1981年去世，终年64岁。
这三个人物的原型，也看不出任何一点“风尘女子”的迹象。就是时大嫂，作为一个失去丈夫与恋人的女人，另外寻找自己的爱情，也属正常，与“风尘女子”也毫不搭界。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铁道游击队》里塑造出来的芳林嫂与人物的三个真实原型，都是很正派的农村女人，即使不把她们抬高成抗日女英雄，也实在没有资格把她们与“风尘女子”划上等号。
实际上，陈思和作为当代文学评论界颇有声望的学者，对当代文学信马由缰，并非这一个特例。
比如，陈思和发明了一个“民间文化形态”概念，来作为他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现，本身就不值得推敲。
陈思和认为在文学作品里，与主流意旨并行的有一个“民间文学形态”的存在。在这种观念的覆盖下，凡是那些被读者接受的文学作品，不是因为里面的高尚文化精神，而是因为里面的“民间文化形态”的作用，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能够产生强烈反响的，不是因为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不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不是时代的传奇创造，而仅仅是因为这些形态属于“民间文学形态”，把“民间色彩”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筐，什么好的东西都往里装。
陈思和采用一种移花接木的手段，把那些引起轰动的文学作品，一律归之于一种无法定性的“民间文学形态”来解释它们赢得读者欢迎的原因。
我们可以随机地摘一段陈思和的文章，看看他是如何生拉硬扯地图说他的这个所谓发现的。
下面的一段论述，比较典型，摘自《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在这类50年代最受欢迎的文艺作品里，脍炙人口并有经久不衰艺术魅力的因素，大多是民间文化形态的‘折子’。《高梁红了》、《古城春色》、《逐鹿中原》这些写三大战役的作品，至今已经很难让读者回忆起什么来，但在一些写民间的小说里，‘老洪飞车搞机枪’(《铁道游击队》)、‘萧飞买药’(《烈火金刚》)、‘杨子荣舌战小炉匠’(《林海雪原》)、‘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红旗谱》)、‘活捉哈叭狗’(《敌后武工队》)等细节，并没有因为时光推移而让人遗忘。即使在写正规军作战的小说里，因为加入了民间的色彩，才使整个战争场面变得富有生命力的也不乏其例，著名战争小说《红日》中连长石东根醉酒跑马的细节，不正是这部作品中最有魅力的一个片段吗?”
《红日》中连长石东根
文中提到的石东根醉酒的例子，连陈思和都觉得中气不足，不得不用一个反问句一笔带过。
陈思和认为莫言的成功，就是因为他在“民间文学形态”的运用上比较巧妙，此说，甚至连莫言在他的文论里都表示了怀疑。
由此看来，陈思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经典形象的解读，带有一个特定时代的试图打破框架最终却陷入到另一种模板的误导倾向，这样的文学史教材出入在高校里几十年，值得我们指出其对文学原著的误读所在，以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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