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华为只是个做手机的，殊不知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华为30年来为全球170多个国家、30多亿人提供网络服务，即使在4G技术领先的欧洲，华为也有过半的市场占有率。
2018年世界500强榜单，华为跃居排行榜第72位，其营收相当于百度、阿里、腾讯之和，而且是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500强企业。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财富还进不了中国富豪榜前20，因为华为98.6%的股权都发放给员工，任正非只拥有公司1.4%的股权。
任正非，祖籍浙江省浦江县，1944年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靠近黄果树瀑布。任正非家中兄妹6人，他排行老大，父亲任摩逊是乡村中学教师。
父母和任正非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
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在文革时期，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
生活十分困难，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布票
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父母对知识的重视和追求，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仍然坚持让孩子读书。
任正非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
任正非毕业后和孟军结婚，岳父是前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据说任正非在文革期间能分配去当基建工程兵是因为妻子的家庭背景，也有说是因为他学业技术出众。
孟东波
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任平和女儿孟晚舟。
儿子任平和女儿孟晚舟，孟晓舟据传是16岁父母因理念不合离异后改的姓，小道消息说任正非的后两任妻子均是自己的秘书，而第一任婚姻是任婚外出轨导致婚姻破裂
基建工程兵是一个新兵种，成立于1966年8月1日，因为文革造成地方混乱，调度困难，但是一些国家重点工程还得建设，所以就决定把一些施工队伍整编成部队，便于指挥。
他们其实就是穿着军装的施工队，主要担负国防工程的施工任务，比如建造军用飞机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等。
基建工程兵
入伍后不久，任正非再次回到了家乡贵州安顺，他所在的部队正好承担了011航空工程的施工任务。
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任正非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无军衔。任正非也因工程建设中的贡献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勤奋好学的基建工程兵任正非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父亲的历史问题组织也调查清楚返还清白，后来我终于入了党，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科研尖兵任正非右一
1982年大裁军，任正非随妻子孟非来到深圳，孟军做了南油集团的高管，任正非转业到南油集团下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
1982年建设中的深圳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我44岁的时候，在经营中被骗了200万，被国企南油集团开除，曾求留任遭拒，还背负还清200万债务。妻子又和我离婚，我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创立华为公司。”
处于中年危机之中的任正非没有时间感伤，迫不得已踏上了企业家的道路。
1987年，他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靠代理香港某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获得了第一桶金。
华为最早的办公室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作为研制程控交换机的场所，五十多名年轻员工跟随任正非来到这栋破旧的厂房中，开始了他们充满艰险和未知的创业之路，
任正非（红圈者）和早期员工
他们把整层楼分隔为单板、电源、总测、准备四个工段，外加库房和厨房。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
床垫文化，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做累了就睡一会，醒来再接着干，被称为"床垫文化"。
1991年任正非左一和同事们
直到今天，任正非的办公室还有一个简陋的小床，这都是创业时延续下来的传统。
后来，华为公司总部搬到了深圳龙岗坂田华为工业园，华为熬过了创业的艰苦岁月。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基地
“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
我们当时是很落后的，华为那时起步做一些卖给农村的、很简单的设备，我们没有把赚来的钱花掉而是重新投资做出越来越先进的设备，我们很幸运正好当时中国在大规模地发展网络产业，我们就这样为我们的产品找到了市场，如果我们今天创业，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们创业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理想，那个时候怎么会有理想呢，当时就是要活下来。
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激进，一个人如果专心只做一件事是一定会成功的。那时我是专心致志做通信的，如果专心致志养猪我可能是养猪的状元，如果专心致志磨豆腐我可能也是豆腐大王，不幸的是我专心致志做了通信，通信这个行业太艰难，我们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产业门槛很高，走进来以后，就退不出去了，退出去的话我们就一无所有了，我把启动资金都花光了，退出去我就只有做乞丐了，所以我们勇敢继续往前走一步步往前走，今天华为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全球科技巨头。”
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C&C08交换机的研发。1993年年末，C&C08交换机终于研发成功。其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三分之二，为华为占领了市场。
C&C08是华为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型号名称
1996年，华为员工总数为1200人，销售额达15亿元人民币（合同大概是26亿）。
1996年华为市场部开展一个月左右的“主动辞职、重新竞聘上岗”的内部整训运动。全部人员先就地下岗，然后公司根据新的需要择优录用。不能录的，则就此别过。
这次被称作“再创业”的运动，确定了华为“能上能下”的人才管理机制，后来经常作为华为人保持“狼性”的英雄壮举被人提起。
任正非曾在讲话中这样评价当年的壮举：“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对构建公司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远大的。如果没有大辞职所带来的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1997年，华为销售41亿元，任正非决定交巨额学费向国际巨头IBM学习管理，IBM、Towers Perrin、The Hay Group、PWC和FhG成为华为在流程变革、员工股权计划、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的顾问。
这些引进华为花了40多亿，这么下成本改进管理，也算是旷古绝今了。但这个引进，遭到了很多员工的反对：“西药真的管用吗？”“土鳖就是土鳖，再怎么改造也变不成海龟。”“穿上美国鞋的狼群，会不会走火入魔？”“学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创新、日本的精益、德国的规范。”
任正非一听，火冒三丈：“我最痛恨‘聪明人’，认为自己多读了两本书就了不起。不愿学习的人，就种地去，靠边站。学不好的人，滚回去做工程师。不适应的人下岗，抵触的人撤职。”
完成这次改造后，华为国际化之路的大门被打开了。
从1998年开始，华为就把触角探向世界的核心市场欧美。虽然第一单合同只有38美金，但到2001年，华为与俄罗斯国家电信部门签署了上千万美元的GSM设备供应合同。
1999年到2000年的两年时间里，华为紧紧抓住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东南亚客户普遍追求高投资回报率的心理需求，凭借比竞争对手低30%的价格优势，先后拿下了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的GSM市场。随后，华为又以同样的手段把优势逐渐扩大到中东地区和非洲市场。
华为各个分公司和研发中心
2000年之后，深圳房地产发展得很快，于是，部下给任正非建议：“随便要点地盖盖房子，就能轻松实现一百亿利润。”但任正非一口就回绝了：“挣完了大钱，就不愿意再回来挣小钱了。华为不做房地产这个事，早有定论，谁再提，谁下岗！”从此，再也没人敢提房地产。
“华为没那么伟大，华为的成功也没什么秘密！华为为什么成功，华为就是最典型的阿甘，阿甘就一个字‘傻’!阿甘精神就是目标坚定、专注执着、默默奉献、埋头苦干，华为就是阿甘，认准方向，朝着目标，傻干、傻付出、傻投入。
华为选择了通信行业，这个行业比较窄，市场规模没那么大，面对的又是世界级的竞争对手，我们没有別的选择，只有聚焦，只能集中配置资源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犹如部队攻城，选择薄弱环节，尖刀队在城墙上先撕开一个口子，两翼的部队蜂拥而上，把这个口子从两边快速拉开，千军万马压过去，不断扫除前进中的障碍，最终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将缺口冲成了大道，城就是你的了。这就是华为人的傻干！
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不受资本市场的约束和绑架，我们可以为理想和目标‘傻投入’，所以我们可以拒绝短视和机会主义。
华为创建在深圳倒买倒卖的时代，知识无用论有过于文化大革命，那里只要会21寸、方角、遥控就行了，搞技术人家说是傻子。外部环境的不协调，华为的创业艰难可以想象。又经历了深圳的泡沫经济时代（房地产、股票），一个真真实实做学问的公司受到的冲击可以想象。
华为为了理想和远大目标敢于加大技术、人才、管理体系和客户服务的长期投入，，舍得为未来的目标连续投、长期投（注:每年超过销售收入百分之十以上的研发投入，研发总投入超3000亿，管理咨询投入超300多亿的，纳税1900多亿），避免了短期行为，耐得住寂寞，忍受得了艰苦和磨难，华为就是一只大乌龟，二十多年来，只知爬呀爬，全然没看见路两旁的鲜花，不被所谓互联网‘风口’所左右，回归商业精神的本质，坚定信心走自己的路。”
寻找最有价值的传承，请关注我们“传承ROO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