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战胜项羽之后，初建汉朝帝国之时，因为定都之事多有犹豫，而这个时候娄敬前来面见圣上。
劈头盖脸的就问刘邦：“陛下建都洛阳，是不是要建立西周式的国家？”
对于刘邦来说，他认为把自己的政治权力中心，建在全国中心位置的洛阳，有利于统治天下，对于周边各国也能够方便控制。
所以在定都的问题上，刘邦非常倾向于定都中原，而且刘邦手下大多数朝臣都是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西北部，他们对于定都洛阳的建议也非常赞同。
当时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如今征伐天下之后，当然是荣归故里，一来是有面子，二来讲究落叶归根，于情于理，刘邦定都洛阳的这个方向似乎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时候娄敬跳出来，对刘邦要定都洛阳之事，提出了反对意见。
娄敬说：“秦国的关中地区，有峻山险河为屏障，四方关塞稳如磐石，有急难时，关中的户口可以很快集结百万雄兵，秦国当年就是因其独有的地理和发达的生产力，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盛况，所以有天府之国美誉。如果陛下能够进关中定都，即便函谷关以东发生叛乱的时候，关中地区仍可保持安宁，这就是最好的屏障，两人相斗很好的方式就是扼住对方喉咙，使其腹背受敌。而陛下若定都关中，就是控制了关中，扼住天下之喉，压天下之辈的优势。”
娄敬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关东地区以平原地区为主，在地理上不占优势，但是关中则不然。
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最大的优势就是物产丰富，若是出外作战，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粮仓，可以快速供给战争所需的粮食，一旦自己在作战之中处于劣势的时候，在地理上仍占优势，因为自己家就有足够多的粮食，所以当时关中也被称为“天府之国”。
而且关中得名也很简单，就是四关的中心位置，北有萧关，南有武关，东有潼关，西有散关，而关中就是在这四关之间，四周都是高山大河，易守难攻，是一个蛰伏发展的有利的位置。
对于初具规模的汉朝来说，正是最适合不过的政治发展中心。
但刘邦此时心里仍有犹豫，因定都之事非同小可，一个人也拿不出来主意，这个时候便召集群臣商量这件事情。
在这种情势下，刘邦的召集群臣也得不到客观的答案，因为他手中群臣“皆是关东人”，都不愿进入关中。
甚至对刘邦说：“周王朝定都洛阳时，有数百年之富强，而秦王朝仅有二世就灭亡，可见关中的地利，根本无法保证政权的稳固。而洛阳城东有成皋之险，西有崤山、泥池之峻岭，北有黄河，东有伊水及洛水，地形非常有利，还是建都洛阳为好。”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再次陷入了僵局之中，刘邦自己是倾向于定都洛阳，而且自己带领的这些小弟，也就是陪自己打江山的这批开国元帅，几乎也都是从那里出来的，现在功成天下，让他们背井离乡在外地继续打工，他们显然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从合理性的角度分析来看，如果想在以后有一个相对更加稳固且长远的发展，定都长安也就是关中，才是可行之计。
就在刘邦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张良。
最近几年，刘邦率领各路诸侯，五十六万大军与项羽血战，最后是项羽兵败之后，胜利归来，这一切都和张良的战略智慧脱离不了关系，张良也被称为刘邦的“智囊”。
但是这件事情发展到如今，张良也没有提出什么建议，于是刘邦在私下就征求张良的意见。
张良就说：“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洛阳虽然也有地利，但其中心腹地不过百里，而且生产力薄弱，四面平原容易受到包围，的确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左边有咬骨崤谷及函谷关，右边有陇中、蜀中，沃野千里，南有物产丰富的巴中、蜀中，北有可以同牧畜的胡人进行贸易的国境，三面均有阻挡，易守难攻，向东一面也可居高临下，管理诸侯，若是诸侯听话安定，可以利用黄河及渭水运输便利，将天下货物供品供给京师，若诸侯有变，顺流而下，又可方便讨伐。陛下难道忘了我们不正是凭借这些有利条件，才最终战胜项羽的吗。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臣以为娄敬的看法是正确的。
张良和娄敬所持的意见是相同的，就是说定都洛阳虽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并不适合当时的汉朝，也是间接告诉刘邦：如果你现在想端坐在洛阳宫中，像周天子那样享受天伦之乐，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为诸侯就是隐患，以后打仗的日子还多着呢，要放弃幻想，随时准备讨伐诸侯。
当听了张良这一番分析之后，刘邦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到汉五年八月的时候，刘邦正式迁都长安。
信任是一切合作的前提，如果说娄敬对刘邦提出的建议是点醒了刘邦，让刘邦感受到定都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区别，那么张良的这一番话，才真正劝说了刘邦。
张良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又加上向来颇负众望，深得刘邦信任，所以张良的一番劝告，让刘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下定了定都关中的决心。
文|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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