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最近，康震老师对《石壕吏》的解读，竟意外成为网络热点，网上大加批挞、讽刺的有之。我微微有点震惶，因为我的观点与康老师很一致，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只是我当初想得没他那么多，讲得没他那么好。
很早以前，在康老师那个视频之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原文如下：
这是首五古叙事诗，写于759年春，安史之乱（755-762）爆发的第5个年头。
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合兵20万，围攻安庆绪所占据的邺郡（今河南安阳），眼看形势大好，胜利在望。但第二年春，史思明派兵来援，两面夹击，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逆转，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
也就在这年春天，48岁的杜甫(712-770)离开洛阳，西行经新安、石壕、潼关，晓行夜宿，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引起诗人强烈的情感震动，于是便有了这著名的“三吏三别”。
这首《石壕吏》，便是其一。全诗只是叙述了一件事，没有抒情也不作议论，却通过白描手法，表达了强烈的感情。
诗人悲悯人民的苦难深重，憎恶野蛮拉丁(《石壕吏》)，但当时叛军压境，局势危急，兵源匮乏，他也劝慰被征者，“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赞颂守关者“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潼关吏》)。
这种情感的冲突，内心的矛盾，在诗人的如椽大笔之下，激荡出不朽的诗篇。六篇巨作，情感各有侧重，但一以贯之。
余秋雨在一次访谈中，谈创作，谈他的矛盾心理，谈他的《莫高窟》，谈他当时喷薄而出的写作欲望。以杜甫的见闻和情感，这首诗情之所系，不能不诉诸笔端。
世上疮痍，成就诗中圣哲；民间疾苦，化作笔底波澜。
这首诗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所谓现实主义，刻画了当时，也表达或影响了后来。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后世能感知到当时，感受到当时，并感受到当今，感受到内心。抓壮丁的事，历朝历代都有，抗战期间也有，而且很严重，虽然现在避讳不太提。而人间的美好与苦难，不管以什么形式，总是存在的。
这首诗是我祖父在我小学时教我的，那是四年级暑假。小时感受不深，长大后愈感世道艰难、人生悲苦，或者正应了那句话，“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
悲悯之心，是不容易单纯在优裕环境下炼成，它需要痛苦的刺激。那些非洲饥荒照片是，那些大屠杀记录是，这些诗歌是。
总的来说，诗歌是情感的寄托与载体，是用来抒情，而不是叙事的。即便是叙事诗，本质上也还是抒情。如果说诗歌可以形象化为图画，那么叙事诗则是形象化的镜头脚本，是一组镜头。
对于读者，事不过是别人的事；情感才是自己的。叙事，是诗歌的手段，而非目的。（这里仅限中国诗词，西方作品如《荷马史诗》，不在此列。）
相应地，诗歌是用来感受（感悟、感慨、感觉）的，而不是用来理解的。好的诗歌，拨动心弦，引发情感共鸣，千古回荡。而理解，是为了更好地感受，也是手段，而非目的。
比如爱情，《孔雀东南飞》也好，《长恨歌》也罢，对爱情的歌颂和感叹，是人类共有的情感，永恒的话题。“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你不是天子，但你感同身受，有如亲见。
还有思念，不是作者“独在异乡为异客”，是你“独在异乡为异客”。“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不只是诗人，你也一样。
“遗民泪尽胡尘里”，宋人如此，明人亦如此，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人民，体会更深。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是杜甫平生第一快诗，试想乍闻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多少人脑海里冒出这首诗来。这就是诗歌魅力，不朽的生命力。
杜甫的诗号称“诗史”，记录了从开元、天宝的繁华，到安史之乱的苦难，了解杜甫的生平，了解安史之乱，是为了更好地感觉、感受、感慨。而另一方面，通过这些诗，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更直观而感性地了解安史之乱，了解战争的残酷和巨大破坏力，了解当时的社会、时局……
但作为文学欣赏，对于一些信息，需要知道却无需尽知，只要不影响感觉、感受、感慨。
而理解诗、感受诗的目的是什么？是艺术的升华，是道德的升华，是内心的升华，是调动你的美、善良与悲悯。
这，才是读诗、背诗的意义，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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