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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 ▍《十二新作》
公公偏头痛
《公公偏头痛》是收录在周杰伦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新作》里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一首歌曲。周杰伦在嘻哈曲风和中国古典式的编曲中，融入宫廷的题材，配合方文山的歌词，打造出一首风格特殊、听来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的“中国风”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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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听《公公偏头痛》，绝大部分听众会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是在描写公公权倾朝野，大搞贪污腐败，仁人志士被其迫害无出头之日，终于有一天恶贯满盈的公公倒台了……，这很正常，毕竟史书中公公们总是这般面目可憎，很多影视作品开头也是“X朝末年，宦官乱政，忠良惨遭迫害，民不聊生……”所以在大家印象中，公公们是理所当然的反派。
可是，如果告诉你，《公公偏头痛》的歌词还有另一种解读，在这种解读中，公公们是一群有勇气、有魄力、有牺牲精神，为国家人民利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人物，会否惊掉你的下巴！？
别急，下面，熊将对《公公偏头痛》的歌词进行逐句解读，带大家探寻《公公偏头痛》歌词后隐藏的那些反腐故事……
开场白
哈哈哈哈哈，你讲的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呐，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公公，公公，公公……！！！
解读：从歌词全文看，《公公偏头痛》写的朝代是明朝，这是一个公认的宦官“专权乱政”的朝代。由于对公公们先入为主的坏印象，大家往往认为这段开场白是反映权势滔天的公公喜怒无常，滥施淫威，草菅人命。然而熊觉得，这段开场白更可能是在描写公公铁腕反腐的场景：面对贪官污吏的狡辩，公公轻易识破，毫不留情地将其问斩。
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摒弃过往被灌输的偏见，对公公们——也就是宦官群体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已经跳出通说的窠臼，对宦官在封建帝制时代的作用提出了迥异于通说的不同见解，如李晓鹏博士就在其著作《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中指出：由于封建帝制时代的体制性痼疾，王朝建立初期来自社会底层、清廉高效的官僚集团会不可避免地日渐腐化堕落，他们为了一己私欲，瞒上欺下，假公济私。为此，腐败的官僚集团就必须要切断皇帝跟底层人民的联系。他们向皇帝提供的信息，就是经过层层筛选、严重扭曲的；他们对皇帝的命令，就是故意曲解，往歪了执行。由于他们的欺瞒，皇帝失去了对官僚集团的控制，既不知道他所统治的帝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他的命令被执行的如何。时间一长，皇帝就会发现问题，不得不开辟新的信息采集传递渠道——没错，就是公公了。皇帝让公公们来给他提供信息和参与决策，并监督甚至整肃腐败的官僚集团。这个时候帝国的政治运转机制就变成了下图所示
但凡生活能勉强过得去的人，都不会选择进宫当宦官，这就决定了公公们一定来自社会最底层。正是由于有着社会底层的亲身经历，公公们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也知道这种艰辛是谁造成的，可以向皇帝反应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乃至向皇帝提出有利于社会底层人民的改革建议，也就很容易跟皇帝联合，对贪腐的官僚集团进行镇压。明朝几个有名的公公（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史称“明朝四大权阉”）主政期间，都是站在了底层人民的立场对腐败的官僚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肃。
所以，将这段开场白理解为公公铁腕反腐的场景，是符合史实的。
公公他偏头痛 公公他偏头痛 说银两不够重 公公公 公公公 公公
解读：很明显，这里是一个公公之外的人在讲述，结合后面的歌词，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中状元的穷秀才”。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偏头痛”不应理解为医学术语中的“偏头痛”，更恰当的理解是“这种事其他人都不头痛，只有公公非要头痛”，流露出一股埋怨公公多管闲事的情绪。
那么，公公头痛的事是什么呢？银两不够重！基于对公公们的坏印象，大家往往会以为这是指公公嫌行贿的人银两太少，这就图样图森破了，更合理的解释是：公公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征银过程中的贪污问题感到很头痛。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所以有必要专门讲一下。
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总理）张居正进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制度改革，从此收税都要折算成白银进行。赋税缴纳中，白银首先需要经过称兑。在这一环节里，猫腻可就多了，收库官会在由他们掌控的银秤或天平上大展手脚，巧取暗窃，方法是：向百姓收税时，十两的银子故意称作九两五钱，要求老百姓补缴；收归国库的时候九两五钱的银子故意称作十两，这一来一去多出的银两就被贪官污吏们中饱私囊。
此外，明朝对赋税征收的白银成色有明确规定，征税收上来的银子往往是杂七杂八的碎银，纯度不够，这就需要统一将这些白银融化后再铸成高纯度的银锭，才能最后收归国库。于是负责赋税征收的各级机构中有贪官污吏互相勾结，将铜、铅、锡等混入，铸成劣质银锭上交国库，不过因各金属比重不一，这样铸出的银锭往往和同规格足色银锭重量不同，一掂重就会原形毕露。
这些书都有记载，不是我在乱掰。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库官在秤兑中偷盗白银的情况就屡有发生。《大诰三编》就记载了朱元璋严惩采取上述手段偷盗库银的库官李庭珪以儆效尤的案件，后来，赋税征银在秤兑环节作弊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万历年间，一位叫吕坤的官员巡抚山西，亲眼目击管库官员是如何利用天平作弊的，在其著作《实政录》中写到；“(库官)重收以苦纳户，轻放以苦支人，暗盗以亏公帑。”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李邦华亦曾目击解库银两未经库官加勒、银锭未曾改铸，却往往百两之中有轻至二三两者。他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法马之轻重互异，内外不能相符也”……左光斗在出任巡按御史期间曾破获一起地方胥吏相互为奸、私吞公帑的案狱，主要是地方衙门机构吏胥数人勾结将征收上来的赋课，“杂以铅藏，和以铜锡”，倾煎劣质银锭，起解运往中央。
上述贪腐行为加重了百姓的实际税负，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严重动摇了朝廷的统治基础，但这个问题，贪官污吏们是不会关心的，毕竟这已经成为官场显规则，公公却会为此头痛，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公公才是真正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人！
公公他污很凶 公公他污很凶 那军饷被掏空
解读：这句歌词常被误写为“公公贪污很凶”，使听众以为公公的贪欲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连军饷都给贪污干净了，所以贴出原图：分明是“公公他污很凶”！所以这句歌词其实就是描述者幸灾乐祸地指出（偏要为官员贪污头痛）的公公没有好下场，不但名声被抹黑到遗臭万年，而且连军饷也被人掏空（而遭到了失败）。
这句歌词里的“公公”应该是“明朝四大权阉”之一的王振，“那军饷被掏空”则道破了明英宗和公公王振率大军御驾亲征，抵御瓦剌入侵却在土木堡遭到诡异惨败（史称“土木堡之变”）的原因。
王振成为公公前是个人民教师，明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明英宗朱祈镇读书，王振与朱祈镇亦师亦友，感情深厚，朱祈镇总是恭敬地称呼王振为“先生”。明英宗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太监界NO.1。
由于王公公出身社会底层，深知民间疾苦，上台掌权后，他废除了上代皇帝明宣宗的很多弊政，史料记载，“自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玩好物，内官道接踵，扰甚。至王振，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民赖休息。”考正统中，尝救禁内使毋得与外廷私交，嘱托营求。又特严饶州府私造异色瓷器之刑。……”另外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
正统七年明朝陕西，山西各地爆发旱灾，百姓为渡过荒年，甚至卖儿卖女。同样出身穷困的王振建议，由朝廷出钱，帮助那些在灾荒中卖儿卖女的百姓赎回儿子，帮助他们家庭团圆。从这开始，这项政策成为明朝一项常见的福利政策，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各朝，我们皆可在正史记录中看到。
明英宗即位初期，因其年幼，以“三杨”内阁为首的腐败官僚集团完全凌驾皇帝之上，由于缺乏监督，当时的官场出现了一个贪腐横行的高潮，这显然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公公王振和深受王振影响的明英宗所无法容忍的。史书记载，王振劝明英宗“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自是言官承振风指，屡摭大臣过，自公、侯、驸马，伯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甚至谴谪，殆无虚岁。”狠狠打击了“三杨”内阁下面的一帮贪官污吏，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腐败官僚集团被王振收拾的很惨，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肆意贪腐，和王振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梁子，无时无刻不想扳倒王振。随着瓦剌进犯，他们苦候多时的机会来了。
关于“土木堡之变”，通说认为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公公王振擅自中断与瓦剌的边贸，使瓦剌找到借口入侵边境，之后又好大喜功，故意怂恿年少无知的“昏君”明英宗御驾亲征，致众多大臣的良言不听，未作准备就匆匆出发，结果连吃几个败仗后吓得撤退，撤退过程中王振还想回乡显摆，故意更改撤退路线，临到家乡又害怕大军踏坏他家庄稼，再次下令大军改道，整的士兵们疲惫不堪，终于在土木堡被瓦剌大军包围，明英宗被俘，“祸国殃民”的公公王振则惨死于乱军之中（一说被护卫将军樊忠铁锤砸死），明军死伤惨重，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实际上，瓦剌贪索无度，王振拒绝瓦剌的勒索，理所应当，难不成还应该割地赔款吗？自明成祖以来迁都北京以来，明朝就有天子巡边的传统，所谓“天子守国门”，在外族入侵、国难当头的时候，皇帝勇于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不惧危险御驾亲征，这有什么错？当时明军对瓦剌无论在军事实力和心理上都占有绝对优势，面对外族进犯，根本就没有认怂的理由。同时，王振和明英宗还有更深的政治考虑：即通过此战胜利树立新君威望，让一批忠于皇帝的文武官员通过此战军功获得提拔，为后续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腐败官僚集团很清楚王振和明英宗的打算，于是找种种借口阻碍明英宗率军御驾亲征，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明英宗得胜回朝，他们的下场会很惨，可是明英宗决心已定，坚持出征。走投无路的腐败官僚集团终于狗急跳墙，决定让明英宗、王振这次出征有去无回，于是明军失败的命运，在还没有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当时王振和明英宗率领的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三大营，号称50万（实际人数20余万）且装备精良，足足是瓦剌军队人数的数倍，而且是在国境内进行的防御性作战，所带的将领也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将，按照常理，打退瓦剌进犯应该是很轻松的事，退一万步，哪怕是失败，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全军覆没的惨败，然而在腐败官僚集团的神助攻下，瓦剌完成了“土木堡之变”这个世界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为什么力量对比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竟被瓦剌军歼灭？首先就是军队长期缺粮（那军饷被掏空～），试想人长期饿着肚子，明军不少士兵甚至冻饿而死，史载“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这样的军队还怎么打仗？战斗力锐减是当然的事情，胜负其实早已注定！明军被迫回师，之所以不走紫荆关，而要走居庸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离粮仓近，出征多日，已经饥肠辘辘的大军必须尽快解决粮草问题。
奇怪的是，从北京到宣府一路，就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明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之变”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六天时间，便将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反差之大耐人寻味。
必须指出的是，粮仓负责人正是被吹捧为“救时宰相”的于谦，此君属于“三杨”内阁杨士奇派系，在王公公大力整肃官场作风时，曾因擅自回京被依法下狱，后来被文官群体使力捞出来了。让瓦剌如入无人之境的明军撤退路线上的防区也是其经营多年的（于谦曾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主管河南山西多年）。
奇怪的事还不止于此。明军从大同往怀来走的一路上，瓦剌尾随追击，而这一路驻扎的明军，比如大同的郭登、宣府的杨洪，都没有出来阻挡，而是眼睁睁看着蒙古军队追着皇帝打，不救皇帝，是什么罪，他们不清楚？最奇怪的是，郭登、杨洪等人事后不但没事，反而在于谦的保举下加官进爵了。
在得知明英宗被俘后，在明英宗尚有太子在朝的情况下，又是于谦提议另立新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北京保卫战”，也是于谦在明知被俘的明英宗就在瓦剌军中，却完全不顾明英宗生死，悍然下令炮击，这又是为什么？
尽管疑点重重，但历史的真相已不可考，反正，曾经大力反腐肃贪的公公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一役壮烈殉国后永远背上了“祸国殃民、死有余辜”的大黑锅，与之相对应的是，于谦成了数百年来被人称颂的民族英雄、文官楷模。
好在，对于谁是真正为国为民者，皇帝的心里还是有本帐的，明英宗复辟后，下令处死于谦，并认为公公王振为国殉死，其精神不灭。就在重新登基的这年（1457年）10月，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赐祠曰“精忠”。 百姓感念王公公为国为民的事迹，常常过来祭奠，直至清朝康熙年间仍香火不绝。
后宫有佳丽三千 却不能碰
解读：这句就是描述者“中状元的穷秀才”对公公的生理缺陷进行恶毒嘲讽，没啥可解释的，李晓鹏博士在其著作《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就指出,公公们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不幸的一群人。被阉割本身就是一种酷刑，遭受这种生理上的残害以后，好不容易混出头来想要干点事，还被文人们拼命丑化抹黑。连底层民众往往也难以理解他们，乐得参与这种丑化抹黑的活动，通过鄙视公公来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但他们显然忘了：《史记》是谁写的？造纸术是谁发明的？七下西洋的壮举是谁完成的？身体上的缺陷，并不妨碍这个群体中的一些杰出者为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限于篇幅，今天就到这里，欲知后续，且待下回分解。
文|黑白熊
排版|男同学
图|Internet
《第1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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