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总是热度不减，从预测候选人到替“长年陪跑者”惋惜，从感慨获奖者又是自己“没听说过”的到惊讶于“他竟然也能获奖”。普通读者热衷于买书“补课”，媒体、学者、评论家则不断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何在？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它的评选标准近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诺奖中最受关注、是非最多的一项奖，每年临近揭晓时，全世界文学爱好者都会展开激烈的竞猜。按照诺贝尔生前的意愿，这项奖是颁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从1901年颁给法国作家苏利·普吕多姆开始，它已走到第120个年头，共有117名作家折冠。但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平性甚至存在的合理性饱受质疑，2016年鲍勃·迪伦获奖让众人大吃一惊，2018年瑞典文学院因陷入丑闻而暂停颁奖，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此后的获奖者也因而更受关注：这个奖项的评选标准是否发生了变化？它是否还值得信任？
2019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由于2018年瑞典文学院陷丑闻未评文学奖，本届颁奖礼现场出现两位文学奖得主同台领奖的情况。 Martin 摄
“把横跨界限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2019年3月5日，诺贝尔基金会发布声明，表示瑞典文学院现在必须尽一切努力恢复其作为颁奖机构的公信力。当年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5次在同一年颁给两位作家。
托卡尔丘克成为第15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说，没想到自己会获奖，因为一直都觉得自己还太年轻。但实际上，她近几年一直是候选名单中的常客。
诺奖评委认为，托卡尔丘克“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叙述想象力，把横跨界限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这句评语几乎适用于托卡尔丘克的每部作品，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打破种种界限的碎片化叙事方式，已经使托卡尔丘克“创造了一个流派”。
托卡尔丘克的创作题材和风格与她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1962年1月29日，托卡尔丘克出生在波兰西部名城绿山附近的苏莱霍夫。受波兰文化熏陶，她从小就喜欢密茨凯维奇、米沃什、辛波斯卡的诗歌。1985年，托卡尔丘克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第二年开始在心理健康咨询所工作，这些经历使她总能非常认真地“凝视”每一个人、每一件事。1989年，托卡尔丘克以诗集《镜子里的城市》步入文坛，4年后凭小说《书中人物旅行记》获得科西切尔斯基基金文学奖，成为波兰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此后，她陆续创作了《E.E.》等近20部作品，两获波兰最高文学奖——尼刻文学奖，2018年凭小说《云游》获得布克国际奖，得到世界文坛的高度关注。
波兰国宝级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其成名作。
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总是充满神秘色彩，那些故事如梦亦如真。例如，在被誉为“波兰当今神秘小说巅峰之作”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太古既是波兰某处一个落后的村庄，也是“宇宙的中心”，其中既有地主、农民和神父等人的日常生活，还穿插着不少寓言、神话和圣经故事，既有与现实对应的战争，也发生了许多天国中才能发生的事。托卡尔丘克说，她写这本书是受到了祖母的家庭故事的启发，似乎是出自一种“寻根”的愿望。
波兰克拉科夫一家书店内，读者在托卡尔丘克作品专柜前仔细翻阅。Marek Lasyk 摄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托卡尔丘克的第一部“星群小说”。这本奇书脱胎于一位中世纪女圣人的传说，由数十个短小的故事、随笔结集而成，文体也涵盖了自传体、叙事体、议论体等多种形式，时间跨度从远古时代到中世纪再到现代，基调也是时而轻松时而沉重，种种界限都被文字“横跨”，有波兰评论家称其是用各色布片缝缀起来的百衲衣。在《云游》中，托卡尔丘克更灵活地展现了她“碎片化写作”的魅力：各章互不相关，却如散布在同一星系的星星，彼此吸引。在托卡尔丘看来，看似遥不可及的事物之间有着惊人的联系，正如她在《旅行心理学：长书短读》一文中所说：“星群组合，而非定序排列，蕴含了真相。”
在既具体又虚幻的作品中，托卡尔丘克一直在探讨关于民族与未来的重大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她有着明确的政治观点，例如，《雅各布之书》讲述的虽然是18世纪的波兰和犹太人历史，却让读者看到了可与后来时代的纳粹主义类比的现象。作为环保主义者，托卡尔丘克在《怪诞故事集》中讲述了多个关于动物和大自然的科幻故事，批判贪婪、利己主义、无休止的竞争和责任感缺失。她在获奖演说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必须讲述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眼中是一个鲜活的、完整的实体，而我们在它的眼中——是一个微小而强大的组成部分。”
“以独创性的语言探索人类经验的广度和特性”与托卡尔丘克很快便被大众所接受相比，彼得·汉德克受到的待遇大不相同，因为政治观点的问题，他被不少媒体、学者与政治家公开批评。不过汉德克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他从年轻时起就总被视为法则的“违抗者”，甚至曾在2014年呼吁废除诺贝尔文学奖。
汉德克在文学上取得的诸多成就，使他有底气出此“狂言”：从1966年以小说《大黄蜂》出道开始，汉德克就以独具风格的创作赢得了多项文学大奖，被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誉为“德语世界活着的经典”。
诺奖评委在对汉德克的授奖词里评价道，“他以独创性的语言探索人类经验的广度和特性，影响深远”。这种“独创”应当源自汉德克一以贯之的“反传统”。至今广为流传的一件趣事是，1966年4月的一天，由德国作家组成的“四七社”成员正在开会。一个身穿皮夹克、戴圆框墨镜的青年突然闯入会场，激烈抨击当时的德语文学“题材守旧，语言陈腐”，一时语惊四座。这个青年便是刚刚弃学专事文学创作的汉德克。
彼得·汉德克多年“隐居”在巴黎郊区一处僻静的住所生活写作
不久，汉德克就以剧本《骂观众》向传统戏剧千篇一律的模式公开挑战。这部剧只有四个“说话者”，没有情节、角色和布景，开篇就宣告：“你们将不会看到一出戏。你们的观看乐趣将不会得到满足。”观众也成了这部剧的主题和“靶子”。凭借这部“反戏剧”，汉德克一举成名，他所在的格拉茨文学社也名声大振。汉德克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在文学社率先从语言批判转向了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创作，著有《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等小说，其中《无欲的悲歌》开辟了自传性文学的先河。全书以一篇关于一位家庭主妇自杀的报道开始，而在现实中，汉德克的母亲也是在1971年自杀。他将自己的痛苦、恐惧和对社会暴力的质问融了进去。汉德克曾说，母亲在他小时候讲的那些村里人的故事，以及她的亲属的故事，为他提供了灵感“冲动”，屡屡写进书中。
很快，汉德克的审美意识又进入了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萨尔茨堡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创作了《缓慢的归乡》四部曲，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此后，他又通过《铅笔的故事》《重现》等作品，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聚焦战争的现实问题，创作了《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等作品，他1996年发表的旅行随笔《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的冬日之旅：或塞尔维亚求公义》，批评西方媒体误断了战争的起因与结果，引起很大争议。但汉德克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1999年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联盟时，汉德克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为了表示对德国军队轰炸行为的抗议，他还退回了1973 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
小说、戏剧、诗集、游记、评论⋯⋯彼得·汉德克创作的文学作品种类繁多。
不过，汉德克虽然“具有那种有意的强硬和刀子般犀利的情感”，但他在骨子里是个浪漫的人。他曾说，“艺术作品为他那种冲动的表达提供了振动和光彩”。这些作品不仅有书，还有绘画、电影和歌曲等，例如，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和小津安二郎的东方片，约翰尼·卡什和莱昂纳德·科恩的歌。由于对西部片和摇滚乐的共同热爱，汉德克与导演维姆·文德斯成为好友，合作编剧了电影《柏林苍穹下》，文德斯因此片获得1987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汉德克还很喜欢中国的一些作家，如老舍，觉得他非常有趣，像个编年史作家。他也特别喜欢读《老子》，里面关于水的论述让他深有感触。
对于有着如此多面向的汉德克，我们很难为他贴上标签。汉德克本人也为自己的特立独行做了脚注：“我既不是罪人也不是伟人。我是第三种人。”
彼得·汉德克的获奖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图为2019年11月5日，波黑战争的幸存者和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母亲在萨拉热窝举行抗议活动，敦促诺贝尔委员会改变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汉德克的决定。
“以素穆之美促成个体存在的普世性”2020年10月8日一早，美国诗人露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接到诺贝尔传媒部的电话时还未完全清醒，她表示想先喝杯咖啡。几分钟后，格吕克得知自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她清晰可辨的诗意之声，以其素穆之美促成个体存在的普世性”。格吕克的第一反应是，“我可能不再有朋友了”，因为他们都是作家，随即又想，“也许可以再买一套心仪已久的公寓”，不过，她最关心的还是“与爱的人一起，保持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是格吕克的主要创作源泉之一。1943年，她在纽约出生，祖父母是来自匈牙利的移民。格吕克曾在《传奇》一诗中把祖父比作埃及的约瑟。格吕克的父亲是个商人，曾想成为作家；母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女大学生，因而整个家庭都敬慕智力成就、尊崇创造性天赋。在这样的氛围下，格吕克从小就喜欢读诗，并把所读到的诗人当成同伴、前辈。她很早便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不能精确、清晰地表达观点，说话就没有意义。这也是她文风简洁有力、直白易懂的根源。
2016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为露易丝·格吕克颁发2015年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从10多岁起，格吕克就希望成为一个诗人。但她的生活不太顺利，得了神经性厌食症，高中毕业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也因此耽误了学业，无法成为全日制大学生。此后7年间，心理分析就成了她花时间、花心思做的事情。心理分析提高了格吕克的洞察力，于诗歌创作大有裨益，也和诗歌一起，帮格吕克最终战胜了心理障碍。后来，格吕克参加了莎拉·劳伦斯学院的诗歌课和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诗歌研讨班。
格吕克常把个人体验转化为诗歌艺术，诗中藏有她经历的童年生活，与父母、姐妹的关系，以及失去亲人的悲痛等。例如，在《河边》里，“母亲觉得时候到了，该对我讲讲/她称之为‘欢爱’的事”；在《青春》里，“姐姐和我在沙发两头/读着（我想是）英国小说/电视机开着；在《劳动节》里，“父亲去世一周年”，她想起了去年葬礼上人们谈论着天气。格吕克看过的日出、暮色、夜星，听过的牧歌和晨祷，都成为她诗中的意象。《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认为，格吕克从《下降的形象》（1980）组诗开始，“将自传性材料写入她凄凉的抒情诗里”，但格吕克并不希望人们把她的诗当成自传来读，她坦陈：“我利用了生活给予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它们似乎是⋯⋯范式。”格吕克的诗作大多是关于死、生、爱、性，而死亡居于核心。人们能对这种“范式”产生共情，因此，原本极具私人性的诗歌才得到了公众的喜爱。
格吕克是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第16位女性获奖人。阅读她的诗，会让人震惊于她的疼痛。生命、死亡、情爱，这些文学与哲学的终极命题，如一颗颗珍珠闪现在格吕克的诗中，坦率且不妥协。
此外，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历史故事等也常成为格吕克的创作主题。她的一些诗作，如《阿勒山》《亚比煞》《哀歌》等，标题均出自《圣经》；还有一些诗歌的内容取材于《圣经》，如《一则寓言》中提到了被少年大卫用石子打死的“那个凶汉，歌利亚”，《一则故事》则直接讲述了《旧约·列王纪上》中的“所罗门审断疑案”。父亲给格吕克讲过的圣女贞德的故事，被她写成了《贞德》《圣女贞德》两首诗。诗集《阿基里斯的胜利》《草场》《阿弗尔诺》等，常把奥德修斯、珀涅罗珀、喀耳刻、塞壬等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置于现代社会，用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经历与复杂心理。格吕克很喜欢忒勒马科斯，认为这个小男孩“救活了”《草场》这本书。这些诗集，让她收获各种诗歌奖项，包括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她还曾是2003〜2004年度的“美国桂冠诗人”。
“我为一种使命而生：去见证那些伟大的秘密。如今我已看过生与死，我知道对于黑暗的本性这些是证据，不是秘密——”这是格吕克在《登场歌》中的“宣言”，如今，她对生与死、爱与性、存在与丧失的思考越发深邃，也越来越多地实现自己的愿望：“重要的是让诗适得其所，让人难忘。”
诺奖更像是一个“路标”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因丑闻风波暂停一年重启后，人们格外关注“双黄蛋”会给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承诺，该奖项的评选将“面向全世界”寻找获奖者，并逐渐淡化“以欧洲为中心，以男性为中心”的特征。关于评选标准，安德斯在诺贝尔奖官方推特账号上称：“整个评选委员会唯一考虑的因素就是文学价值。我们已经争论了很多年，文学价值到底该如何评定。我们在各个大学都展开了讨论，以期能给所谓‘写作’下一个宽泛的定义。因此我们有赖于各个机构和个人来共同提名获奖者。”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向媒体揭晓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但是，在托卡尔丘克和汉德克获奖后，《卫报》立刻刊登了一篇题为《诺奖承诺减少欧洲中心主义，却选出了两位来自欧洲的获奖者？》的文章，直称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欧洲奖”，并对瑞典文学院发问：“他们对作家的探究有多勤勉？诺奖委员会有多博学？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认知度到底有多高？”同时，汉德克的获奖因其政治立场问题引发无数批评，《纽约时报》刊登文章称对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作出的选择“深感遗憾”，但瑞典文学院的成员马茨·马尔姆回应道，“在文学质量和政治之间考虑平衡并不是学院的职责”。对比之下，2020年格吕克的获奖显得十分和谐，被认为是“一个享有声望的奖项最安全的选择”。即便如此，依然有人质疑委员会是否有意将“安全”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对此，委员会的一位“外部专家”雷贝卡·卡德还专门向媒体解释道：“我们并没有专注于做出‘安全’ 的选择或以这种方式讨论选择。谁能获奖，将完全取决于作品的质量。”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因性丑闻和腐败停发，瑞典文学院声誉一落千丈。图为丑闻事件主角让-克劳德·阿尔诺。
诺贝尔文学奖中无处不在的争议主要是由文学的特性决定的。文学是情感表达艺术，对文学作品进行评判，不仅受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语言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还会受评价者的政治立场、性格气质、审美趣味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何谓诺贝尔所说的“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自然也是见仁见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原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曾讲过几个评选原则：授给文学上的先驱者和创新者；授给不太知名、但确有成绩的优秀作家，通过授奖使其成名；授给名气很大、同时也颇有成就的大作家，同时也兼顾国别和地区的分布。但把握这些原则特别是第三个原则的难度可想而知。
还有一些评论者常把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例如，美国学者普腾·费尔德曼在他的著作《诺贝尔奖：天才、争议和成名史》中表示，“这个奖项被广泛视为政治奖项，也就是说，戴着文学作品面具的诺贝尔和平奖。”他认为，选择获奖作品的委员会成员，会偏向于具有不同政治口味的作家。尽管瑞典文学院及其所属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作为独立于政府和社会的组织，一直避免干预政治，但很难与政治完全脱开干系。例如，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以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苏联官方断言瑞典文学院的选择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反应极其激烈，帕斯捷尔纳克被迫拒绝领奖。1964年，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理由之一是，他认为虽然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而他的同情倾向于社会主义亦即所谓的东方集团，因而不能接受奖项。不过，萨特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其个人方面的理由，他依然认为诺奖是“令人尊敬的荣誉”。
其实，不仅是诺贝尔文学奖，不管在哪个国家、评什么名目的文学奖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都要进行各种因素的平衡，评选结果都会引起不同的声音。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要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它只是一个奖项，并不是对世界文学作品最好的评价，托尔斯泰、卡夫卡等文学大师都未得过诺奖。诺奖只是用它的规则和方式，选择一些作品，对文学的发展给予支持，很多优秀作家及其作品都是通过诺奖才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所知。诺奖不是标准，它更像是一个“路标”，带我们去认识那些以前没有听过的作家、没有接触过的文学表达方式。这样看，诺奖也是份不错的“文学礼物” 。
本文选自2020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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