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张艺谋的作品，以《英雄》为分水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形态。在《英雄》之前，他拍的是文艺片，《英雄》之后进入了商业片的时代。尽管他后来也拍了《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这样的文艺片，但是影片的文艺气质已经消失了，就好像一个生了孩子的女性，再也变不回少女时的模样一般。
不过还好，我们手头上还有女人在少女时代的照片，可以重温一下那些逝去的文艺品质。《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张艺谋影片的少女时代，是他早期作品的代表作。
这部作品是后殖民主义的标本，与《红高粱》所宣扬的正面赞美中国人生命活力不同，《大红灯笼高高挂》走了相反的方向，从负面对中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主基调。
好的文艺片离不开演员的功底，所有的细节都在演员的脸上。仔细看上面这张宣传海报，从衣着上看，两人身份接近。从年龄上看，坐着的女人比站着女人要年轻，但是却是站着的女人给坐着的女人按摩，这是一个反常。再看她们的表情，坐着的女人目光呆滞，丝毫没有享受的快感，而站着的女人神情复杂，眼睛里写满了不情愿。由此判断，电影讲的是女人之间的故事。
女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呢？通过故事情节，我们发现女人的故事与男人息息相关。但故事的中心一直围绕在女性身上，男主人公甚至在电影里很少露脸，大多时候是一个背影，但不要小看这个背影，整个大宅里人的性命，都在他手里纂着。
本文重点从艺术隐喻的角度，探讨影片中的几个文化符号。
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了诸多隐喻，突显了很强的中国文化符号。影片中的陈家掌门人陈老爷就是一个隐喻的角色，也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男人符号。
我们知道，这部作品是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小说的背景是在江南，但是张艺谋拍的时候把地点放在了北方的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是民俗民宅的代表，四合院作为中国的传统建筑，它被赋予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四合院是一个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符合中国人的性格，低调内敛。
张艺谋在影片中给了乔家大院不少特写镜头，高墙、狭窄的过道，复杂的门户，还有四姨太颂莲的新婚之夜给了四合院一个意味深长的俯拍镜头。对这些物理空间的拍摄，都是为了将其提升到艺术的表现层面。
影片用环境作为重要的表意手段，在这个大环境中设立了一个大的艺术标签，就是陈老爷。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但看不到他的脸，永远只是一个背影，他在其中是一个抽象的形象代表。
通过环境的艺术表现手法，再来理解陈老爷的存在，不难阐释他的隐喻角色，就是男权。因此，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人物形象有两个系列，一是男性，二是女性。男性在毫不松懈的坚持着“老规矩”，而女性则在“老规矩”外衣下暗渡陈仓。“老规矩”在影片中与人性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最后你认为谁赢了？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陈老爷昨晚在哪个姨太太那里点了灯，第二天那个姨太太就有权力点自己想吃的东西。颂莲前一晚服侍了陈老爷，第二天她想吃点菠菜，可以顺利得到一盘菠菜。又过了一天，她还是想吃点菠菜，但是陈老爷头天晚上没在她那里过夜，她就吃不到这盘菠菜。
一盘菠菜代表了一种权力，男性在满足自身情欲的时候，就会赋予女性一种特殊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是有限的，过了有效期就得作废，赐予和剥夺几乎同时发生。影片中的女性就在争夺这盘“菠菜”的权力上勾心斗角。
大太太是封建老古董，二姨太口蜜腹剑，三姨太嚣张跋扈，刚进门的四姨太自作聪明。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四个女人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二姨太派了卧底到四姨太房里，以扎小人的恶毒方式进行报复，利欲熏心，阴狠毒辣。三姨太与颂莲明枪暗箭多次交锋，但当颂莲知道二姨太的真面目后，又与三姨太似乎成为了好朋友。
三姨太的形象是一个戏子，这又是一个传统的文化符号。人常说”戏子无情“，说的就是戏子的两面性，表面光鲜亮丽，具有诱惑性；但在情感方面水性杨花，既性感 又危险。
在三姨太的身上，张艺谋充分展现了人性在情感方面的需求。她与高大英俊的高医生私通，最终成为男权的惩戒对象，丧失性命。尽管她嚣张跋扈，但观众对她没有产生厌恶之感，反而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
四姨太是陈老爷口中的”洋学生“，这意味着她是受到过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式女性，本应具有进步思想。但是她却自愿跳入火坑，嫁入封建专制的陈家，成为四姨太。
刚嫁入陈家，我们看到颂莲身上还有一种独立、平等、自强的现代意识，比如平等的对待下人。但是很快画风就变了，在权力欲浓厚的陈家，丫环雁儿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她也一步步的走向权力的中心。她不仅跟女人争抢权力，而且也和男人争抢。
为了获得那盘”菠菜“的点菜权，她假装怀孕，以此来获得更大的权力，但最终也把她送上了绝路，受到了男权的严厉惩罚，不仅被宣布封灯，永久打入”冷宫“，而且还被冠上了”疯子“的标签。
从表面看，影片表现了女性之间的勾心斗角，揭示出女性内心欲望的复杂性，塑造的是女性的形象。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大部分影片在性别设置上，都突出了女性的阴柔气质，而很少展现男性的阳刚气质。这是为什么呢？
张艺谋是出生在50年代，是与国家一同成长起来的导演，女性的阴柔气质在后殖民理论中，往往与一个失势的、受侵害的，被压迫的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解释，张艺谋自《英雄》之后，再也拍不出风格深刻的文艺片的原因。
当国家形象提升后，在现实的世界里，陈旧的东西被时代沉淀，浮出水面的是源源不断的新的人和新的三观。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些曾经深刻的腐朽思想已淡出人们的视线，现代人更关注当下和未来，张艺谋也是如此。
在影片中有一个点题的仪式，就是挂灯。张艺谋特别强调这个仪式，每天晚上四个姨太太都会站在门口，听管家陈百顺喊几院点灯，好似皇帝的翻牌，还配着京剧的鼓点，老仆拿着灯笼，踩着小碎步，在被选中的姨太太房前挂上灯笼。
听到自己院子点灯的姨太太满心欢喜，而其他三个则满脸情绪，一个挂灯的仪式感承载了抽象的文化意义。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如何体现自己的权力呢？就是通过性来获取的。挂灯是如此，点菜权也是如此。
此外，影片运用到了一个道具来隐喻爱情。丫环雁儿说，笛子是男人玩的东西，陈家少爷飞浦可以吹，但是女人不能玩。颂莲被飞浦的笛声吸引，跑到天台上和他聊天，后来颂莲喝醉酒 ，试图想要得到飞浦的爱情。
这样的情节除了微妙的心理变化，还有一种被隐藏的文化仪式。笛子既然是男人的东西，那么也就意味着女人是不能拥有的。而恰恰颂莲就有一支笛子，那么这支笛子是哪里来的，颂莲说是父亲的遗物。
但是在陈老爷的眼中，这笛子是爱情的产物，很可能是颂莲在上学时的情人送给她的。飞浦会吹笛子，在潜意识中，颂莲把飞浦与过去自己的恋人联系起来，才有了微醉后的爱情。
仪式使一个普通的生活现象、细节承载了抽象的文化意义，这是一个具有深度模式的叙事方式，使电影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感和深度感。
从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男权的强大与可怕，但同时也看到了在其影响之下，同性之间的互相厮杀。为了争抢一盘”菠菜“，陈家的姨太太们明枪暗箭的斗来斗去，到最后死的死，疯的疯。影片通过众多隐喻加深了庸俗故事的文化厚度，整部作品承载了诸多的文化符号，大概也是中国文化太厚重，对于西方人而言并不好理解，因此，造成了这部影片与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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