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一年，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马上钦定兴工日期。但明神宗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阅以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毅以调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明神宗不听。
万历十二年，明神宗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九月十六日，明神宗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阅毕，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这样，才将陵址确定下来。礼部陈请依照永陵规制营造，“规制尽美，福祚无疆”，并请于万历十二年卯时动土兴工。神宗许可。
十月初七日，命定国公徐文壁、内阁首辅申时行知建造事。兵部尚书张学颜，工部尚书杨兆（原工部尚书杨藏已去职）总督工程。侍郎何起鸣提督工程。礼部尚书陈经邦（徐学谟于万历十一年十月罢职）总拟规制，钛天监定寿宫尺寸。
定陵自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日开始兴工以后，每天直接在现场上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就达二、三万人。使神宗大为不安。急令徐文壁、申时行前去察。八月二十九日二人看毕回京。向明神宗陈奏说，宝城西北角的地下确有石块。
但对陵址是否前移未敢表示与否。明神宗览奏以后，心急如火。这次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词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接了当地传旨说：“朕以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闰九月初八日，草率拜调完长、永、三陵以后，即去大峪山阅视他的寿言。因为此时兴工已经整整一年，除了重要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坊和西井两虎以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官现场堆积如山。同时，山陵选在大峪山，当初也有徐文璧，申时行的意见。
明神宗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明神宗前后到天寿山去了四次，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由于明神宗对于选择他的“吉壤”十分急切而又格外挑别，这样一来，就给那些觅缝奔竞希图进用的小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因而生出了许多阿读逢迎、令人发指的可笑事情来。
有个通政司左参议，名叫梁子琦，想在选择“吉壤”过程中建立奇功争得大用。于是向明神宗陈奏说，自己从幼年时起，就深晓地理风水。明神宗览奏以后甚喜。
梁子琦获谁随礼部及钛天监同赴天寿山踏勘陵址。在踏勘过程中，陈述岭，张邦垣、连世昌等人都认为谭峪岭、祥子岭、勒草洼三处俱为“吉壤”。
但梁子琦除了在现场与这些人争得不可开交以外，却又单独上奏明神宗，说张邦垣等人根本不谙晓地理。他们选择的三处地方均属不吉。而自己择得的黄山寺西岭、团山、珠窝圈才是最理想的“吉壤”。
万历十一年，勘毕回京。在这次踏勘中，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铁天监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众官，择得形龙山等六处，梁子琦个人择得石门沟山等八处，并上奏给明神宗。明神宗览奏以后，谕令礼、工二部尚书再滚赴天寿山。
万历十一年，礼部尚书徐学谈，工部尚书杨巍，相择回京。一致认为，形龙山、大峪山和石门沟山三处并称“吉壤”。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也被列为最上“吉壤”以后，内心十分喜悦，认为高升有望。不料在同年八月二十四日，经定国公徐文壁、内阁首辅申时行、司礼监太监张宏校阅以后，认为石门沟山坐南向北，方向不宜、逼窄难用。
只有形龙山、大峪山两处最称“吉壤”。梁子琦得知此情以后，大为气恼。认为这是礼部尚书徐学谟与内阁首辅申时行故意与自己做对。于是上晓攻击徐学读。说徐学谈与申时行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结果徐学谟被罢职。申时行心里极为不安，只得上疏奏辩。揭露梁子琦好刚使气，固执偏狭，扰乱踏勘等罪行。因为申时行是内阁首辅，他的陈奏自然使明神宗坚信不疑。于是谕旨说：“子琦挟私读奏！夺体三个月”。万历十年，此时明神宗已在本年九月的第一年。
此时明神宗已在本年九月的第三次“遇陵”当中，将陵址定在大峪山下。因此，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略山下，可见徐学读当初对皇上并未。徐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明神宗览奏以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当初梁子琦想在选择“吉壤”过程中讨好皇帝，结果好没讨成，反倒被贬职闲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