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寓所。几天后，她的骨灰被专机空运至上海，葬于万国公墓。葬在父母身旁，是她生前的要求。对于这位20世纪杰出的女性，全国人上下以下半旗的形式悼念。
丧事办完，工作人员开始整理她的遗物。在她书房里大家发现了一个黑色角柜，身边的人说里面都是夫人珍视的物件，但具体放的是什么无人知晓。
打开柜子，里面有几本书籍，其中包括毛主席亲自签名的《毛泽东选集》。这是第一版，非常珍贵。
除此以外，还有一张纸片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它是一张16开的纸片，中间有一道折痕，显然是宋庆龄为了方便保存把它对折过。看着纸片，工作人员无不动容：原来，这是当年周总理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整整7年了，她一直默默保存着，就如同她始终珍视跟总理的这份友情一样。
一：7年前的那场国宴，她带病前往让我们把时针拨回7年前。那是1974年，周总理被查出患癌两年后。这一年的9月27日，81岁的宋庆龄接到了中央打来的电话，希望她能出席9月30日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此时的宋庆龄，其实已经极少再出门会客了。就在上一个月，她的面部神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到现在连眼睑都是肿的。虽然国庆招待会是重要国宴，但按她此时的状况来说，是该推迟不去的 。
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出席，因为她从打电话来的工作人员嘴里，得到一个重要信息：这次招待会规模空前，会有国内外4500多人出席。通过这个信息，宋庆龄判断：久病多日的周总理，应该也会参加。
自从1972年被查出膀胱癌，周总理已经做了两次大手术，但身体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这么大的国宴他是否能参加？在接下来3天的等待中，许久没见到周总理的宋庆龄一遍遍地思考。
9月30日晚，国宴如期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4500多人出席，其中包括我党各级主要领导，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以及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国的元首或代表。
那天，宋庆龄被安排在主宾席右侧的第6个座位上，她早早地到了，默默地等着。“周总理来了”，突然人群中有人兴奋地喊着，宋庆龄顺着人群望去。
76岁的周总理，还似从前一样穿着青色的中山装，这是他最爱的服装款式。他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唯一不变的是他的背仍挺得跟年轻时一样笔直。因此，看上去他仍是气度非凡的。看到周总理出来，现场很多人都哭了，他们不清楚这会不会是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宴。
接下来，周总理发表祝酒词。他的演讲共持续了4分钟，期间数次因掌声太过热烈被打断。如今，这份珍贵的视频仍被保存着。
祝酒结束后，很多人都去向周总理敬酒。他笑着，喝了几杯。而一旁工作人员，则再三催促着总理回医院。
其实对于此次周总理出席国宴，医疗组是有规定的，其中有一点就是：祝酒词他只讲几句，后面由他人代替。只不过，总理没有遵守。而“必须提前退席”这一条，也是他答应了的。
但大家不想让他走，都围了过来，以致工作人员不得不请求大家：总理的身体吃不消呀！希望大家谅解……
这一切，坐在不远处的宋庆龄都看在眼里。她很想上前去和总理说说话，但当天人太多，身体状况又实在不允许她挤上前。
于是，最后她只能默默地带走了桌上的一份祝酒词，这是工作人员打印出来。他们生怕周总理当天不能说太多话，便提前打了文字版出来，放在每张宴会桌上，供大家查看。
国宴结束几天后，宋庆龄在给瑞士好友的信中，略显欣慰地这样写道：虽然长期患病显得清瘦，周作了一次极好的讲演。
这封信寄出去仅一天后，宋庆龄接到了邓颖超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说：
国庆宴会看到您在主宾席，很高兴。外宾多，不便打招呼问好。回去累吧？听总理讲，看到您身体还好，很高兴。
听到邓颖超这么说，宋庆龄才知道原来那天周总理是看到她了的，而且回去还跟邓颖超说起她。宋庆龄不无遗憾地回答：“本想见面谈几句，愿望没有达到”。淡淡地一句话，道出了宋庆龄抱病参会的一个重要原因：见见周总理。
邓颖超的来电，显然让她更加庆幸此次自己的坚持参会。对这对老朋友来说，或许见一面，知道彼此都安好，已经是一种安慰了。
事实上，能认识周恩来，一直是一件让宋庆龄觉得庆幸的事。
二：山河飘摇之际，他们相识并成为挚友“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这是宋庆龄晚年，回忆和周总理初次相见时的一段话。
1924年秋天，26岁的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年，比他大5岁的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
当时，周恩来曾邀请宋庆龄到黄埔军校讲课，作为跟随便孙先生南征北战多年的才女，她当然是有这个资格的。而作为报答，宋庆龄和何香凝办妇女讲习所时，周恩来也会前去给进步女青年授课。就是在这段时间，宋庆龄见识了周恩来的才华。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果断地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保护和救助了我党的许多重要同志，比如保下陈赓。此后，她还通过自己的力量，源源不断地为延安送人、送物。斯诺、白求恩等人能顺利到达延安，都是宋庆龄从中斡旋。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都让周恩来对宋庆龄由衷地敬重。周恩来很清楚：宋庆龄选择站在反蒋的一面，就意味着她也站在了整个宋氏家族的对立面。从此，她将失去家族的依靠。
因此，周恩来一直想找机会亲自感谢她。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终于找到了机会。那日，他和林伯渠等人要去庐山和蒋介石谈判，途径上海，便打算一定要登门拜访一下。
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提前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她显得格外高兴。过去的几年里，她一直跟周恩来书信往来。周恩来会告诉她延安的情况，缺什么物资、需要什么样的宣传，只要她凭自己的能力能做到的，她都会想办法。只是两人始终分处南北，一直难得相见。
因此，这次能跟周恩来见上一面，宋庆龄很期待。29号，周恩来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时，宋庆龄早早地在门口相迎。
这次见面，两人谈了很多关于国共如何合作抗日的问题。宋庆龄发现，当年黄埔军校的那位年轻主任，真的成长了太多。也就是这次见面，为他们今后近40年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三：1949年周恩来力促宋庆龄北上不管是在抗战中，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付出了多少，别人可能不清楚，但周总理和毛主席是最清楚的。期间，她甚至抵押上海的寓所，拿出政府发的抚恤金借给毛主席。
所以1949年春天，全国解放在即时，周总理和毛主席便联名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周恩来准备派可信的同志由香港取道，将密信交给宋庆龄。
在北上这件事，周恩来一直是很尊重宋庆龄的。明眼人都知道，宋庆龄在众多民主人士团体里，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她是我党必须争取的人物。但就算是这样，周恩来仍叮嘱送信的同志：
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唐突；
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加勉强。
很多人不明白周总理外交上的魅力在哪里，总觉得他能让人信服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说话有水平。笔者要告诉大家，如果这样想显然就小看周总理了，他最让人佩服之处始终是4个字：真诚、坦荡。在对待宋庆龄北上的问题上，他亦是如此。
收到密信，宋庆龄颇为欣慰，但她还是表示：“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
宋庆龄会这样婉拒，是有客观原因的。当时她的福利基金会在上海，而且她本身也因高血压需要长年就医，在不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冒险北上，她确实是有较大顾虑。
第一次失败后，邀请宋庆龄北上的计划暂时搁置。直到1949年6月份，周恩来再次邀请。这一次，外部环境已经大为不同。此时大局已定，新政协筹备大会已经在北平开幕。上海也已经完全解放，我军已经能保证宋庆龄北上的安全性了。
于是，周恩来便派邓颖超和廖梦醒一起，前往上海亲自劝说。与此同时，他还和毛主席各修书一封，以示诚意。其中，周恩来的书信内容如下：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籍颖超专程迎讶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仅从文字中，我们就能看出周总理对宋庆龄的敬重。他和主席的两封信，显然打动了她。随后，邓颖超便致电告诉丈夫，宋庆龄深受感动。但同时邓颖超也表示宋庆龄“因在病中，不克长途旅行。”
事实上，当时宋庆龄确实身体欠佳。那时从上海到北平的火车不像现在这么快，她的身体真的吃不消。周总理一听说此事，迅速做出反应，他指示：
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自为宋庆龄安排好住处。他指示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曾宪植：在北平为宋庆龄秘密寻找住宅。房子找好后，他又亲自去看了，觉得一切都合适后，他才给邓颖超去电：房子已经准备好。
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一向低调的宋庆龄提了3点要求，其它两点都很好办到，无非是不举行欢迎会和进京后允许她见一些老友。唯有这最后一点，却让人为难，她提出：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
从客观角度来看，宋庆龄做了那么大贡献，不去车站相迎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智慧的周恩来回复：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
这么安排确实很高明，把选择权给了宋庆龄，既尊重她，又不至于让她下了火车觉得冷清。就这样，8月28日下午，宋庆龄坐着专列到达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带着同志们亲自迎接了她。
除了同志们的热情欢迎外，周恩来一项暖心安排让宋庆龄颇为感动：她一出车站，就有一群儿童捧着鲜花簇拥上来。
这些孩子都是在保育院上学的孤儿。他们能健康成长和上学，正是因为当年海外华侨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捐了款。对于没有亲生儿女、一生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的宋庆龄来说，这样的安排无疑是极重要的。果然，周总理懂她。
四：晚年的挂念进京后的宋庆龄当选为副主席，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长期跟周总理、陈毅一起，出访各国。于是，在外事活动中，世人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和宋庆龄同时出席活动时，周总理总是特意让她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这种情形，被记者们用相机一一记录下来。
而宋庆龄对周总理的关怀，则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里。每次从上海回北京，她都会带上一些小礼物送给他。
送的次数多了，周总理觉得过意不去，便告诉她：“不要这样费心了！”宋庆龄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这样的回答，让周总理再也无法反驳了。
“安慰”二字，或许正说明了宋庆龄的真实想法。晚年的宋庆龄身边再无亲人，兄弟姐妹早已把她当成了家族的叛逆者，不愿跟她往来。对她来说，小5岁的周恩来是同志，更是能完全信赖的亲人。
也正因如此，1972年周总理患癌的消息传出后，她的担心都写在脸上。她很想经常去见见他，但却始终找不到机会。于是，才有了1974年她去参加25周年国宴，并默默收藏总理祝酒词的事。
见不到面，宋庆龄只能想别的办法关心他。有一天，79岁的她不知从哪儿听说吃新鲜鱼有好处，便硬是求工作人员在家中的池塘里为周总理打一条鱼。
工作人员一下网，就捉到一条大草鱼。她高兴极了，连忙让秘书马上送到中南海。当天下午，她就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回复：鱼收到了，周总理表示感谢。
宋庆龄是个知识女性，她知道什么是科学，但在周总理患癌这件事上，她总是愿意相信让他吃好一点一定是有益的。所以在总理最后的日子里，她就一直忙着收鸽蛋，因为她听说总理已经很难进食，只能勉强吃一点鸽蛋。
可惜，1月初的北京城，要找到鸽蛋谈何容易。宋庆龄自己也养鸽子，但到了冬天也下不了几个蛋。派去市场找的人，又说根本买不到。她心急如焚，让工作人员翻遍鸽舍，才勉强凑够了5枚。
她如获至宝，腾出一个放礼品的小盒子，然后又把这些蛋一个个用纸巾包垫好。她甚至不放心工作人员去送，派养女隋永清亲自去。隋永清出发前，她千叮万嘱：一定不要碰坏了。隋永清后来回忆称：我很多年没有见过她那么着急。
可惜，当隋永清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时，却没有见到周总理，连邓颖超也无暇出来见她。她只能把鸽蛋交给警卫，便回家向宋庆龄复命。
对于这一异常，宋庆龄在此后的几天里一直惴惴不安。3天后，她收到了周总理病逝的消息。那一刻，她情绪失控了。
病魔缠身的她，不顾身边人相劝，被秘书搀扶着来到医院见总理最后一次。告别室里，站都站不稳的她，细细地端详着瘦得仅有60多斤的老友，潸然泪下。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秘书经常看见她一个人独自坐着，流着泪自言自语：“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一年后，一篇由宋庆龄撰写的《怀念周恩来》得以发表，她写道：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忍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也因病离世。人们在她的遗物里，发现了那张保存了7年之久的祝酒词。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带病上台祝酒的周总理、在台下看着老友的宋庆龄，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笔者相信，他们这份伟大的友谊会被世人所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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