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讲到，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普罗米修斯是狂妄的提坦神的代表，是既定神族秩序的扰乱者。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之所以引入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在于解释人类匮乏的原因、劳作的必要性及不幸的根由。由此看来，恰恰是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违抗致使人类遭受必死的命运和种种不幸。”（【法】居代·德拉孔波编：《赫西俄德：神话之艺》）
总之，在赫西俄德的笔下，宙斯是正义和秩序的维护者，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但到了后来，事情发生了反转——普罗米修斯变成了大无畏的革命者、人类的解放者，而宙斯则成了专制暴君的典型。
最早为普罗米修斯的这一伟大形象进行奠基的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525年-公元前 456年）。
令人惋惜的是，他的三联剧（《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佚失了两出，只剩下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通过此剧，埃斯库罗斯为普罗米修斯在世人心中奠定了那无比高大的殉道者的形象。而且，悲剧家赋予了普罗米修斯能够和宙斯抗衡的一个致命武器——作为先知者，他知晓宙斯和哪位女神生下的孩子将取代神王地位的秘密。（这个故事，以后详述）
正如伊利亚德所说：“埃斯库罗斯以进步的主题取代远古黄金时代的神话，他认为普罗米修斯是教化人类的最伟大的英雄。”（［美］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一卷《从石器时代到厄琉西斯秘仪》，吴晓群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之后，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在《普罗泰戈拉篇》一书中，认为人类的匮乏不是起源于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盗窃的惩罚，而是根于生存技能的迟到和共同体内政治智慧的欠缺，他借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说明政治技艺及美德是可以传授的。
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由普罗泰戈拉讲述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和赫西俄德版本相对比，具有一个全新的背景。政治的问题已经成熟。”（【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到了现代——
歌德曾创作《普罗米修斯》一剧，普罗米修斯被塑造成一个人类的伟大创造者。
拜伦在短诗《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是一个敢于抗争，并最终打破枷锁的英雄。
雪莱在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成为一位敢于推翻神界暴君的浪漫主义英雄。
马克思说他最喜爱的希腊悲剧就是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并在其博士论文中称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在马克思看来，普罗米修斯集中展示了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将普罗米修斯看作是一个集“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于一身的人物，并进一步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与《圣经》的原罪故事对立起来，视其为雅利安民族的精神财产。
大致说来，这就是普罗米修斯形象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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