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孔晖在大兴区庞各庄镇南地村小有名气，提起她，村民们会脱口而出，“哦，你说的是那位‘乡贤’啊。”
沿着南地村走到村北，就能看到孔晖的家。
看似寻常的房子里，有一间由卧室改装而成的教室，墙上挂着大小不一的黑板，室内摆放着约10套桌椅。此时，她正站在凳子上，将高处的一块黑板取下，平放在课桌上，弯腰写下：“the new coronovirus新型冠状病毒”。
9月，正是开学季，今年因疫情耽误的英语辅导，即将步入正轨。她准备将疫情防控的英文知识，作为第一节课的第一个知识点进行教学。为了让低年级的孩子都看得清楚，黑板上的字迹都方方正正。
孔晖在村子里义务教学已经有26年。最初，只有3个孩子围在院子里听课，经过口口相传，周边村庄的孩子也被送来，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跨越12个年级，最多时候能有30多个孩子。
每到周六，孩子们都会准备到达，低年级和高年级分不同时间段上课。有时候，家长觉得不好意思，硬要塞钱给孔晖，但她从不收，“他们说少给点，但是给多少我也不要。”
多年来，孔晖最为骄傲的，是教室后方挂着的世界地图。纯手工制作，各个板块用不同颜色的纸片划分，上面用英文标着各个地名。那张地图代表了她的心愿，“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窗看世界。”
孔晖老师在她家中的教室里。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筹备疫情后的第一课
“孔老师，你怎么还没开课？我都穿的漂漂亮亮地来了。”9月5日，又是一个周末，村里的两个孩子脚踩平衡车，出现在孔晖的院子里。
孔晖在家义务教授英语已有26年。今年因为疫情，课程停滞了半年，迟迟等不到开课的孩子们终于忍不住，背着书包来到她家中询问。
“别着急，下周末就要开课了，老师正在做准备呢。”听到孔晖的回答，孩子们还是不肯走，要留在她的小教室里自习。孔晖只好由着孩子们，叮嘱着在教室里要间隔一个座位，戴好口罩。
村里的家长们也一直在询问开课时间。孔晖被催得紧，又想到村里从一年级到高三的这么多学生，她给村委会打了个电话，商议能否在疫情防控做到位的前提下开课。
村委会也表示支持。9月7日，村里将消毒水、酒精、测温仪和口罩等物资送到孔晖家中。
村里为孔晖复课所准备的消毒与测温用品。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看到这些防控物资，孔晖突然想到，这是值得学生们学习的知识点。查完字典后，她将教室内一块3平米左右的小黑板取下，写上“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中英文。
孔晖决定，将这作为今年开学第一课要讲的第一个知识点，“今年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个啦，下半年还不知道疫情会怎么发展，我是支持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除了教这两句话的中英文，她还会给孩子们讲一些防控知识。
在她看来，义务课堂的宗旨，不单单是讲授英语，还应该让村里的孩子们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为此，她专门上网看了看近期时政热点，发现北京在开“服贸会”，便也将这个英文短句写在了另一块黑板上。
“我不能一问三不知”，在孔晖的课堂里，这是必修的内容。她希望，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帮助孩子们积累更多词汇的同时，也能跟上时代的潮流。
孔晖老师在家中备课。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支援新疆27年
义务教学前，孔晖是一名援疆教师。
1966年，孔晖大学毕业，作为班级团支部书记，有着决定全班同学工作分配的权力。给同学们分完之后，还剩下两个名额，一个是回大连，一个是去新疆支边。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将自己分配到大连，那是我的家乡。”但想到剩下的那位同学家庭比较困难，还有点口吃，孔晖就直接把这个名额分给了他。
在校期间，孔晖也曾多次帮助这位同学。“主要是学习上，他有点口吃，有时候好像跟不上老师讲课，每到期末，我都会去给他辅导。”孔晖说。
由于在校期间乐于帮助同学，担任团支书一职时认真负责，她曾被评为“学雷锋代表”，在大二时，与一些学生一同在沈阳东北局大礼堂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总理的讲话鼓舞了孔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记着“作为一个国民要有奉献精神”。
1968年，孔晖只身一人坐着绿皮火车奔赴新疆。在车上，她想到之前在学校看到的《边疆处处赛江南》，期待着新疆的歌舞盛况。一下车，却傻了眼，这是她在东北都没感受过的“冰天雪地”，雪下得门都推不开。
虽然生活环境和之前差别很大，但孔晖决定坚持下去，“把每件事做到底”。
在新疆任教的学校里，孔晖的英文水平高，带的四六级通过率高，大家都爱上她的课，最多的时候一周排了24节课，来上课的有应届生，也有在职员工。有的学生基础不好，她要从教发音开始讲起。
除了上课，学校还经常让孔晖做一些翻译工作，好将外国的知识带给学生。有一段时间，她每天晚上熬夜到5点，睡一个小时之后就要去上班，有时候路上来不及，她会冒着危险从冰上“呲溜”过去。
孔晖老师给孩子们辅导英语所用的课本。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人才和文化是扶贫的根本”
退休后，孔晖跟随丈夫回到北京南地村。
1994年的除夕，孔晖习惯性地骑着车在村里遛弯儿。走到一户人家屋前的时候，她有点吃惊，“居然没有围墙”，走进去一看，只有一名正坐在小凳子上对着炉子烤火的男子。
“过节了，你们家怎么没人做饭呐？”孔晖问他。对方边拿手靠近炉子的火，回答说，“没钱，媳妇儿去外边儿弄米去了。”这让孔晖倍感心酸，南地村的风沙太大了，连个围墙都没有，冬天冷风能直接从门灌到家里去。
回家后，孔晖找到自己当月领到的工资，从1700元中抽出1500元，资助这位村民。她告诉对方，先打个围墙，再找点活儿干，要自己找到赚钱的办法。此后半年，孔晖一直在资助这位村民，直到他开始盖起羊圈，靠养羊营生。
村里的贫困让她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
小时候，她经常没有衣服穿，长袖穿破了，就剪成短袖继续穿，家里几个孩子都要帮忙做手工，补贴家用。她是家中老大，底下还有7个弟弟妹妹，母亲希望她担起家中大姐的责任，在家里多帮忙照看孩子、做家务。
因为喜欢学习，有一次，她拿着邻居家从图书馆借来《战争与和平》，坐着街边的路灯下，一边缝衣服，一边想着书里的内容，不但没有缝好衣服，还把自己的手扎破了好几处。
母亲曾希望孔晖高中毕业后，就能出去赚钱，帮扶家庭。班级的语文老师却找到她，提出愿意资助一部分大学的费用，并且告诉她，“你一定要高考，要继续上学，你要走出去。”
老师的鼓励让孔晖坚定了上大学的信念，最后她考上了沈阳师范大学的外语与英文系专业。童年的贫困生活让她明白，人才和文化才是扶贫的根本，下一代不能延续这样的困境，孩子们应该走出去。
1995年前后，村里陆续有人找到孔晖，想要她帮忙辅导孩子的英语。通过向村委申请，免费办辅导班的计划开始了。
孔晖老师手工制作的教学内容。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窗”
孔晖的家在南地村村北，初期，只有三个孩子围在院子里听她讲课。经过口口相传，孩子越来越多，从一年级到高三，跨越12个年级，最多时能有30多个孩子。
“那时候我在写板书，有的孩子没地方站，就紧挨着站在我身后，我说那怎么学啊？怎么做笔记呢？”2012年，孔晖征得丈夫妹妹的同意后，将她20平方米大小的卧室收拾成教室，把家具全都丢了，只剩下衣柜，送到住在城里的妹妹家。
这些年，挂在墙上的小黑板越来越多。现在，教室里的黑板已经有20多块。孔晖说，这些都是自己去附近村里，以便宜的价格购入的，“一块黑板几块钱”。教室里还有10套左右的桌椅，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分时段上课。
为了让各年级的孩子们看懂，孔晖的字写的方方正正，语法、时事热点、地理知识、爱国主义教育知识、英文歌等内容填满了这些黑板。每次上课，孔晖都会拿着一根约2米的长棍，棍子指到哪块黑板，孩子们就学哪里的内容。
“只有写得正楷，孩子们才能看懂，跟以前教大学生不一样，写字可费劲儿啦。”孔晖说。
她还摸索出了辅导班的教学方法，语法是每个年级必学的内容，有的时候可以编成歌谣，“唱会比硬背效果好”。低年级的同学，一般在课上做手工、表演对话、唱英文歌，高年级的同学则必须学好语法和时事热点。
寒暑假之外，每到周六的早晨，孩子们就会准时来到孔晖的家庭教室里。有时候，家长觉得不好意思，硬要塞钱给她。但孔晖从来不收，“他们说少给点，给多少我也不要。”
今年，孔晖在村里带的第一届学生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他们特意邀请孔老师去家里吃饭，以示感谢。此前，他们曾为复读的事情咨询过孔晖，在他们眼中，孔老师上过大学，是大学教授，还在村里义务教学，“说什么一定是为学生好”。
学生的成就让孔晖非常感动，但让她更引以为傲的，是教室后方挂着的世界地图。纯手工制作，各个板块用不同颜色的纸片划分，上面用英文标着各个地名。那张地图代表了她的心愿，“打开一扇窗，然后让孩子们看到这个世界。”
新京报见习记者 汪畅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李世辉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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