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新年，我们出发，回到故乡。日复一日的忙碌停住脚步，时光与回忆短暂接续。
让我们记挂的是，在城镇、在农村，在故土乡情的牵绊中，那一张张热情洋溢、又或饱经风霜的面孔，时刻诉说着小人物与大时代的故事。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格、信仰？经历着怎样的生活、命运？他们的人生，又是如何与波澜壮阔的时代发生勾连？对于2017，对于未来，他们有着怎样的心愿和期许？
作家奈保尔曾说，每个故事，每个人，都如盐般微小而珍贵。他们就是时代的“盐粒”，书写他们，就是书写时代的味道。
春节期间，新京报推出“记者还乡系列报道”，来纪录他们与这个时代的故事。
乡念，我们在家乡，相见，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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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安一家，摄于1996年。
▲王文安（右）毕业前。
15岁那年，面临人生第一次抉择。王文安生在教师家庭，15岁参加中考，拿回了乡第一名的成绩。那是1984年，考分下来，老师也来家了：县中和师范，读哪个？
读县中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所费不菲，读师范不花钱，有补贴，毕业还能“吃皇粮”。他有一弟一妹，没得选。
王文安成了师范生。学校离家三十里路，放假时走着来回。在那里，他第一次喝到“看起来像尿”的啤酒，第一次见到了长成的黄瓜。
小时候“没得吃”，肚子一饿，就跟同村的小孩去地里摘黄瓜。黄瓜还没长成，只比拇指大点有限，他吃了十几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黄瓜从来就是那么大”。
讲着少年轶事，“老头子”突然话锋一转，“你现在，有得选，多好。”
儿子知道这“有得选”里面的意味。
诗人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酒助诗性，王文安端着酒壶，说一句，斟一点。
他爱诗，也写诗。家里一本相册扉页上，至今还留着他送给时年3岁的儿子的诗：深情地凝视着/你渐渐长大的身影/心头多少个祝愿/伴你上人生道路而行/永远爱不够的/是爸爸妈妈的眼睛。
还有歌。书房里有几个硬壳笔记本，每一页都用钢笔写着歌词和曲谱。字很小，工整、秀气。
上学那些年，他读了很多书。书里为他展现了更广阔的世界，他迷恋，沉醉，想出门去闯一闯，但是一算，越轨的成本太高。
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未来都被框在固定的轨道里，“稳定”永远是工作的第一位。做自己想做的，无异于“越轨”。
王文安也成了教师，用一笔秀气的字写教案。他想继续读书，偷偷买来复习资料，被校领导发现了。他算是教学人才，校领导不允许他报名考试，不给他签字。
这个戴着茶色眼镜、从来轻声细语的年轻人，破天荒地在校长室大闹了一场。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到南京考试，然后继续读书，答辩，王文安工作、结婚、生子。他升了职，做了领导。每次觥筹交错之间，他会想起小时候，点着煤油灯读书的自己。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他也说不上来。
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当时还在读书的儿子，告诫他“多读名著，你跟我当年比差远了。”
或许行走的轨迹和当年的梦想还是有差距。他怀念“金子般的八十年代”，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诗人。
而多年后的一个冬日，应酬完回家，他有些酒气，眯着眼睛把儿子拉过来：今天桌上，有个人说自己的职业是诗人。这年头说自己是诗人，不是骂人吗？
如今，他早已不再写诗，各种总结、报告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愤怒”，那种激情似乎找不到了。
而“小伙”却能寻找到父亲年轻时的痕迹，一天晚上父亲酒后回家，片刻，书房内传出抑扬顿挫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远方
王文安看过《傅雷家书》，喜欢读汪曾祺。若干年前，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他推荐给了儿子，希望他们父子之间，也能是这样一种关系。
儿子毕业那年，他花了很长时间劝小伙“考公务员”。这会给他安全感，虽然他常常觉得自己被体制化了，比如以“是否有编制”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那段时间，王文安到处看房，花了一个月，在张府园买下了一套两居室，房本只填了儿子一个人的名。他跟朋友说，买这套房，一部分原因是“想把儿子圈住。”
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儿子终究是不安分的。一年前，“小伙”告诉他要去北京面试。
▲王文安一家，摄于1997年。
那是初春的一天，父子俩开了一瓶红酒。桌上他问，“为什么一定要去北京？”
江浙人对于北京的感情是很微妙的。那是首都，大城市，机会多；但是骨子里又觉得北方“不板扎”。
“板扎”的意思是“精致”，对于一道豆腐要片上百刀的江浙人来说，大锅煮小肠的北方，实在有些粗糙。
“小伙”用北岛的诗回他：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一首诗又把王文安拽回到三十年前。那个年轻的自己曾经告诉同学，男儿一世，要么做记者，要么做律师，“新闻和法律，是推动社会进步最强的力量”。
他想起无数个半醉半醒之间，抬眼看推杯换盏，说很多违心的话。时光总是静静地流淌，而多年之后回望，它又是奔涌的，因为改变的太多。
把儿子送进了北上的列车，王文安妥协了。
对呵，北岛就是北京人。
酒话
沾着水珠的蔬菜下锅，劈啪作响。“这个菜，北京没有吧？”他夹起一筷，递向儿子。
这菜学名“冬苋菜”，在方言里，“苋”读音同“安”，传说吃下去的人，能“安安稳稳”。
在他的印象里，北方物产不丰，从来不是鱼米之乡。他去过北京。灰蒙蒙的天，咸滋滋的水，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
现在回想，不是北京不好，而是儿子远离。
“小伙”一走经年，父子之间时常通话。儿子总是通过父亲说话的“中心思想”，判断他有没有喝醉。如果干脆利落，说的都是强饭加衣，“铁肩担道义”之类，那必定是神志清楚。而如果絮絮叨叨，夹杂一些“回来吧，考个公务员，过安稳日子”，那一定是喝得不少。
这些“酒话”，都是真心话。王文安每次参加完同事孩子的婚礼，都会给儿子打电话，讲述婚礼如何排场，主人家如何幸福。末了，他总会补一句，“你要是在家多好！”
他常常陷入到自相矛盾的境地。他收集儿子写的每一篇报道，又羡慕又自豪地说，“你实现了我年轻时的理想”，他又经常在电话里叹气，“这行有什么好做，安安稳稳不好吗？”
多年父子成兄弟，当然应该希望“兄弟”出成绩，有更好的发展，而作为父亲，让“小伙”安稳一世，似乎也理所应当。
他在两种身份之间缠绕。
电视里嘤嘤呀呀地播放着一台晚会。屏幕上，一群梳着冲天辫的男童女娃手舞足蹈。
酒过三巡，王文安最后端起酒杯，笑着调侃，“明年这时候，我能见着我孙子吗？小伙，你架个势（帮个忙）哦！”
王文安是我的父亲。
文｜新京报记者王煜 编辑｜李天宇 校对｜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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