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吗？”24岁的杨毅突然转头问潇湘晨报记者，还没等记者回答，他自问自答，“你没法感同身受的。”
15岁时，杨毅就因为持刀抢劫致人死亡而入狱。他进的是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在这里度过近九年春秋后，重返社会。
12月18日-21日，潇湘晨报记者走访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采访几名典型的少年犯，以及管教他们的民警等，探究少年犯的生长环境和心理变化。也希望让人们对教育，尤其家庭教育产生反思。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除狱警外均为化名）
△12月18日，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正在监区的未成年犯刘明（化名）。图/记者谢长贵
12月21日，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未管所”）里，一场特殊的会面悄然进行。
在狱方的精心安排下，少年犯刘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见到了自己阔别19年的母亲。突然的“幸福”，让这个性格内向的男孩，一时不知所措，站在会见室门口进退两难。在管教民警再三提醒下，他才赶忙把手铐往胳膊上顺了顺，尽量用袖子遮住，然后才走进会见室。
作为湖南省唯一的未管所，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未成年犯（14周岁以上）均关押于此，和刘明类似，他们因持刀抢劫、故意杀人等不同罪名被判有罪，少则三四年，多则无期，为他们的血色少年时光付出代价。
在公众眼中，他们似乎只有着“不良少年”的模糊面孔，对于他们酿造的血色事件背后的深层肌理，则缺乏探究的热情。
然而，未管所的统计表明，这些未成年犯中，80%以上来自破碎的家庭，或是留守儿童，或是父母离异，或是生活在家暴的阴影下，都有着不幸的童年生活。对于未成年犯的教育感化，讲述有温度的改造故事，也成为这里工作的重中之重。
“失去自由的滋味？你没法感同身受”
咖啡馆里，杨毅半躺在靠椅上，慵懒地伸直双腿，盯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发呆。罢了，他突然转头问记者，“你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吗？”还没等回答，他就自问自答般给出结论，“你没法感同身受的”。
尽管已经出狱半年多，杨毅还是会经常梦到坐牢的场景：一个人被困在房间里，周围白茫茫一片，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没人和他说话，哪里也去不了。
有时，他早上起来，还会陷入恍惚，要坐在床上想上一会儿在哪里，才确定自己真的出来了。
坐牢8年多，社会发生了太多变化。杨毅刚入狱时，新浪微博才刚刚上线，微信都还没有影子，他当小混混时用的是诺基亚蓝屏手机，上网聊天也只有QQ。
刚出来时，杨毅有一次去网吧查资料，在电脑主机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开关按钮在哪里，“急得我都想把主机拆了”。他不好意思问网管，觉得太没面子，就只好打电话问朋友。
对方问他，“你看下电脑桌上有没有一个白色的小盘子”，杨毅赶紧抬头找，果然，在鼠标上方，“开关就在那里，摁一下就行。”朋友几秒钟就帮他搞定的经过，成了杨毅自嘲和社会脱钩太久的证据。尽管他今年只有24岁。
2009年9月，15岁的杨毅在网吧上网时，因资费问题和网吧老板发生争执，继而持刀抢劫。冲突中，杨毅将对方重伤致死。最终，他因抢劫致人死亡罪被判12年，并被送往未管所服刑。
因为表现优异，杨毅多次获得减刑，他于2018年1月提前出狱。
出狱后，杨毅靠着在监狱中习得的一技之长——吉他，在监狱附近的一家琴行顺利找到工作，并很快成为一名优异的音乐老师，每月收入近万元。
不过，虽然已经离开监狱，但杨毅还会时不时回去，作为正面典型，向尚在服刑的同窗宣讲自己的故事。在他看来，未成年犯人格塑造还未完成，还有改善的空间，只要各方面不放弃，就有“改造”成功的可能。
“犯错后流泪发誓，转天就忘了”
不过，未管所里的未成年犯，并非都像杨毅这么快“大彻大悟”。很多人刚入狱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适应且接受现实。
来自娄底的犯人刘明，就是这样的刺儿头。刚入狱时，他让管教民警头疼不已。
刘明今年19岁，2015年时，他因持刀抢劫被判5年。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刘明刚入狱时，对谁都爱搭不理，整日沉默以对，“就是我们管教民警找他，他都顶多只是点头，懒得跟你说一句话。”
管教民警樊辉明发现，除了性格孤僻，刘明对外界还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时刻担心别人会害他”。一次，一名同舍的犯人因为开玩笑惹怒刘明，他冲上去和对方打了一架。
樊辉明记得，刘明入狱初期，每次例行安全检查，管教民警都能从他身上发现大大小小的违禁品，“比如起子、链子之类的，身上总要藏点东西。他倒不是去刻意报复谁，就是出于不安全感。”樊辉明说，因为这些违禁品，刘明一次次被处罚扣分，但总是不改。
未管所负责犯人改造的分管区长张磊说，未管所的这些未成年犯中，80%以上来自不完整的家庭，从小缺乏家庭关爱和心理引导，性格容易极端，再加上受教育程度低，遇事习惯用暴力解决。“可以说，这是他们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曾在成人监区工作过的樊辉明，也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未成年犯心智尚未成熟，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时，面临着比成年犯人更大的管教难度。“一个是未成年犯人心里非常敏感，他们都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心里只有自己。而且他们年龄小，自觉性很差，导致改造难度非常大。”
樊辉明感慨，如果成年犯人违规犯错，基本说上一遍，对其晓以利害关系，他们就能立即改正。但未成年犯的教育，往往容易被当成耳旁风，“犯错时，他们一个个流泪发誓，下次改正，但转天就忘，继续犯错。”樊辉明感慨，在监狱里，管教民警除了管理者的角色，还得扮演家长和老师的角色，“每个人都必须因材施教，不能简单化处理。”
这里大部分人缺爱，也有人是错爱
刘明就是樊辉明遇到的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通过对刘明的家访，樊辉明了解到，刘明是父母的非婚生子，在他出生10个月时，母亲因无法忍受家暴离家出走，从此一去不复返。父亲则甚少回家。“他从小在爷爷奶奶那里长大，到十几岁都没怎么见过父亲。”成为事实孤儿的刘明，因为缺乏管教，读初中时便沉迷网络，并最终因无钱上网，持刀抢劫获刑。
杨毅的家庭情况也类似，他7岁时父母离异，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上初中时开始混社会，最终酿成大错。
还有入狱不久的李鑫，一个来自湘西的男孩，从小父母便外出打工，一年难得见上一次，小学时便沉迷网络暴力游戏，并在一次争执中将人杀死，最终因故意杀人罪获刑15年。
“可以说这里大部分孩子的家庭是不完整的。”未管所副所长邹湘柳说，因为成长过程中没有父母陪伴，导致这些孩子成为“事实孤儿”，“孩子的物质生活跟上来了，但精神上的缺爱，还远远没有弥补。”
翻看未管所中一个个的案例，邹湘柳发现，几乎每个悲剧故事后面，都隐藏着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每个未成年犯的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分管区长张磊感慨，因为整天接触这些社会阴暗面，一线管教民警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曾有管教民警为此患上抑郁症，用了多年时间才逐渐康复。“一线干警的压力，外界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缺乏家庭关爱导致的未成年犯罪外，在常年的教育工作中，邹湘柳还发现，父母教育方式的不当，也是容易导致孩子叛逆，走向歧途的原因之一。“这里的大部分人是缺爱，但也有一部分是错爱，就是家长不懂教育，不懂怎么跟孩子沟通。”
把犯罪经历写出来送给妹妹
来自衡阳的周宁，即来自这样的家庭。为了照顾他读书，父母在他上小学时便结束打工，回家乡创业。作为家中长子，父母对周宁管教严格，但也流于粗暴，“就是所谓的棍棒教育，动不动就打。”在周宁的记忆中，脾气暴躁的父母，几乎没有一天不体罚他，说错话打，做错事打，“反正他们跟我的对话方式就是打”。
然而，叛逆期后的周宁，对于父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开始进行反抗。父母希望他做好学生，他则偏偏选择跟社会上的人混，抽烟喝酒很快学会，“以前他们打我，我只能忍着，长大了再打，我就跑，不回家。”上高中开始寄宿制生活后，周宁更是彻底放飞自我，常年跟社会上的“兄弟”混在一起。
最终，2010年，周宁高二那一年，他在一次酒后因小事和人发生冲突，致人死亡，最终因故意杀人罪获刑12年。
入狱后，周宁对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思考，并和父母达成和解。“通过这件事，他们对自己的教育方式进行了反思。我也放下了对他们的成见，开始和他们真正地沟通。”
不只如此，为了不让自己的妹妹重蹈覆辙。2016年，周宁将自己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入狱后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写了一封多达几万字的回忆录，送给正在读大学的妹妹，“她看后触动挺大的，给我回信说，她会好好听话的。”
入狱这些年，为了彻底地剖析自己，周宁开始大量阅读，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几年下来，读了不下300本书。如今，每月和父母见面，他第一件事就是将列好的书单交给父母，让他们代为购买。
邹湘柳说，这些未成年犯进来时都受教育程度不高，多数都是初中肄业，如果教育得当，有着极强的可塑性。而阅读，无疑是促成他们改变的最佳方法。
辗转多地帮犯人千里寻母
发生改变的不只是周宁。经过近三年的“磨砺”，管教民警樊辉明欣喜地发现，刘明也开始发生转变。而这一切，源于他的一次思想汇报。
樊辉明发现，虽然刘明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他却喜欢写东西，而且写作极为认真，“每个字都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一个潦草的。”也是在一次思想汇报中，樊辉明发现了刘明隐藏在心底的一个秘密。他想见一眼自己的母亲。
自从母亲李梅离家出走后，刘明就彻底没有了对方的消息。在他的思想汇报中，他一直想搞清楚自己的生母是谁。“尽管他嘴上说得简单，只是想搞清楚是谁生的自己。但我猜，他心里还是想念母亲，需要母爱的。”观察到这一点，樊辉明和所里汇报后，决定帮助刘明寻找生母。
樊辉明和所里的民警先是找到了刘明的父亲，不过对方表示他早已和李梅没有联系，只知道她是湘西某县城的人。随后，他们联系湘西县城警方，找到了李梅所在的村庄。当管教民警循着地址找到村里时才发现，李梅早已不在村中，家里只有她的老父亲。
对于女儿早年的苦难，老父亲显得格外激动，坚决不透露女儿目前的去向。“因为李梅后来又重新组建家庭，他父亲担心往事重提，会影响李梅目前的生活。”无奈下，管教民警只能请村支书帮忙，辗转联系到了跟随李梅一起在上海打工的弟弟，也就是刘明的舅舅。
最终，在管教民警的劝说下，李梅终于同意前往长沙。
李梅说，她之所以不想见儿子，更多是担心自己目前的家庭受影响。
远赴上海打工后，李梅重新组建家庭，生了一个儿子，目前已经7岁。对于自己的过往，以及19年未曾谋面的儿子刘明，她没有告诉现任丈夫。“更主要的是，过往的一切对我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我一点都不想回忆。”李梅说，因为早年遭受严重家暴，至今只要受累，她的头脑都会疼痛无比。“所以以前的一切，我都不想看到。”
对于刘明，李梅说自己当初逃离时，曾想将他一起带走，但无奈自己势单力薄，无法养活两个人，只能将他留在老家，“我也是看他爷爷对他很好，才放心离开的。”对于刘明成长过程中亲情的欠缺，李梅坦承自己对儿子心有歉疚。
“我只想多赚钱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12月21日，未管所会见室里，刘明见到了自己长大至今从未谋面的母亲。
刚见面时，场面一度有点尴尬。因为两人19年未见面，完全陌生，一时都不知所措。
在管教民警介绍刘明这些年的状况后，李梅忍不住哭了起来，边抹眼睛，边哭诉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我对他有愧疚，当初应该把他带走的，但那时候真是没有能力，我也希望他能原谅我。”
原本还对母亲有些怨念的刘明，此时将头压在胸前，沉默不语。听完母亲的讲述后，刘明才慢慢抬起头，向着母亲说，“我理解你，没有怪你。”临别时，母亲默默找到管教民警，表示想给刘明交一点生活费。“我没有多少钱，但能帮他一点是一点。”
樊辉明说，在开始帮助刘明寻找母亲后，刘明逐渐发生改变，和周围人的关系缓和了很多。为了彻底改掉自己的性格顽疾，他甚至主动报名未管所里的“集训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强化训练，“别人都是被管教叫进去的，就他一个人是自己主动报名的。”樊辉明说，按照刘明的表现，他最快将在2019年下半年出狱。
而出狱已经近一年的杨毅，如今生活已经步入正轨。因为在狱中练就了扎实的音乐基础，出狱后他很快便找到了音乐老师的工作，从最开始的2000多元月收入，到如今的近1万元，他仅用了半年时间。
杨毅最终的希望是，未来能够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乃至培训学校，“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多赚钱，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潇湘晨报记者宋凯欣长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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