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作古了吗 欧阳中石为何戏称(1)

欧阳中石

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消息传来仍然觉得突然——欧阳中石先生2020年11月5日凌晨3时18分逝世。悲痛之余,怅然若失。

1979年末的一天,一位自称是欧阳先生学生的人来我家做客。他对一幅赵朴初先生的字很感兴趣,端详久之,对我说,你让欧阳中石先生给你写幅字吧。欧阳先生我久闻其名,但素未谋面便开口求字,太过冒昧。

我之所以敬仰欧阳先生,一是我爱看戏,尤爱京昆,而先生是奚派名家;二是先生是书法名家。我见过先生的字,那是在北京通州某机关的会议厅里,是一巨幅书作,镶嵌在墙壁熠熠生辉。我走近细读,又逐渐远观,那幅字便渐渐动起来了,有了生命,像一群骏马在奔驰!我惊奇汉字的奇妙,明明是笔墨写在纸上的,怎么会有了灵性,有了活力,这便是书法被称为艺术的原因吧。

古人于书,有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有动于心必于书发之之说,前几年也有当代理论家面对一幅字分析书家创作时的心态。而观欧阳先生的书作,虽行草楷篆有别,却总是那样蕴锋芒于温润,无剑拔弩张之势,无奇险怪异之笔。豪华落尽见真淳,这返璞归真之中蕴涵了多少让人玩味的春夏秋冬。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他的棱角磨平了,内敛了,体现在字里,便显出了内在的张力。面对先生的书作,都会产生一种似悟而未悟的感觉,而玩味久之则戾气渐销,大有涵濡的功力。这是欧阳先生书体的风格,也是独具的魅力,在百花争艳的书坛上“别是一家”。为与唐人欧阳询相区别,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中石体”呢?

也是因缘巧合,若干年后欧阳先生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而我一直在中文系,我们成校友了;更奇的是不久我从前三门搬到了校内居住,正在先生楼下,成了上下邻居。

一日我们系的一位教师,也是青年书法家到舍下造访,言谈之间提出让欧阳先生给我写幅字。我与欧阳先生虽为近邻,也只是礼貌性地彼此招呼,所以对那位教师的好意也就婉拒了,待熟识之后我会亲自登门拜恳。谁知过不几天,那位年轻朋友竟把欧阳先生的一幅字送到了家里,我于是喜而拜惠。是先生所作的一首七绝:

一路攀登一路烟,

云门欲雨半山旋。

遥观寿字知犹远,

正好随心不计年。

我很欣赏尾联二句,认为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既赏其字、爱其诗,且获嘉言,其乐何及。有求即应,也可看出先生的平易和善。

不几年,我们又同时迁居新楼,同楼同单元而且还是上下楼邻居,只不过这一次是我居楼上而先生在楼下,这真是巧中又巧了。又不久,先生开创的书法专业并到了中文系。那时我正主持中文系的工作,我们合作做了很多事:成立民族艺术研究所(书法、戏曲、国画、民乐四个研究方向)、成立戏曲研究中心、取得戏曲方向硕士学位授予权……当然这也多借力于先生的女公子欧阳启名教授出色的组织能力。

先生之为人平和仁厚,尤其是对后学晚生,总是那么春风和煦,像他的字。他七十大寿那年,系里想为他庆寿,我写了百字韵文作为祝辞,先生闻知后谢绝了:教师们教学、科研那么忙,不忍心再干扰他们。嘱咐我说:诗我收下,但你不能发表,如果你缺钱花,我付稿酬。其自谦如此,庆寿事也只好作罢。相识几十年,我从没见过欧阳先生生气,好像他不会生气似的,其实我是满想看看他的“布衣之怒”,毕竟发脾气是本能,而控制情绪才见出修养。

书法研究所成立后便独立出去,欧阳先生也就离开了中文系。我觉得很可惜。欧阳先生虽以书法、戏曲名家,但其绘画、诗文和逻辑学均有很深的造诣。先生晚年视域狭窄,写字时不能目视全纸,只能用手摸出纸的大小方位然后落笔。他戏称“无出其右”,意思是你出现在他的右方,他便“视而不见”。既不便书写,如果能留在中文系,是不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我看欧阳先生的戏总有一种神舒气顺的感觉。

他的嗓音不以高亢激越见长,而是委婉入情,他惨淡经营的就是一个“情”字。欧阳先生的唱有磁性、有弹性,是圆柔有厚度的,以致你以为他“不卖力气”,但却能把观众带入情境,让观众感剧中人之所感,生剧中人所生之情——有味儿,入戏。

这声音与其说是唱出来的,不如说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他不是在唱“戏”,而是在唱“情”,我们也觉得不是在看戏,而是在欣赏生活中的某一片断。《四郎探母》每一场都是好戏,而点睛处却在“探母”。欧阳先生演“见娘”一场,能演得让人觉得这就是生活中久别的游子归来时母子相逢的真实场景。那做工、那念白,既有节奏又富韵律,竟演得那么自然如流水。演《白帝城·托孤》中的刘备、《洪羊洞》里的杨六郎,虽然都是濒临死亡的老人,有其声也哀的共性,却又不同于寻常老人,一个是独霸一方的枭雄,一个是威震边关的元帅,能演出区别来,这得费多大精气神才能拿捏得如此有分寸!

千斤道白四两唱,不是说唱与白在一出戏里的重要性,而是说其难易程度。唱有琴师伴奏,演员本身的不足或演出中的失误,都可以由琴师来弥补托衬;道白则不然,是演员的“裸演”,最见功力。欧阳先生的道白极为讲究。有见于当前舞台演出情况,他请白登云先生打鼓,录制了一盘磁带,专收道白。而这些道白全是今天舞台上未演之戏。我问为什么不录今天常演剧目,先生说,那样便对人家的演出不太尊重了。其仁厚如此。

欧阳先生说,书法是“没有穿行头的戏”,那节奏、抑扬、疏密、浓淡……艺术的神髓是一脉相通的。他详细分析了“华”字的写法,关键的一笔在这一“竖”上,怎样用笔,怎样收束,又怎样“前后形成相反相成的笔势,这样字才能立得住。如同戏曲中的‘亮相’和‘擞儿’,动作完毕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停顿,在一举手、一投足的刹那,将精气神充分抖搂出来。”这就是先生所悟出的书法与戏。欧阳先生之所以成书法、戏曲大家,并不是只靠练嗓子、练手腕所能达到的。

固然,每一个行当都端一只碗吃饭,但碗里的营养却是越丰富越好。文化修养、文化底蕴才是真功底。只有蕴蓄了文化的演出,才雅而不俗、文而不野。欧阳先生扮演的人物一出场,就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我谓先生所工之老生为儒“生”。

欧阳先生走了,风物依然而斯人已逝。我把先生的墨宝擎挂壁间,把先生的著述捧置案头,在翰墨芸香中写下以上文字,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作者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作者:张燕瑾

编辑:黄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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