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对武汉大学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1928年，可谓是武汉大学“定名”的一年。就在这年夏天，这所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数易其名的高等学校，最终被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蔡元培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国立武汉大学”。
直到1950年，这所大学才和全国其他所有的“国立大学”一样，按照新政权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统一去掉校名中的“国立”二字，迳名“武汉大学”，并一直沿用至今。
国立武汉大学刚刚成立之时，学校制定的《国立武汉大学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本大学设于武昌，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不过，一年后，学校重新制定的《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规程》便将这句话修改成了“本大学设于武昌，定名为武汉大学”。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大学校名中的“国立”一词，只是标明学校基本性质的一个“前缀”而已，就算1950年将其永久地去除了，也不会改变武汉大学是在1928年最终“定名”的这一基本事实。
不过，与“国立武汉大学”这个直到1928年方才横空出世的历史名词相比，“武汉大学”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就要早得多了，而且，出现的次数还不少。
有意思的是，“武汉大学”这个名字，最早还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首先想到的。
在20世纪初，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计划在武昌创办一所大学，当时他想到的名称是“两湖大学堂”（由两湖书院改建而来，但很快张之洞就将其降格为“两湖高等学堂”，而且只办了两年时间就停办了），而并没有在“武汉”二字上做文章。
大约从1908年开始，英、美两国的几所大学与教会人士在华中地区进行了仔细的考察，最后决定在武汉地区合作开办一所大学。就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最迟在1910年5月，“The Central China University”的筹办者们，就已经将这所正在筹建中的大学正式命名为——“Wu-Han University”。
后来，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注意到了此事，在撰写相关的调查报告时，自然就将这个学校名称翻译成了——“武汉大学”。
1910年6月3日，上海英租界的《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刊登的关于筹办“Wu-Han University”
最早由英、美两国人士提出创办的这所“武汉大学”，原计划在1913年正式“开校”。不过，1911年10月突然爆发的那场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显然会对这所大学的筹建工作造成极大的冲击。
到了民国初年，虽然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直到1914年3月，还能看到一点关于“Central China University”的零星的新闻报道，但此事最终还是没有了下文。于是，这所由英、美两国人士从清末一直筹备到民初的“武汉大学”，尚未正式开办，便已胎死腹中。
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成立后，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鉴于全国的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数量太少，遂“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全国划分了四个“大学区”和六个“高等师范区”，每个区域分别设置一所国立大学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其中武昌均在其列。
然而，事实早已充分证明，在民国初年，要新建一所国立大学，何其难也！十年的时间过后，全国的国立大学，也仅仅只是在北京、北洋、山西这三所从清末一直沿袭而来的老牌大学（此三校先后于1912、1913、1918年被冠以“国立”之名）的基础上，新增了一所国立东南大学（1921）而已。而在这十年间，武汉地区的国立大学始终都是一片空白。
相对于规格更高的“国立大学”而言，办学层次略低一些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建起来就容易多了。1913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空降”了一批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筑波大学）留学归国的东洋“海归”，利用中央政府拨付的开办经费与地方政府划拨的临时校舍（清末四川会馆―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方言学堂及民初武昌军官学校旧址），以全国各地的一批留日学生为师资骨干，只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成功地创办了民国初年继北京高师之后的全国第二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武昌高师，为武汉大学前身）。
武昌高师的成立，在湖北、武汉乃至整个中国内陆地区的教育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全国仅有沿海地区拥有几所国立高校的情况下，它便成为了整个中国内陆地区的第一所近代国立高等学校；而对于在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全国统一政权首都的湖北、武汉地区来说，它又是本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国立学校”。
1919年诞生的武昌高师校歌（也就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一首校歌），其第一行歌词中就有一句“国学建武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一个千百年来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国学”（国立学校）的地方，终于出现了一所由全国的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国立高等学校，这在本地区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实在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民国初年，当中央政府在武汉地区筹办国立大学、设立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同时，地方政府和社会也没有闲着。在辛亥首义后不久，“都人士即谋所以纪大功者”，这时，前广东道尹王韬庵（“韬庵”为此人的“字”，其“名”不详，还望能有熟悉民国史的同行查到后告知，多谢！）提出，以前清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修筑川汉、粤汉铁路而特别征收的“米厘公股”（即米税）“设立武汉大学”，得到了首义之地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赞同，而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人正式提出“武汉大学”这四个字。
王韬庵当时所说的“米厘公股”，当时“已归交通部掌握，赖王君力争，始拨息金筹办”。1912年，“武汉大学筹备处”在湖北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今武汉大学法学学科的前身）正式成立。不过，对于这所大学究竟应该定位为国立还是省立，一开始便“成为问题，久未解决”，直到1915年8月，方才最终定名为“湖北省公立武汉大学校”。
1915年8月29日，《申报》上刊登的《武汉大学决定开办》一文
当时，用来筹备武汉大学的米厘公股“息金”每年都被湖北通志局提用了一半，“其余办大学力实不足也”。当时的筹备负责人担心此事“久悬或废，乃集同人商榷，先设商业专校，以为武汉大学基础”。最终，他们在1916年用这笔钱向教育部申请创办了一所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商业高等学校，也是当时唯一一所设在首都北京之外的国立专门学校，后来还成为了今天的武汉大学经济学科的主要历史源头（可不是那个什么无厘头的“自强学堂商务门”哦）。
在武昌商专正式成立之后，此前的那个“武汉大学筹备处”也就附设于该校之内，继续运作。然而，计划作为“武汉大学基础”的武昌商专固然是成功地开办了，但是“武汉大学”的筹备工作仍然进展缓慢，毫无起色。
到了1919年，早年曾“公同发起创办武汉大学”的黎元洪，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此事之中。后来，他还一度将自己筹建的这所大学的名称由“武汉大学”改成了“江汉大学”。
但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是“武汉大学”也好，“江汉大学”也罢，直到黎元洪1928年在天津去世，他为之投入心血长达十多年的大学筹办计划，最终还是跟此前英、美两国人士筹办“Wu-Han University”的努力一样，渐无下文，不了了之……
不过，事有凑巧，作为民国初年筹办“武汉大学”未遂计划之副产品的那所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1923年升格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商科大学之一（另一所则是由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与国立暨南学校合作创办、随后又由东南大学独办的上海商科大学，为今上海财经大学之前身），后又于1926年与今日武大的历史前身——国立武昌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最终因此而成为了今天的武汉大学历史的一部分。
另一个历史的巧合则是，辛辛苦苦筹办“武汉大学”（后为“江汉大学”）十余年而不成的黎元洪去世的那一年（1928），正好是“国立武汉大学”横空出世的那一年。短短几年内，这所全国高校中的“后起之秀”便声名鹊起，誉满全国。
对此，黎元洪远在天津的两个儿子黎绍基和黎绍业看在眼里，同时又感于自己已无能力去实现先父创办“江汉大学”的遗愿，便决定将黎元洪生前所留下的10万元建校基金全部捐赠给在事实上已成为他们家乡的“最高学府”的国立武汉大学。最终，到了1937年初，在美丽的珞珈山校园内，便出现了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座以人名命名的校舍建筑——宋卿体育馆（黎元洪，字宋卿）。
民国初年筹办“武汉大学”十余年而未成的大总统黎元洪
由上可见，在民国初年，不论是英、美两国人士计划创办的“Wu-Han University”，还是中央政府计划在武汉地区设立的国立大学，以及黎元洪等湖北地方名流筹办多年的省立性质的“武汉大学”，最终没有一个得以成功实现。
那么，武汉地区“最高学府”的这个巨大的历史空白又是如何填上的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武汉大学”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也很简单——“高师改大”，蔡公定名。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实施了新的“壬戌学制”，标志着中国的教育制度由仿效日本全面转向师法欧美。在这个新的学制体系之中，已经没有了民国初年按照全盘仿日的“壬子－癸丑学制”而建立起来的高等师范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办学层次）的位置。
1922年11月1日由北洋政府正式颁行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明确规定：“依旧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校。”
在“壬戌学制”颁行前后，全国六大国立高师都卷入了一场“高师改大”运动，只是具体的路径各有所异。按照新学制的这项规定，1913年建校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办了10年之后，于1923年6月开始筹备改办、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当年9月开始招收师范大学一年级学生，并最终于1924年2月获教育部批准。
不过，“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仅仅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1925年春，便去掉了校名中的“师范”二字，进一步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正式开始向综合性大学的方向转型发展。
1925年的“国立武昌大学”这一校名，与三年后的“国立武汉大学”仅有一字之差，其简称则完全相同——“武大”（事实上，笔者最近还发现，早在“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时期，就已经有武大师生将本校校名简称为“武大”了，而不是“武师大”）。在后来的“国立武汉大学”时代，亦有不少师生将以前的“国立武昌大学”简称为“前武大”，以示区分。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抵达武汉地区，国立武昌大学校务遂告停顿。年底，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并于1927年2月正式开学。
1927年底，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盘踞在武汉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全体师生被勒令离开学校，所有校产交由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暂行保管。
桂系军阀在摧毁了武昌中山大学之后，自知理亏，便赶紧于1928年1月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声称该校已“提前放假”，以掩人耳目，并恳求中央早日派人前来“接管改组”。随后，中华民国大学院便委派新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前来调查。4月初，刘树杞提出就前武昌中山大学校址筹建湖北大学，其方案于5月2日由湖北省政府政务会议审议通过。
刘树杞之所以会提出将前武昌中山大学改组为“湖北大学”，这与当时中华民国大学院的一道命令恐怕是直接相关的。1926－1927年间，国民政府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5所“中山大学”（还不包括那些筹办未果的）——广州的第一中山大学，武昌的第二中山大学、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学、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开封的第五中山大学……到了1927年底，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全国只保留广州的一所“中山大学”，其余的几所“中山大学”均以其所在省份的名称来命名。
按照这一原则，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学便改名为浙江大学，开封的第五中山大学也更名为河南大学，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本应改为江苏大学，但这一校名却受到了该校绝大多数师生的强烈抵制，最终，国民政府将该校的名称确定为无比霸气的——国立中央大学。至于湖北的武昌中山大学（第二中山大学），此时已被桂系军阀非法解散，如果按照大学院的上述改名原则，这所大学在改组重建之后，当然应该叫作——湖北大学。
1928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收到了湖北教育厅长刘树杞的呈文，声称“拟就中山大学原有基础，改组湖北大学。先设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已拟具湖北大学筹备委员会简章等八条，提经湖北省政府政务会议核，转武汉政治分会鉴核施行矣”。5月25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就该呈文指令刘树杞，称“各省设立大学，须预得大学院许可。现在湖北设立大学，尚属可行”，并对其呈送的湖北大学筹备委员会简章草案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
1928年5月，湖北教育厅长刘树杞关于改组筹备湖北大学的呈文及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指令
刘树杞当时提出要筹建的这所“湖北大学”，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地冠以“国立”或“省立”字样，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在其公开发表的《改进湖北教育之计划》一文中公开列出了一条“国立湖北大学之筹备”。
然而，从刘树杞所拟订的《湖北大学筹备委员会简章》的具体条文以及上报给大学院的这篇呈文来看，这所“湖北大学”的筹备工作主要是向湖北省政府及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负责的，仅仅只是打算在大学院备个案而已，这本身就已经非常明显地流露出了要办一所“省立大学”的意向。
对于“湖北大学”的筹建工作，蔡元培当然是非常支持的，但对于刘树杞的筹备方案中的这种省立化与地域化的倾向，他就完全不赞成了，并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在前述5月25日发给刘树杞的那条指令中，蔡元培就明确提出，要将《湖北大学筹备委员会简章》第三条关于该会的主任委员与委员“由湖北省政府推荐，呈请武汉政治分会委任，转咨中华民国大学院备案”这句话改为“由湖北教育厅商承中华民国大学院聘任”，开始将这所大学的筹备工作主导权慢慢地收归中央。
不过，对于“湖北大学”这个校名，即使加上“国立”二字，蔡元培也还是不够满意。于是，到了1928年6月13日这一天，蔡元培又为此事专门致电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
“鄂省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拟由院聘刘树杞为该校筹备委员会主任，王世杰（点击阅读）、李四光、曾照〔昭〕安、任凯南、麦焕章、涂允檀、周鲠生、黄建中为委员，兹特电达执事征求意见，并盼电复。”
这是笔者目前所能查到的“国立武汉大学”这六个字首次出现在政府公文中的最早记录，就这样，在91年前的今天，我们今天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国立武汉大学”，终于横空出世了！
1928年6月13日，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李宗仁的电报中，首次提
至于蔡元培为什么一定要将刘树杞所筹备的“湖北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对此，笔者有几点小小的推测：
第一，改名本身就是向地方当局彰显大学院权威地位的一种方式，通过改名，可以进一步明确和昭示这所大学的筹办工作是由代表中央的大学院、而不是湖北地方当局所主导的，这样就更加有利于纠正该大学最初筹备方案中的省立化与地域化倾向，为真正实现其国立化进一步扫清障碍。
第二，1928年7月13日，李四光曾为蔡元培代作了一封致李宗仁的函件，信中明确指出：“国立武汉大学，预定为中部之学术中心。”这就直接点明了作为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对于这所改建中的国立大学的基本定位，即其学术地位与影响不能仅仅只局限于湖北一省，而应当成为整个中国中部地区的学术中心，于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这所大学只是叫作“湖北大学”，哪怕前面冠以“国立”二字，也远远不足以体现这一点，而惟有以其所在城市——在全国极具影响力、同时也是整个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的“武汉”来命名，才更能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地与“中部之学术中心”的基本定位相匹配。
第三，之所以用“武汉”而不是按照以往的惯例以“武昌”来命名，其一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武汉三镇已经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行政区划上合并成为了一座统一的城市（虽然不久后又分开了），其二，恐怕也是为了刻意与几年前的“国立武昌大学”区别开来。
客观地说，1925年由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更名而来的国立武昌大学，在当时只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大学，在国内外并没有多大的学术影响力，既然蔡元培对此次改建后的大学寄予厚望，甚至还希望其能够成为“与北大中大等并重”的全国顶尖级水平的国立大学，那就更应该换个名字，从头开始了。
正如蔡元培后来在1932年5月26日来汉参加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点击阅读）时所言：“中国三十年来，有新式之大学后，总计全国大学约百数十所，多因过去历史关系，虽时时改革，总不如武大之与旧历史一刀截断重新创造之痛快。”
1928年6月为“国立武汉大学”最终确定校名的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
事实上，从“（国立）湖北大学”到“国立武汉大学”，改变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名称而已，更多的则是内涵的提升与质的飞跃。蔡元培先生在90多年前为“国立武汉大学”这个响亮的名号“一锤定音”的历史意义，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无须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们多说什么，作为当年曾亲身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筹建工作的重要历史当事人之一的周鲠生，早就已经将其阐述得非常清楚了。
1932年5月30日，时任武大政治系主任周鲠生对全校师生发表演讲时，就特别提到：
成就一件事业不是很简单容易的事，就是现在武汉大学这个小局面，这个还有许多缺点的小局面，都是经过许多曲折才成就的……校内的各同事，从开办以来经数年不断的努力，冒许多的困难，对于本校现在局面的造就，其功绩都不可否认外，就是在校外人士，也尚有许多在实际上精神上给了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例如蔡先生这回来到本校，各位才从校长听到他对于本校帮忙的情形；现在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蔡先生把我们大学决定为国立大学那点；那足见他对于本校很费苦心。武汉大学初提议设立的时候，究竟是省立或国立性质并没确定，实则名称也没定。而蔡先生在裁可这个议案的时候，即时决定为国立大学，与北大中大等并重。这虽然是形式问题，而究竟是很重要的。鉴于湖北省政府变动之频繁，湖北教潮这样纷扰，我们试想，假使武大是省立的，便很难平和发展到现在局面；而且有许多教授们也不会来教书，有许多同学也不会来读书。不但外省同学有许多不会来，就是湖北同学也必然有很多不会来的。这一点可说是蔡先生对于本校的最大的功绩。
1947年10月31日，已经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第三任校长的周鲠生，在本校19周年校庆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提到了蔡元培先生：
至于校外的人，对本校创建最有帮助的，第一要推故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当时任大学院长，（后改为教育部），对于我们筹备武汉大学，异常有兴趣，凡我们所提议或请求，几乎无不答应。并且自己积极负责办通。尤其值得记忆的，最初湖北教育当局提议改建大学，对于新大学的性质，颇偏于省办，然而首先决定必须避免地域性而明定为国立的，是蔡先生。这一着十分表显蔡先生在教育上眼光远大，而其对于本校基础的确定及其前途发展，关系再大没有的了。
没想到一篇“科普”小文居然都写了这么长……现在，大家弄清楚“武汉大学”是怎么来的了吗？不论是如今已经存在了足足91年之久的现在的这个“武汉大学”，还是昔日更早的那些未能成功开办的“武汉大学”，其众多主事者们为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而付出的艰辛努力，都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人高度敬仰，永志不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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