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年号宣统（1906年-1967年），是清朝第十二位君主，入关后的第十任皇帝，也是中国清朝的末代皇帝。通称宣统皇帝，也被称为清逊帝，史称“清废帝”。道光皇帝曾孙，醇亲王载丰长子。光绪死后继位，是清朝和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新人，患肾癌而死，终年62岁。火葬，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溥仪，年号宣统（1908年-1911年），是清朝第十二位君主，入关后的第十任皇帝，也是中国清朝的末代皇帝。通称宣统皇帝，也被称为清逊帝，史称“清废帝”。字浩然，取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意，小名“午格”[3]。醇亲王奕譞（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之弟醇贤亲王）之孙、祖母为奕譞侧福晋刘佳氏，载沣（第二代醇亲王）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荣禄之女）。光绪（溥仪的伯父）死后继位。溥仪62岁时因患肾癌（有一说患膀胱癌）而去世。火葬后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侧室，时任总理周恩来指示移放于正室，后又移葬华龙皇家陵园。
历史地位
溥仪是清朝末代傀儡皇帝。后经日本帝国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当皇帝，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傀儡和侵略中国的工具。抗战结束后被判决有期徒刑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并经过改造成为新公民，著作有《我的前半生》等作品，是重要的史料。
在位时间
以下时间均为公历：
1908年12月2日—1912年2月12日（3年）清
1917年7月1日—7月12日张勋兵变 溥仪复辟（12天）民国
1932年3月1日—1934年2月28日任伪满洲国执政（2年）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1934年3月1日—1945年8月15日为伪满洲国皇帝（11年）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庙号谥号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称呼都是宣统帝或者清废帝、末代皇帝、逊帝等，因为他没有庙号和谥号，毕竟清朝以后帝制被推翻了，继承它的中华民国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给他上庙号和谥号。
溥仪毕竟是末代皇帝，货真价实地作过三年的清朝皇帝，所以爱新觉罗家族在台湾的后裔于1967年给溥仪上了庙号“宪宗”和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宣国公(此人身份有待进一步核实)”的建议下，于2004（一说是2002年）重新给溥仪上了庙号和谥号，庙号曰：清恭宗；谥号曰：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愍皇帝。尊骨灰奉安处(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献陵”， 尊婉容为“孝恪愍皇后”，谭玉龄为“明贤皇贵妃”，李玉琴为“敦肃福贵妃”，在约纯思曰宪 ，圣能法天曰宪， 圣善周达曰宪 ，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 ，文武可法曰宪 ，聪明法天曰宪， 表正万邦曰宪 ，懿行可纪曰宪，仪范永昭曰宪， 表正万邦曰宪，博闻多能曰宪 ，赏善罚恶曰宪；辟地有德曰襄， 甲胄有劳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 ，执心克刚曰襄 ，协赞有成曰襄，威德服远曰襄。知过能改曰恭，逊顺事上曰恭，卑以自牧曰恭，使民折伤曰愍 ，在国连忧曰愍，佐国逢难曰愍， 危身奉上曰愍，在国遭忧曰愍， 在国逢艰曰愍 ，祸乱方作曰愍 ，使民悲伤曰愍。从谥法解释来看，后一个庙号和谥号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溥仪的一生。
人物经历
清朝末代皇帝
宣统帝名爱新觉罗·溥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胞弟载沣的长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
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基，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初次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即位时年仅3岁。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帝制的结束。
废帝生活
溥仪虽然退位，但根据优待条件“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仍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
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外就是恶作剧了。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在童年，有许多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他曾想用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是贫苦出身的乳母王焦氏教了他一些做人的道理。
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于民国二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于2月22日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
鉴于溥仪放肆，参政院于1914年11月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7条“善后办法”：1、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2、用民国纪年；3、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4、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5、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6、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7、裁内务府慎刑司。
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不得不加以整顿，遣散内监，裁撤机构，削减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溥仪乃大肆出卖宫中古物，如金器、名画等。
丁巳复辟
1917年6月14日，封建余孽张勋以调解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7月1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龙椅，大封群臣：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
7月3日段祺瑞出兵讨伐，12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次日溥仪宣布第二次退位，只坐了12天龙椅又下了台。
复辟期间曾有一架共和飞机在紫禁城上空投下小炸弹，炸到了紫禁城东六宫当中的延禧宫，使当时的建筑轻度损坏。这被认为是东亚第一次空袭轰炸。
大婚和离宫
1922年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
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北京事变”。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第二年2月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
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伪“满洲国”造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国联军的时候派兵最多，打得最狠的就是日本。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1931年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的帮助下潜赴旅顺，不久到沈阳。
伪满洲国皇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侵华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策划下被挟持到沦陷区东北。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企图分裂中国。1932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
溥仪自1932年3月1日至1934年2月28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3月1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
1935年4月和1940年5月溥仪两次访日。在长春伪满皇宫内，溥仪性格乖戾，对人时而凶狠，时而温柔。他喜欢玩具、高尔夫球、网球、台球、弓箭，好骑马和自行车，喜欢集邮，能驾驶汽车。但溥仪实际上却一直被日本人玩弄于鼓掌之中，充当日本侵华的工具，连出“帝”宫等权力都没有，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掌握在监视他的日本中将吉冈安直的掌控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企图潜逃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沈阳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被监禁5年。在软禁5年期间曾有一次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伪满洲国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 《我的前半生》记录了这他人生的重大经历。
二战之后
二战后，溥仪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赤塔和伯力的收容所被监禁了五年。1946年8月曾返回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受到了约十年的“革命教育”与“思想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中科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4年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始终未能留下后代。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曾荣获1988年奥斯卡金像奖等众多奖项。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与世长辞。
还有一种说法，溥仪因癌症逝世，溥仪的遗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规火化，而不是他祖先的遗体所采取的土葬。火化后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0年5月29日，即溥仪去世13年后，中国政府为溥仪举行了追悼会。在1995年的1月26日，溥仪的遗孀获准将他的骨灰入葬位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华龙皇家陵园位于河北省易县清西陵崇陵旁边，距离崇陵后围墙仅200米，华龙陵园是一个由个人经营的商业性的公墓。
溥仪生前就有入土为安的愿望，清西陵也是溥仪生前就确定了的葬身之所。溥仪葬入此陵园，是他的第五个妻子李淑贤的精心安排，也是由他的妻子李淑贤亲自主持办理的。
1997年6月9日李淑贤女士去世。
特赦溥仪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了他那篇《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提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从这以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3年时光。其间，他认真进行改造，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在这和风细雨的改造生活中，溥仪倍感温馨，他把监狱当做自己的家了。
1959年盛夏，在北京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和伪满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之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提出在庆祝建国10周年之际，对于一些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
特赦，意味着不经起诉而出狱。对于这两个字，溥仪和其他人一样为之激动、振奋，他细细地体会着毛泽东的建议，玩味着那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大度与宽宏。他在一份手稿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中央。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过去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屠杀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分子。建议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儿子牺牲在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
然而，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不但溥仪自卑，别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
1959年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换句话说就是国内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战犯，竟是自己！
首批特赦溥仪，不但出乎其本人的意料，出乎同监战犯的意料，似乎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乃至更高层的负责同志，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后来的种种认识，正是毛泽东在研究战犯处理问题的汇报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溥仪的名字，并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以及溥仪本人学习改造的情况，据此作出了第一个特赦溥仪的决定。
新中国公民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他亲眼看到：二妹已经创办了一个街道托儿所，二妹夫担任邮电部门的工程师；三妹夫妇正在区政协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四弟是小学教师。
当然，溥仪能够与弟弟、妹妹们相处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一次周总理参加的座谈会上，载涛、溥仪及其弟弟、妹妹们也都应邀出席。周总理看到载涛与溥仪的几个妹妹坐在一起，而溥仪却单个坐在一边，便开玩笑说：“好啊，你们还把他当皇帝啊？”载涛赶紧召集大家与溥仪坐在了一起。谈话中，周总理特别表扬了刚刚出席人民大会堂群英会的七妹，但同时又循循善诱地说：“溥仪刚有进步，你们要帮助他。一个家族要争取先进，帮助落后。先进和落后总是有的。你们家族中也是这样。后进的要向先进学，先进的也要把帮助落后的当作自己分内的事。”七妹从谈话中，悟出了周总理的深情和期望。她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决心帮助大哥一起进步。
载涛欣喜地向溥仪介绍了家族的第三代。在载涛家里，溥仪亲眼看到，十几位红领巾拥满了七叔的屋内屋外。在他的子侄中，一些已成为青年，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洪流中，他们中有工人、干部、医生、护士、教师、汽车司机，还有为祖国立下功勋的志愿军英雄战士。其中，有些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的先进行列。溥仪还见到了家族中的一些老人，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上了安定、美满的生活，有的还被邀为地方政权的代表，参与协商党和国家的大事。
最后一段婚姻
1962年4月30日，位于南河沿的文化俱乐部大厅里喜气洋洋，一对新人要在这里举行婚礼。新郎是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新娘是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来自统战部、全国政协的同志，以及溥仪的家人、同事一百多人参加了溥仪的婚礼。溥仪身穿笔挺的中山装，郑重地拿起提前拟好的发言稿，发表了长长的致辞。溥仪说，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举行婚礼，是因为第二天是劳动人民的节日。
就这样，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段婚姻开始了。其实，溥仪早就想找个伴侣，开始一段新生活。主动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连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他的个人问题，在接见溥仪时毛泽东风趣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皇上’不能没有娘娘哟，你可以再婚嘛！” 但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对于溥仪而言并不容易。刚刚回京三个月，七叔载涛就给他介绍了位张小姐。这位小姐穿着入时，还热情地请溥仪跳舞、抽烟。但当溥仪知道她父亲以前是醇亲王府的仆人，曾深受皇恩时，两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婉容有位表妹人称王大姑娘，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直到50岁还是单身。此时，她也对溥仪产生了兴 趣，又是请他吃饭，又是约会，令溥仪不胜其烦。一位过去的随侍想“攀龙附凤”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也被溥仪拒绝了。他说：“他们要嫁的是那个‘皇帝’，不是我这个普通百姓。”
大家看出来了，跟清贵族沾边的溥仪是一概不要，他要找的是一个新社会的新女性。1962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日子里，不少人为我找对象。屈指算，已然说了七八个对象，还没有看好。等我说妥了对象，一定告诉你。可见，溥仪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并不是件容易事。恰好，这天同为文史专员的周振强拿着一张照片来到办公室，说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托他给照片上的女子介绍个对象，照片上的女子正是李淑贤。看了照片溥仪很感兴趣，当他得知李淑贤还是名护士时，就更满意了。几天后，在周振强和沙曾熙的引荐下，溥仪和李淑贤见面了。
晚年，李淑贤向曾经是她邻居的贾英华回忆，听说老沙给自己介绍的对象竟是“小宣统”，李淑贤吓了一跳。她本来不打算见，但在老沙的再三劝说下，她还是怀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去了。[2]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沙曾熙老先生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在前两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次约会的情景。沙曾熙回忆：“李淑贤告诉溥仪，自己是1925年生人，今年37岁。溥仪说：‘你很年轻嘛，我今年55岁了，我们年龄相距这么大，是不是会影响以后谈到婚姻？’李淑贤说：‘主要看感情，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 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进展神速。不久，溥仪就成了李淑贤家的常客。起初，院里的人不知道溥仪的身份。直到有一次，他到邻居李大妈家闲聊，大家才知道他原来是“小宣统”。结果，邻居们都拥来看“皇上”。后来，他索性叫李淑贤带着自己去各家串门。令李淑贤感到吃惊的是，溥仪跟谁都能聊一阵儿，大人小孩都喜欢跟他打招呼，大家都说他没架子。
对于李淑贤，溥仪更是百般呵护。有一次，他们约在全国政协门口见面，可阴差阳错地走差了。跑了一大圈，溥仪才找到李淑贤。一见面，他竟激动地把李淑贤抱住了。溥仪率真的行为引来行人的注目，他自己也咧着大嘴笑得像个孩子。在李淑贤的印象里，谈恋爱的几个月里，溥仪只发过一次火。有一次闲聊中，溥仪向李淑贤谈起了他曾经的四个妻子。溥仪说，他对妻子们很不好，不高兴就长时间不搭理，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还给第四个妻子李玉琴订过一个二十一条，包括从思想深处服从皇上，一切行动必须顺从皇上意旨，任何事情均不能擅自处理；奉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一生对皇上忠诚；只许皇上对玉琴不好，玉琴不得对皇上变心；甚至还有见皇上不可愁眉苦脸……稀奇古怪，名目繁多。听罢，李淑贤半开玩笑地说：“以后你对我总不能这样吧？”谁知这句玩笑话，竟触痛了溥仪敏感的神经，他恼怒地说：“你不知道我是经过改造的？如果咱们不能做永久夫妻，就做永久的朋友吧。”说完溥仪竟拂袖而去了。不过，没过两天溥仪忍不住思念，又坐到了李淑贤的小屋里。李淑贤这才知道，对于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溥仪心中是多么的厌恶。婚后，溥仪对李淑贤的关心一如既往。当时做过溥仪家管片儿民警的史育才曾回忆，那时候经常能看到溥仪站在汽车站接李淑贤回家的情景。
植物园研究员卢思聪记得，溥仪第一次把李淑贤带到植物园时，夸张地迈前一步，隆重地指着李淑贤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爱人。”
范增兴也记得，有一次他们约在北京展览馆看电影，溥仪与李淑贤挎着胳膊就来了。“那时候，我们年轻人谈恋爱还偷偷摸摸的，当众不敢拉手。”范增兴打趣溥仪：“溥先生，你可真时髦啊！”溥仪开心地哈哈大笑。
曾有一位英国记者在溥仪再婚后采访他。当记者得知，皇帝居然和一个职员的女儿结了婚，大吃一惊。他说：“这在英国是无法想象的。”溥仪回答：不仅英国人难以理解，在中国的过去也无法做到。如今我与平民女儿的结合变成了现实，因为社会已不是从前的社会了，我也不是那个皇帝了，而是一名中国公民。
折叠集体皇帝
“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
1964年对于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几经删改终于付梓；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会上，溥仪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中一篇名为《政协四届首次会议继续举行大会七十二位委员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的消息中列举了溥仪的发言。
作为一名曾经的政治人物，溥仪对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他的遗孀李淑贤曾向《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回忆，1963年3月的一天，溥仪下班回家对李淑贤说：“小妹，明天一早我要去投选票。”李淑贤告诉贾英华，每当溥仪心情特别好的时候，都会称她为“小妹”，可见那天他特别高兴，以至于一宿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天不亮，溥仪便梳头洗脸打扮起来，早早赶到政协大院集合。一个曾经当过皇帝的人，居然对参加公民选举看得这么重，这让李淑贤非常惊讶。其实，这已经不是溥仪第一次参加选举了。1960年还在植物园劳动时，溥仪就随同事们参加了所在的四季青乡第四届人民代表选举。开始，植物园的领导对于溥仪能否参加选举颇为犹豫，为此他们还专门请示了中国科学院。没想到，溥仪的选举权问题竟一层层报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派人打电话到植物园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能没有公民权呢？”此后，溥仪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1960年11月26日，他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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