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据义项和字形，我们将章的字源认定为一对新刻写完成的书契，刻写完成的标志就是，金文字形中的圆圈。中间的竖线，是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的分界线，左边是左契，右边是右契。书契的刻写，主要是自上而下刻写一根一根的横线，这些横线是数字，指代所涉及的财产的数量或数量化的价值。
这些代表数字的完整的横线，是刻写在一对书契之上的，每只书契上保留一半。左契保留左边的一半，右契保留右边的一半。左右契分开时，其上所保留的一半的横线组，就呈现齿文状。每只书契的齿文都是单排的，两只书契合在一起时，就成为双排契齿文。因此，双排契齿文就成为最重要的书契符号，这个符号后来不仅成为玉器、青铜器，以及贝币上的重要符号，而且是汉字的关键结构之一，成为汉字的重要造字基石。“朋、玉”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就是直接来自这个符号。“朋”重要义项之一就是贝币的单位，“玉”则是玉器的总称。
由于在刻写横线（数字）时，是自上而下刻写的，因此，上部没有空白，下部可能有空白，于是就是在最后一根横线的中间刻画一个圆圈，表示刻写完毕。这个圆圈同样也是刻写一对书契上，左契保留左边的半圆，右契保留右边的半圆。因此，这个圆圈，或左右契上的半圆，是书契刻写完成的标志，也是章字的核心结构。章的金文字形其实就是“辛”加上一个圆圈。或者说，“辛”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就是“章”去掉圆圈。
在书契的刻写中，不仅有记录功能，还有加密功能。加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横线（数字），一个是圆圈，实际上，圆圈的功能完全是加密。在书契机制中，一般左契是债务方，右契是债权方。具备价值的就是右契，相当于借据、债券。甚至，右契可以流通，而具备货币功能。当信用兑现时，即右方拿着右契到左方去要账时，左方会要求讨债者出示右契，并于自己所持的左契相比对，唯有右契的齿文和半圆与左契完全相合，才能证明右契为真，才会做出支付。
“三通”是我们此前提出的检测字源考释是否合理的标准，即“通义项”、“通字例”，“通义理”，核心在“通义项”。“通义项”就是所确定的字源必须能够把该字的所有义项都解释的通，所有的义项都是由这个字源派生而出。“通字例”是说，对所有以该字为结构的其他字例，它们的义项也必须能够从该字源解释的通。“通义理”是说，对字源和义项的解释，不能违背基本义理。
在对字形的实际考证中，我们又发现只要做“三通”的前两通，第三通会自动实现。即做到通义项和通字例，一定会通义理。反过来说，如果做不到通义理，违背义理，也一定做不到前两通。因此，三通可以简化为两通，故我们将“三通”原则，简化为“两通”原则。下面，就用“两通”原则来检测一下我们对“章”的字源的确定是否合理。
章字有很多义项，现在比较常用的有三个，本文就检测这个三个，其他从略。第一个义项是印章、盖章之章，即标记，而且是代表信用的标记。第二个义项是规章、章程之章，是法规、律条的意思。第三个义项是文章、章节、乐章之章，是文章、音乐的基本单位，包含着该单位终了、完结的意思。
第一个义项，作为信用标记的盖章、印章之章，就源自书契刻画时在最后一根横线上所刻画的“圆圈”。狭义地说，加刻的这个圆圈就是章。也就是说，原初的章，并非印出来、盖出来的，而是刻画出来的。同时，这还可以让我们追溯现代印章制度的起源。譬如，为什么公章大部分是圆形的，而且在合约签订时要盖骑缝章。骑缝章实际上是书契制度的现代遗存。纸质的合同拟好之后，要并排放在一起，然后骑着两个合同之间的缝隙盖一个章，每个合同保留一半，保留一个半圆。
其实，“章”一开始就是骑缝的，其字形也保留了这一特征。中间的一竖，就是两只并非放置的书契之间的缝隙，下面的圆圈（章）就是骑着这个缝的。
刻上圆圈的“章”的书契，上世纪80年代在豫东农村依然常见，我在童年时期经常见到，至今记忆犹新。正是这一记忆给了我识别章字字源的重要灵感。只不过，那是的书契已经不再刻画横线（数字）了，而只有圆圈，而且是由多个同心圆形成的圆圈组，每只书契上都保留这些同心圆的一半。这些书契只是用来标识所有权，而没有数量和价值信息。
当时，最常用的是染布。那时当衣服褪色，或想改变颜色时，不是扔掉，而是重新染色。目前这个行业已经消失了。染布匠会走街串巷，吆喝着“染布”、“染布”。需要染布的人家，将衣服交给他时，他会拿出一对刻着骑缝同心圆的书契，一只系在衣服上，一只交给衣服的主人。当染布匠把布带走染好之后，再走街串巷，将衣服送到每个主人的家门口。衣服的主人取衣服时，要把所持的书契交给染布匠，与衣服上的那只进行比对，当相合时，方可确认，取走。
第二个义项是文章、章节、乐章之章，指的已经完结的一个单元。在书契刻写时，当刻写完所有的横线（数字），并在最后，也是最下面的一根横线上刻上圆圈时，就表示这对书契的内容已经刻写完毕，成为一章。因此，“章”的原始意义应该是指一对书契的完整的内容。一对书契，就是一章。“文章”、“乐章”、“章节”之“章”，是从书契之“章”中所派生。
因此，“文章”一词的原始意义并非是由文字所组成的篇章，就是指一对书契的内容，或者合约的条款。“文”指的是契齿文，“章”是由契齿文所组成的一对书契的完整的内容。在先秦时期，出现了一个派生义，是一个人美好的行为举止，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风采”。《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中，“文章”就是美好的行为举止之义，“风采”之义，而非写的文章。“章”正式成为一种文体，被用来指代书写的文章，是西汉时期的事，是向皇帝呈送的“奏章”。
第三个义项是规章、章程之章，是条约、法规、律条的意思，也能通过章的书契之字源得到很好的解释，而且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一义项的理解。“章”是一对书契的内容，也是经过书契双方经过协商，在自主自愿的原则之下，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契约条款。这些条款一旦形成，被刻写在书契上，就对书契双方具备约束力，双方也有义务遵守之。也就是说，规章之章，在起源和本质上是契约、合同。
既然规章是契约，那么规章的形成过程，应该是双方以自愿自主为原则的协商过程，通过协商达成的共识即是规章。因此，规章不是一方基于权威、权势对另一方的单向要求。这是通过对“章”字的字源研究，所能够得出的结论。
以上是对“两通”原则中的“通义项”进行检测，结果是，“章”的书契字源，不仅可能将“章”的所有义项解释的通，而且可以增加新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这些义项进行崭新的且更深刻的理解。
二
下面对“两通”原则的“通字例”进行检测。以章字为结构的字例很多，这里只选五个比较常见，或者重要的字例：障、彰、樟、璋、獐。
在障碍、保障中，“障”的意思是隔、阻隔。障是个比较新的字，目前发现的最早字形是《说文》小篆，左阜右章。阜的意思是大土山，有阻隔之义。章的字源是并排放置的一对书契的内容，也可指并排放置的一对书契，它们是分离的、隔开的。章字中的竖线，就是两只书契的分界线，这条线把左右契隔开。
“干、涯、崖”三字造字原理与障有点类似。此前我们已经考释，“干”的字源也是书契，本意也是指书契，只是更偏重物理属性和材质。而“干”由一个义项是盾，如“大动干戈”的“干”。这是让然费解的，干如何有盾的含义。其实，这里就是取一对书契分界、隔离之义。和“章”中的竖线一样，“干”中的竖线也是并排放置的一对书契的分界线，将左右契分开。盾的功能也是分界线，在自己和敌人的武器之间建立分界，让自己与敌人的武器隔离。
在“涯、崖”中，“圭”也是书契，当然是玉质书契。“圭”中的竖线与“干”、“章”一样，是一对书契之间的分界线。“厂”这里不读工厂之“厂”而读喊（音），甲骨字形是书契的左契，以后将会专文考释。“厂”加“圭”意思就是在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中，左契和右契交接分离的地方，也是左契的边界。山崖就是山的边界，河涯就是河水的边界。
“彰”即“彰显”、“彰明”之“彰”，其实章本身就是这个义项，彰的本字就是章，后来为区分加彡独立出来。“彡”的意思用羽毛或书画去表现呈现，也有彰显的意思。“章”为何有彰显之义项？“章”就是一对书契的内容刻写完毕，而书契内容则是对书契双方共识的记录，因此，“章”其实就是把双方的真实意见、意愿呈现出来，彰显出来。
在这一点上，“章”、“见”意义近似。前面我们已经对“见”做过考释。“见”的甲骨字形是上目下卩，卩为结绳之右绳，结绳和书契一样都是对契约双方共识性意见的记录。“见”因此有三个主要义项，一个是看见，一个是见解，一个显现。在显现的义项上，“见”与“章”同。
《广韵》：“樟，豫樟，大木也，通作章”。“章”是樟的本字，意思是大木，这是章的义项之一，后加樟独立成字。樟树高达30米，的确是大木。“章”为何有大木之义？“章”的本义是刻写完毕的一对书契的内容，也可之一对书契，而书契的材质是木头，而被选择用来做书契的木头一般会是好的木头，进而引申为大木。对木头而言，大就是很重要的一种好。
在古文献中，“璋”和“章”是通的，因此“章”是璋的本字。章是刻写完毕的一对书契的内容，也可指书契。“璋”中“王”是玉，这意味着“璋”是一种玉质章，即玉质书契。以玉为材质来做书契，是仰韶晚期开始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玉质书契统称“玉瑞”，或“玉”、“瑞”。主要用于祭祀和政治和军事领域。玉瑞最主要的两种形态就是玉璋和玉圭。
甲骨文在商朝出现之前，中国是没有字的。其实，即便出现了汉字，在商朝和西周时期，汉字只是用于祭祀，并不在日常生活应用，那时的政令发布依然不使用汉字。想想看，没有文字如何发布政令？只有靠语言传达。那么如何证明这些被传达的语言是来自某位官员，包括国君。答案就是玉璋、玉圭之类的玉瑞。一道政令是对应着一对玉瑞，发令者执右契，受令者执左契。发布政令就包含两部分，一个是将政令内容告诉受令者，而是向受令者颁发代表左契的玉瑞，或璋或圭，作为凭证。
作为书契的指称，章字在在中国文明的早期，中国传统中，是一个美好的字，但是，汉字中也存在两个字例却用以章为结构的字来指称动物。一个是獐，一个是蟑。“蟑”是蟑螂之蟑，而蟑螂则是一种让人生厌的小虫子。用“章”如此美好的字，去指称“蟑”如此不好的虫子，这不符号古人造字的基本原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蟑”是一个纯粹的形声字，“章”只代表发音，没有任何意义。“蟑”就是发音为“章”的虫子。
需要指出的是，在甲骨文、金文阶段，汉字中是没有纯粹的形声字的，即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形声字。甚至在晚至《说文解字》纯粹的形声字依然没有出现。当然，那时的汉字的结构中，的确有的结构具备声旁的功能，但是，绝无只代表发言而无实际意义的纯粹声旁。
“蟑”为《说文》所无，显然是在东汉之后新起的一个字。据此可以基本下一个判断：纯粹形声字的出现在《说文》之后。只有发音意义的汉字也是出现在《说文》之后。
尽管“獐”也是指称动物，结构也与“蟑”相似，但却存在本质的不同。“獐”不是纯粹的形声字，其中的“章”是有意义的。“獐”字的出现时间远比“蟑”早，其早期字形为“麞”，从鹿不从犬，为《说文》所收。在更早期，直接用“章”代替，即“章”同“獐”。《周礼考工记》：“山以章，水以龙”。郑玄注：“章，读为章”。“章、龙”并列，也意味着，“獐”和“龙”具备同等地位，都是美好甚至神圣的动物。
作为一种动物的“獐”，如何能够与作为书契的“章”建立联系？答案在其独特的牙齿。“獐”又叫“牙獐”，足见其牙齿的重要性。獐牙很重要，并非是对獐本身，而是对人，对结绳时代的人们。獐的犬牙非常长，且成弧形，暴露在嘴唇的外边。野猪的牙也是如此。这些特征使得獐牙以及野猪牙成为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实用工具，用来帮助解开结绳的绳结，是结绳的重要工具。结绳和书契一样都是契约在中国的早期形态，两者在功能上是一样的，机制也基本相同，只是结绳比书契更早，书契新版本的结绳。作为结绳的重要工具，獐牙可以指代结绳，而章则可指代书契，由此，两者成为等同物。
獐牙、猪牙这些獠牙形结绳工具，由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觿（音西）”。《说文》“觿，佩角，锐耑可以解结”。《诗经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觿”。毛传：“觿，所以解结，成人之佩”。也就是说，觿不仅是实用工具，而且成为具备象征意义的配饰。作为配饰，玉觿是最重要的一种。玉觿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流行于商代，历经西周、春秋、战国，至汉而不衰。
在《芄兰》中，还有“童子佩韘（音射）”。“韘”，即扳指，套在右手拇指，射箭时用于钩弦拉弓。佩觿、佩韘都是成人的标志，佩韘代表一个人具备了射箭的能力，那么佩觿代表什么？代表具备结绳的能力，即签订契约的能力，也即具备独立的判断思考和做决定的能力。《说苑·修文》中说：“能治烦乱者佩觿”。
“童子佩韘”、“童子佩觿”都是讽刺，是说你尽管在外表上佩戴了成人的配饰，但是，并不具备成人的内在。徒有成年人之外表，而无成年人之素质。
三
下面一段摘自此前对“印”字的考释，以增加对章的理解。
“印”即大印之印，通常和“章”字连用，为“印章”。尽管，私人也有印章，但是更主要地是应用在政府部门，为政府权威的代表。玉玺就是最高级别的大印、印章。“印”的甲骨字形为上边一只手，下面一个卩，卩就是右绳，就是手持右绳。右绳是借据，凭信，因此，印的含义就是所持有的凭信。
秦汉以来，人们所习见的印、印章，都是刻着反体字的块状体，然后再用印泥，印章上的字印到布帛上、纸上，文件上、合同上。由此，印也有印刷之义。甚至很多人会误以为“印”的本意就是印刷。但是，从甲骨字形看，“印”的本意就是指结绳之右绳，进一步说是凭信。毫无疑问，凭信的最初形态就是结绳之右绳，甲骨文也以此造字，，没有任何印刷的意思。同时，这种凭信就是契约本身。
但是，随着契约形态的变化，凭信的形态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书契之右契象结绳之右绳一样也是凭信。后来出现了玉质书契，就是所谓的玉瑞，也被用来做凭信，用来当做印。此时的印依然是印本身，而非再印到文件上。需要印到文件上的印，是一种更新的印的形态，是随着结绳和书契两种原始形态的契约的边缘化，而出现的，时间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结绳和书契之所以会边缘化，原因是文字化的契约的普及。这时需要在文字化的布质、丝质契约上，加盖印章，以作为凭信。随着这种新形态的印章的普及，人们对印的此前的形态迅速遗忘，而误以为印从一开始就是这种形态。并且从“印”中衍生出印刷之义项。
“印”原本就是指结绳之右绳，指的是契约。 “印章”的的权威是基于契约的，没有任何的专制、强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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