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领域对其有不同的定义。通常来说，它指个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也就是说，人格是由人的气质、性格、智慧、道德、能力、理想等形成的一个综合体系,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中所奠定的一个相对稳定但并非僵化的个人特质。人格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客观现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那么，什么是理想人格呢？
理想人格一般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所倡导的道德上的完美典型，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完美人格形象，是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的最高体现。也就是说，理想人格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模式的设计，它是人们根据时代需要而塑造出来的完美人格典范。
理想人格的建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两家对此有重大贡献，君子与名士就是在儒道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两种重要人格类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们所尊崇和追求的两种理想人格。
君子是一种道德型理想人格，它由先秦儒家所建构，为两汉士人所尊奉。名士则是一种审美型理想人格，它是儒道思想交融冲突的产物，为魏晋士人所崇尚。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们追求的理想人格发生了从君子到名士的转型，两汉重君子、魏晋贵名士，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由此形成的“君子气象”和“名士风度”对后代士人人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最先提出“君子”的理想人格
君子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君子人格形成于先秦时期。自孔子提出“君子”的理想人格，先秦儒家的思想家们就不断从各个侧面对君子人格进行论述和完善，丰富了君子人格的内涵。
先秦的儒家思想家们认为，“君子”既要不断使自身的道德修养趋于完善，还要继承礼乐文化传统，更应积极参与和引导社会政治的发展。士人们只有不断“克己复礼”努力追求君子人格,才能使整个社会安定和谐、上下有序。
不过，由于这一时期正处于“礼乐崩坏”的战国时代，虽然君子人格已完成其理论设计，但却仅受到了儒家士子的推崇，反而是崇尚功利的纵横家和推行铁血强权的法家士人大行其道。
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就占据并长期处于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整个社会秩序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以礼治为特征、以察举为人才选拔制度，被后世称之为“名教世界”。
作为名教世界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指导和规范着整个社会的政治、教育和选官制度，并构成了两汉士人的意义世界。因此，对汉代士人而言，君子人格就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竹林七贤
名士人格的兴起“名士”，本意指“有名之士”，因汉代重察举，士人在乡闻间的名声非常重要，只有名声大了才会引起荐举人的关注，这就是汉代对“名士”的一般理解。
东汉时重名节，崇奖隐逸，隐士尤其是屡征不起的隐士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名士”就包含了隐士品性高洁、超世脱俗的特征。
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清议之风大兴，这时的“名士”指疾恶如仇、匡扶正义的清流领袖，对名士的崇拜成为士林风潮，“名士”的人格特征逐渐凸显。
伴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黑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两汉所建立的名教世界趋于崩溃。名教世界下被士人们所崇奉的君子人格也陷入了困境，原本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理念也遭到了士人们的反思和质疑，进而催生出一种新型的理想人格，即名士人格，它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对自我生命价值的重视和对儒家道德规范的质疑。
《世说新语》被称作“名士的教科书”，它记录了诸多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从多个角度展示了魏晋士人的名士风流，而其所录名士就有不少是汉末士人。可见，魏晋士人所崇尚的名士人格源于汉末。
牟宗三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一书中对“名士人格”有极为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名士人格”最主要表现在“清逸之气”，清逸、俊逸、风流、自在、清言、玄思、玄智等是名士人格的特征。
伴随着名教世界的崩溃，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逐渐丧失，诸子学说悄然复兴的同时，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整个思想界暗流涌动，酝酿着学术思想的重大转型，最终成催生了新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
牟宗三先生说：“玄学是名士的玄学，名士是玄学的名士。”可见，玄学与名士是相伴相生的关系。玄学名士们借助于老庄道家思想重新思考政治、社会和人生，以清谈的方式交流思想，以著书立说或为经典作注的形式来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服药、饮酒、放诞越礼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但是，这些玄学名士们并未直接提出“名士人格”的概念，而是重新阐释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圣人”、“君子”、“至人”、“真人”等概念，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和“名教”“自然”的严重对立迫使他们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
通过著书立说或注解经典，自然与名教的紧张关系得到调和，而这些玄学名士的言论和举止所表露出的理想人格则被后世称之为“名士”。
经过了以抽象精微的玄思而著称的“正始名士”和以放达率真风流潇洒为特征的“竹林名士”后，名士人格正式定型，名士风流在政治、清谈、艺术、交际等方面都得以彰显。
然而，由于曹魏后期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政治冲突，司马氏打着“以孝治天下”的旗号，大量屠杀名士，少数侥幸逃脱者也被迫屈服于王权的淫威，放弃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名士人格受到了残酷打压和激烈摧残。
直到西晋中后期，名士人格才再度兴起。司马氏成功篡位建国后，士人所受的政治高压有所松动，思想自由度大为提高。尽管朝野上下都强烈呼吁重建名教世界，但由于司马氏获取政权的方式与儒家思想相悖，因而重建名教世界的努力很快失败。
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政治、经济方面拥有了很多特权。这些门阀士族身居高位，把持庄园经济，生活优裕，在文化思想方面主张玄儒兼治，对文学艺术有诸多贡献。
随着年轻一代玄学名士登上政治舞台，玄学思潮重又盛行，士族们以“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为效仿楷模，更多地关注自我和才情，而名士人格也成为了士人们最为崇尚的理想人格。这一时期所涌现出的受人敬仰的名士则被后世称为“中朝名士”。
不过，虽然中朝名士以“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为效仿对象，亦爱好清谈，崇尚虚无，但他们却与后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后世对中朝名士的评价也大多是批评的负面之词。
中朝名士的人格特征相对于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来说，是畸变和堕落的。他们一方面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另一方面又贪恋世间的荣华富贵。这种转变引起了士人们的反思，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他们试图通过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来重塑儒家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而他们对理想人格的论述遂成为东晋名士人格的理论根基。
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向郭《庄子注》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传世的经典，就在于它真正把握了时代的主题，通过寄言出意的方式对《庄子》进行重新解读，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庄学。
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问题是西晋时期的思想主题，如何调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士人们不断思考的问题。而向郭的《庄子注》以援儒入道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达到合自然与名教唯一的目的。
不过，《庄子》中许多鄙薄仁义、讥讽尧舜的地方则被向郭进行了一番改造甚至歪曲，以达到塑造一个内道外儒式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迹冥圆融、出处同归，可以说是专为门阀士族们设计的理想人格。
作为一种审美型的理想人格，名士人格到东晋时期真正定型。这一时期，社会少有战乱而相对稳定，掌握政权的几大门阀士族甚至司马氏皇族都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变，执政人物也都是名士，在他们的影响下，玄风很快弥漫了整个社会。
基于西晋覆灭的惨痛教训，这些门阀士族大都形成了儒玄双修或礼玄双修的家风，兼顾自然和名教，对虚无放诞的风气直接抑制。新一代士族子弟在玄风的熏染下，或纵情山水，或沉湎书画，或挥麈谈玄，或谈诗论道，在各个方面挥洒自己的才情，形成后人所仰慕的“名士风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潇洒飘逸的风韵气度。
受黑暗政治的压迫，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不得不由君子人格转向名士人格。在转向的过程中，名士们的内心世界往往是矛盾而痛苦的。他们既想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又无法真正摆脱现实的羁绊，因而只得以酗酒、服药等放诞不羁的行为来寻求短暂的解脱。
直到东晋社会趋于稳定后，魏晋玄学为儒道合一的人格理想提供了理论论证，名士们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逐渐缓和，他们的心灵世界也趋向于玄澹平和，心灵的宁静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潇洒飘逸的风韵气度。《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了诸多东晋名士如谢安、王羲之、王濛等，他们都以潇洒飘逸著称。
第二，以玄心赏山水。
士人将山水作为审美对象，是东晋中期以后开始的，山水审美是名士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成为了名士风流的重要标志。无论是曹魏时期的“竹林七贤”还是东晋时期的谢安、王羲之等“中朝名士”，都留下了登临山水的诗文记录，《世说新语》中也留有诸多记载。
宗白华先生说：“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从《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名士之言论可以看出，这些名士不仅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山水之美，更能将个人情感投射于山水之上，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
第三，爱好广泛，兼通数艺。
东晋名士大多都爱好广泛，兼通数艺，且成就非凡。张可礼先生将当时社会流行的的艺术形式分为文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五类，考察了45位才艺有成的东晋名士，得出的结论是兼善多艺的士人多达35人，占总数的78%，多数士人兼善文学和书法，而如王羲之、王献之、谢安、孙绰等兼善四艺，戴逵居然能兼善五艺，即使后世也难有匹敌者。
东晋时期的士族虽然儒玄双修，但他们更多的是继承了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清谈放达之风，而并无正始竹林名士之骨，因而在哲学思想上，东晋士族无力将玄学义理进一步发挥。
而所谓的“名士风流”也仅仅停留在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追求自我心灵的解脱和对生活艺术地把玩的态度上，因此，一旦社会当社会发生动乱，它必定无法为士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撑。
参考资料：
1.马鹏翔：《君子与名士——汉晋士人理想人格转型之研究》。
2.廖建平：《君子人格论》
3.蔡明田：《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
4.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6.牟宗三：《才性与玄理》
7.何光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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