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一座城市因为一些历史精英的活动而变得生动和浪漫，因为某些名人而彰显和扬名。历史名人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创作和生活方式影响着一个地域、一座城市。
洛阳是一座从来就不缺少名人的城市，自夏代建都洛阳开始，在漫漫几千年的历史长廊中，洛阳曾出现过无数的杰出人物，他们或引领了历史的方向，或渲染了历史的色彩，或点缀了历史的天空，他们的爱恨悲欢都交织在这片河洛沃土之上。
我们以历史时期为线索，选取了洛阳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百位著名人物，他们有功高盖世的政治领袖，真知灼见的思想巨擘，有勇有谋的传奇英雄，妙笔生花的文坛泰斗，匠心独运的艺术大师，铸造科技辉煌的科学精英……时间跨度从商代到近代，描述了三千多年洛阳的历史进程。我们将他们人生旅途中与洛阳关系密切的部分加以展开叙述，或写他们在洛阳期间的生活、工作、奋斗历程，或写他们对洛阳的各种贡献，或写洛阳对他们思想、事业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些故事或波澜壮阔，或细语浅唱，或幽默风趣，或令人回味，读者了解这些人物，就基本掌握了洛阳历史的人物精华。
洛阳是一座文化名城。历史名人在此聚首并演绎其精彩人生，塑造了洛阳在世界城市之林的文化气质，彰显了洛阳这座城市的人文辉煌！今天推出与洛阳有关的100个历史名人系列之十二：王充
王 充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后来到京城洛阳，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班彪为师。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到了王莽时候，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后被封到会稽阳亭。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又举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靠经商糊口。王充的父亲王诵斗气逞勇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时王家已十分穷困，“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王充十岁左右时候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
王充少时，不喜与同龄人玩耍，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让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门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炼。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已年满18，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王充的前辈学者杜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都有所往来。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博览群书，熟读经史，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这是就经书与子书的关系。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在京师洛阳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辟雍在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明帝纪》说，永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年。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颠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碧水，隔岸观望了。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
《论衡》一书为王充在洛阳时期写作的代表作品，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
王充写作《论衡》针对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了批判。“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论衡》书首先从哲学理论上对“天人感应”这一观点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同时以事实为依据对谶讳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论衡》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书。
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王充，作为东汉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敢于批判、敢于问难、反对虚妄、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他的一生，用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对汉代占统治地位的神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抨击，不仅精神可贵，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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