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汉祚将尽，宗室重臣刘焉奏请汉灵帝重开州牧制度，“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为朝廷驱驰是假，割据避难是真，刘焉只不过是借州牧的由头远走高飞。汉灵帝最早设置的三位州牧中，除了益州牧刘焉和幽州牧刘虞外，黄琬以党锢名士的身份锁定了豫州牧，其政绩成为天下表率，没有私心的他如何扶大汉之将倾？
一、名士之后，不堕先贤
要论出身，黄琬不比当时有着“四世三公”这么响亮名声的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差。黄琬的曾祖黄香早年便名扬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香”，拜尚书令；祖父黄琼更是历任司空、太仆、司徒、太尉等职，还敢以帝师的身份和风头正盛的大将军梁冀掰手腕，“有师傅之义，连在三司，不阿权贵”；若不是黄琬的父亲早逝，想必也会有一番作为吧。黄琬完美继承了先祖的优良基因：少年聪慧，还不愿意做关系户。黄琬和祖父一样，托病拒绝了朝廷的任命，聪慧善辩的他面对司空盛允的刁难，能够不惧对方的身份说出“蛮夷猾夏，责在司空”的话，拂袖而去，丝毫不给这个担任过大鸿胪、司空和司徒的重臣半分薄面。
在朝廷入职后，黄琬逐步升任为五官中郎将，因为职务需要来往，他遇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人物——光禄勋陈蕃。陈蕃是东汉有名的贤臣，与窦武、刘淑合称“三君”，以“大丈夫当扫除天下”为己任。汉室早已腐朽，陈蕃虽然身陷囹圄，却不畏强暴，与专政的外戚争斗，同擅权的宦官相抗，“以敢为敢言相尚”。在这样一位“面君直言，不避生死”的忠臣的影响下，黄琬与陈蕃一同革除旧制，努力肃清朝堂上的淤泥，选举哪些真正有才能的人为朝廷所用。那时，光禄勋有选拔人才的重要任务，然而时过境迁，飞扬跋扈的权贵子弟能够凭借家世背景平步青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贫寒人家却无人问津。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黄琬和陈蕃在选举官吏中不讲家世背景，不偏袒权贵，唯才是举，哪怕被中伤罢官，二人的信念都未曾动摇。
二、党锢之祸，复起州牧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名士李膺的“结党”行为，因党锢之祸，黄琬被雪藏了数十年之久。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膺斩杀了残忍贪鄙的野王县长张朔，张朔的官小，但支持他作威作福的是宦官张让，这位也是重量级人物，得到汉桓帝的宠信不说，还能让汉灵帝说出“张常侍是我公”的话来，可见势力之大。在宦官的唆使下，汉桓帝下令逮捕了数百名名士，黄琬因为昔日的刚正不阿而被诬陷为“朋党”之一，遭到禁锢近二十年。当然，黄琬的好朋友陈蕃也由于多次上书汉桓帝要求释放被捕的李膺和黄琬等人，被借口辟召不力免职。
光和七年（184），东汉王朝烽烟四起，先有太平道首领张角发起黄巾起义，后有北宫伯玉、张纯等人在凉州、幽州等地叛乱。在太尉杨赐的推荐下，黄琬重新回到中枢，历任青州刺史、少府、太仆等职，并于中平五年（188），担任豫州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汉灵帝再设州牧一职，负责一州的军政大权，成为地方的实际掌权者，而且豫州作为东汉十三州的中心，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要是黄琬敢大逆不道，隔壁就是洛阳，改朝换代也不是没有机会。不过黄琬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他以雷霆手段讨平了豫州境内揭竿而起的黄巾余孽和趁机造反的盗贼，并且凭借天下第一的政绩被赐爵关内侯。
三、只手难擎，以死报国
黄琬对汉室的忠心天地可鉴，所以当董卓挟天子来诏时，明知此行凶多吉少，黄琬还是放弃了兵权，答应了入朝为司徒。董卓和手下虽然是好战善杀之辈，但得势后的董卓却对世家重臣们礼遇有加，经过杀一批，压一批，捧一批后，黄琬迁任太尉，进封阳泉乡侯。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军起兵，董卓在惧怕之下意图迁都长安，黄琬与司徒杨彪力劝，但董卓不听。不依不饶的黄琬在退朝后继续据理力争，“大业既定，岂宜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人们生怕董卓在盛怒之下杀了黄琬，但黄琬丝毫不惧。
黄琬和杨彪劝谏无果被免职，后来又复起为光禄大夫，到达长安后，黄琬更是被董卓任命为司隶校尉。然而在见识到董卓与其党羽在迁都时的暴行——“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黄琬再也没有恢复官身的喜悦，虽然忌惮董卓手上的军队，但他还是加入了王允等人的反董大计，共同策划诛杀了董卓。权势能够让人忘记初心，诛杀董卓未满一年，头号功臣王允和吕布反目，加上董卓的旧部李傕和郭汜等人迅速攻破长安，黄琬在这场变化迅速的宫廷斗争中丧命，时年五十二岁。
汉灵帝所置的三位州牧中，抛开动机不纯的刘焉不说，刘虞和黄琬都负起了一州之牧的重责。黄琬历仕桓、灵二帝，眼睁睁看着帝国走向末路，不是他不想扶大汉之将倾，在他前面的还有名头更响的李膺、陈蕃等人，他们都没办法叫醒不愿醒来的二帝，有着治乱之才的黄琬只能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来粉饰太平。与董卓虚与委蛇的黄琬最终不再选择为虎作伥，死于叛乱者之手，“嶷然鼎辅，克壮其猷，诛除元恶，以死报国，不负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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