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宁浩在北京出席《受益人》首映礼。图/视觉中国）
老板宁浩：我是年轻导演的GPS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19.11.18总第924期《中国新闻周刊》
和很多位于高档写字楼或者安静艺术区的影视公司不同，宁浩的公司坏猴子位于北京四环外，一个充满城乡结合部气息的地方，附近是汽修、收购二手车的门店和物流仓库，不远处有条铁路。门口马路上，电瓶车、卡车、轿车时常一同驶过，尘土飞扬，混乱而吵闹。这一切像极了他那些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真实而充满烟火气。
公司玄关处摆放一个雕塑作品《迷·藏》，一个盘腿坐着，双手紧握金箍棒沉思的孙悟空，某种角度去看，孙悟空肯定是个坏猴子，但也神通广大，或许这是宁浩对自己期许的投影，不那么一本正经，但必须有点像样的本事和深藏的信念。
从2016年秋天起，在这间公司旗下，他签下了数位年轻导演，并称72变计划，包括已经声名大噪的文牧野，让人从未落空期待的路阳等等，这一次，他旗下的另一位导演申奥交出了答卷《受益人》，无论题材，还是手法，都能看出宁浩的痕迹—— 一部以小人物为主角的黑色喜剧。
（《受益人》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作为影片监制的宁浩，喜欢反复对媒体强调，他在监制的影片中只是辅助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导演。但他监制的影片，却有着相似的特征：中等成本的投资，现实主义的题材，工整的剧本，有烟火气息的场景细节，以及平均下来豆瓣7分左右的水准。
以前的宁浩是导演，工作就是生产电影，现在的宁浩，多了一层身份，成为了老板，工作变成了生产导演。
宁浩与坏猴子们
宁浩最初萌生做一个培养电影导演的计划，是在拍完《心花路放》的2015年。那一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超过440亿元，相比上一年增长48％，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从未如此高涨。与此相伴，一些以往的煤老板、互联网投资人纷纷看中了电影业，“觉得市场挺乱的。”宁浩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繁荣的市场，也令从电影学院刚刚毕业的年轻导演们，面临着与宁浩起步时完全不同的处境。“我们当时有才华就行，现在导演光有才华不行，还得处理市场营销、融资组盘、组织明星等一系列事务。”
于是，宁浩考虑做一个公司，呼应火热的电影市场，培养年轻导演。起初两个月，他一直在犹豫，担心挣不到钱，公司会垮掉。
年末的一天，宁浩和妻子邢爱娜，还有几个合伙人一起喝酒，提起了自己的犹豫。朋友听完，问他，“你的初心是什么？是想挣钱，还是为了意义？”他说，“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还是意义。”于是，启动了项目。
宁浩集中看了大量电影学院的学生作业，也在一些电影创投活动中去做评委，从中物色青年导演。他选择导演的标准和他的个人趣味高度重合，“关注的题材要有当代性和本土性，当代性不一定是当代题材，比如《绣春刀》也很有当代性。”他解释。
《受益人》的导演申奥记得来见宁浩那天，宁浩正在和编剧磨剧本，表情严肃，手里拿着《无人区》中黄渤用的那把道具枪，来回踱步，“像是在用枪押着编剧改剧本。”那时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年，他也将在宁浩的“威压”下，反复打磨剧本。
起初，申奥提出想拍一个“考试作弊”的故事。剧本已经打磨一年，臻于完成时，泰国电影《天才枪手》上映了，严重撞车，只能放弃。
他又向宁浩提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关于冰球的体育电影，另一部便是如今的《受益人》，一个杀妻骗保的故事。在宁浩建议下，他决定拍后一个。
（《受益人》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筹备阶段，剧本改了五六稿。起初，故事的主人公只是骗子和骗子的老婆。后来，他们觉得故事中要有一个情有可原的人，才能让观众共情，于是，加入了现在大鹏饰演的从犯。基调上，也从一个黑色犯罪故事调整为如今的喜剧片。这既是出于市场考虑，也是担心影片如果过于黑色，将无法过审。
与导演反复推敲剧本，是宁浩作为监制对电影介入最深的环节。《绣春刀：修罗战场》和《我不是药神》的剧本同样打磨了两年时间，重写了几次。路阳记得，他和宁浩合作之初，《绣春刀》第二部已经有了剧本，也已经找好投资，但宁浩还是建议他推翻重写。
磨到什么程度可以拍了？“是有‘金线’那个东西的，当创意、模板等等达到一定程度，你会感觉它过了一个质量点，突然感觉（剧本）通了，ok了。但很难一句话总结出来，能说出来就不是艺术了。”宁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受益人》拍摄过程中，宁浩来了两三次，现场提建议，也是针对剧本。申奥在拍最后一场戏时，不知道怎么拍，问宁浩。宁浩说，“你要拍一个喜剧片，但现在剧本上还是用打斗戏做结尾，一个喜剧片不应该有一个功夫片的结尾，你赞同不赞同？”申奥说赞同，宁浩说，“剩下的你自己想吧。”
这是宁浩做监制的风格：提出问题，然后把最终决定交给导演去做，方案交给导演去想。宁浩形容作监制的自己是一个GPS，“导演说要去哪，问清楚，告诉他每条路线的可能性，最终选择走哪条路，交给导演来做。”
此外，宁浩监制影片的另一个特点，是细节、场景的真实感强，烟火气浓厚。在申奥看来，这种共性并非因为坏猴子有某种工业化的标准造成的，更多是源于坏猴子的导演都是宁浩的影迷，都热爱现实题材，他们选择美术、道具人员时，自然也选择了那些擅长现实题材的人，也就达到了如今呈现的效果。
搞不了艺术，就先挣钱
宁浩今年42岁，平时除了跟导演们聊电影，聊的最多的是养生。20岁那年，初到北京的宁浩，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电影导演，而是想成为画家。他从小喜欢绘画，15岁，他看新闻里播圆明园画家村，便收拾包袱，想去北京，被母亲拦下才作罢。
他的父母都是太原钢铁厂职工，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亲下海经商，赚了不少钱。
1997年，宁浩在太原话剧团上班，每天只需要签个到就可以走人，月工资180元。他准备离开话剧团，去北京学画。父亲不同意，想给他十几万，让他开服装店。这一次，宁浩没有听从父母的意见，执意去了北京。走之前，父亲给了他2000元钱，想着宁浩花光了就回来了。
在北京，宁浩很快发现自己没法成为画家。他参加成人高考，体检时，得知自己是色弱。“我都画了快十年了，突然告诉你你画不了画，我觉得这个事情挺荒诞的，上帝跟你开了个玩笑。”这情节很像多年后宁浩自己电影里的梗，心酸、绝望但又让人忍俊不禁，笑过之后又有点眼眶发酸。
宁浩开始将精力花在解决生存问题上。他和一个舍友学会了拍照、洗相，借了相机，自己出去贴小广告，拍人像，一个胶卷一百块。此外，他还干过杂七杂八的工作谋生：自行车装配、舞台美术设计、广告设计、记者。
一次跟朋友去蹭饭，认识了唐朝乐队的吉他手刘义军。搭上话后，宁浩问刘义军，“能不能帮你拍一套照片？”刘义军说好啊。宁浩跑出饭馆，到隔壁小卖部买了一次性胶卷相机，在饭馆门口，给刘义军拍了张照片。
宁浩坐车回了太原，找朋友一起连夜修图，熬了一夜，挑出六张，重新抠图、换背景、制作。第二天赶回北京，托人把照片给了刘义军，当天下午，刘义军呼他见面，请他做新专辑的摄影师。
音乐圈找宁浩拍照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他又拍起MTV，客户有天堂乐队、孙浩、屠洪刚。一年之后，宁浩回到太原，将20万元现金堆在父亲的桌上，像一种胜利的宣示。
如今回头看，宁浩初到北京的经历，像是他日后作品和人生的某种隐喻：命运的快速变化，像他创作的故事一样有荒诞色彩。生存现实和艺术理想在他身上同时共存，两者冲撞时，他没有艺术家常见的纠结、扭捏，而是果断、迅速地选择先去解决钱的问题。
拍摄MTV的过程中，宁浩渐渐发现了对叙事的兴趣，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只不过，那时他依然不清楚，自己以后是做一个广告导演、MTV导演，还是电影导演。
在电影学院，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叫做《香火》，讲述了一个和尚为了修寺庙四处筹钱的故事，标准的文艺片。之后，宁浩又拍了《绿草地》，逐渐成为电影节的常客。他却很快厌倦了这种跑电影节的状态，一个情景日后反复被他提起：柏林电影节国际新电影单元放映时，宁浩数了一遍，台下只有40个观众，“我拍一个电影不是为了跑一万公里去跟几十个观众交流，我希望我的表达能够被更多观众看到。”
2005年，刘德华启动了“亚洲新星导”计划，在全亚洲范围内挑选了6名年轻导演，并资助他们拍摄电影。宁浩是被选中的导演之一。作为投资方的刘德华，不会给这些年轻导演票房压力，风险由自己承担。
当时，宁浩手上有三个选择。台湾的著名电影人焦雄屏要和他合作，法国一个基金项目也要找他拍片。三个选择里，“亚洲新星导”给的钱最少，但自由度最高。宁浩看中了这个“不管”，认为终于可以拍能获得更广泛观众的商业片，选择了刘德华。
后面的故事尽人皆知，2006年，29岁的宁浩，凭借《疯狂的石头》成为影坛黑马，票房2300万元。四年之后，他又凭借延续前者风格的电影《疯狂的赛车》，成为继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之后，第四位进入亿元票房俱乐部的电影导演。
从艺术角度讲，宁浩对《疯狂的赛车》并不满意。他曾在与学者林旭东对谈时说，“一开始我就知道它有问题，它徒有技术没有灵魂”，但他也坦言，自己不排斥拍这样的作品，“一个人不能保证永远都有话要说，或者有时候你想说的话未必让你说。这种时候，做一些纯技术性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它有填充市场的功能。”
“票房又不是开矿”
宁浩公司的大厅，最显眼处悬挂着的电影海报是《无人区》。这是继《疯狂的石头》之后，他一部“有话想说”的作品，却长达四年无法上映。六年前，《无人区》历经风波终于上映，宁浩对媒体说，“从《无人区》之后，我想从建设性的角度想问题，虽然我知道这将非常困难。”
《无人区》过审之后，宁浩拍摄了《心花路放》。这部剧本三四个月写成，串联杀马特文化、云南艳遇、广场舞、剩女等流行话题，在艺术性上饱受争议，影迷发现宁浩影片中的尖锐和灰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都市题材，有着大团圆结局的故事。
这部电影在商业上非常成功，斩获11.67亿元的票房。这得益于宁浩对当下中国现实和电影市场的把握。他曾提到，汽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从奢侈品变成了日用品，于是公路片的出现有了可能。此外，如果他继续拍《疯狂的石头》和《无人区》那样的犯罪电影，最多覆盖占2亿~3亿票房的影迷级观众，而如果拍摄“一夜情”这类白领话题，则能覆盖大得多的市场，“是不是你也要照顾到他们，让他们看看你要说的东西是什么？”
“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说什么”是宁浩身上的一个魔咒，这成就了他，也磨损了他。宁浩在拍摄一部电影时，总是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盯着艺术性，另一双眼睛注视时代、市场的变化。他总是想在艺术和市场两端都兼顾。有时他能成功，叫好叫座，但有时也会失手。
虽然宁浩被看做票房保证，但他并不喜欢谈这个话题，他有时调侃，“（票房）差不多得了，又不是开矿”，更多时候直接表示自己“不在乎”。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只埋头创作，忽视市场的导演，他对电影市场一直有自己的判断。
六年前，他提到，参照北美，健康的电影市场应该是枣核型结构，大片和小成本电影占少数，中成本电影占绝大多数市场。现在电影市场的发展与他的判断越来越接近，而他操盘的“坏猴子72变”和他拍摄的多数电影，多是中成本故事片。
可能唯一的例外，是今年年初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相比《疯狂的赛车》《心花路放》这类迎合市场之作，《疯狂的外星人》明显投入了他更多精力。
早在2010年，宁浩就拿到了刘慈欣的《乡村教师》版权。为了筹备这部科幻片，他曾和妻子邢爱娜、朋友李修文去西北的甘肃、陕西，去找寻刘慈欣描写过的那类乡村教师，做采访。剧本几经修改，最后还是回到宁浩最熟悉的荒诞剧。最终的剧本，他将《乡村教师》中的荒诞性保留，内容则几乎重写了一遍，以至于刘慈欣一度觉得不必署自己的名，“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与以往宁浩习惯的中等成本影片不同，这部电影投资4亿元，其中特效耗资2亿元。《疯狂的外星人》春节档上映之后，口碑和票房都不太如意。它是一部商业片，又有鲜明的作者属性，在合家欢的春节档，这种结局似乎必然。
宁浩说，他短期内不会再拍有特效的影片了。“好像在干一个土木工程，觉得特别没意义”。他擅长和热爱的，还是那些中等成本的电影，正如他和“坏猴子们”所创作过的那些电影一样。
如今，令他声名鹊起的“疯狂”系列也宣告终结，“中国过去40年发展，我们用40年干了西方300年的事儿，它就存在各种冲突，就有荒诞性，当城乡结合部消失的时候，这种冲突、冲撞也就表达完了，疯狂的系列就说完了。”
现在，宁浩像坏猴子孙悟空一样，变化出导演和老板的双重身份，一个用来满足自己，一个用来探索市场，从那些他纳入麾下的坏猴子们的身上，能看出宁浩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法术，他点化了这些年轻导演，让他们能幻化出一些别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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