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家除了拜年喝酒，还看了一些华人移民口述史，其中一个《“叛徒”父亲开飞机来接我》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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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叛徒”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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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有爸爸妈妈，我没有，别人过年有压岁钱，我没有，别人可以评三好学生，“学雷锋”标兵，而我不管怎样努力，这些荣誉都与我无关。
伴随我长大的，是各种排挤、歧视、打压和嘲笑。
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从记事开始，我就知道，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们并不是现在去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我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留守儿童”。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飞行员，49年开着飞机，带着长官、重要物资和我的妈妈，一起飞去了台湾，所以，他是个“叛徒”，而我，就是“叛徒”的儿子。
在我小时候，这样的家庭成分，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时不时就有人来我们家，严厉审问我的爷爷奶奶，父亲留下的东西也被全部抄走，只有一张照片，被爷爷奶奶冒死偷偷藏了起来。
为了避嫌，有一段时间亲戚都不敢来往，长期以来，我们没有亲戚，没有邻居，整个街道的人都不愿意和我们说话。
而我，在被其他人欺负得哭的时候，总是去问爷爷奶奶：“爸爸什么时候开飞机回来接我”？
因为爷爷奶奶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个英勇的飞行员，打鬼子的时候，他开着飞机运送重要物资，还曾经在天上和日本人进行空战，打下过日本人的飞机，他自己却毫发无伤。
我不知道这些儿时听到的故事有几分是真实的，父亲是否真的打下过日本人的飞机，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张被藏起来的照片，一个穿着军装的男子叉着腰站在一家螺旋飞机前面，威风极了，那就是我的父亲。
因为这些故事和照片，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把父亲当成英雄，不管其他人怎么骂他，嘲笑他，给他泼脏水，我也从来不会为了讨好别人，去骂自己的父亲。
小时候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老师拿着我的作文对着全班同学嘲笑我：“你的父亲是哪门子的飞行员，是国民党，是反动派，是叛徒，你这个叛徒的儿子，杂种”。
当时我在心里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找到我的父亲，让他开着飞机来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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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叛徒儿子”30年的寻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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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父亲的缘故，从小我的志向就是做飞行员，16岁那年，我去征兵处递交了入伍申请书，不出意料地政审就被刷了下来，那时候，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只有关系过硬的孩子，才能进入部队，其他人只能去农村当“知青”。
我这么一个“黑五类”子女，居然敢去递交入伍申请书，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没过多久，因为某个大人物的一句话，全国像我这样的青年就没有书读，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我被下放到了江西农村，和我一批去的有20几个人，都是上海的知青，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中学，所以一开始并不知根知底，再加上“志同道合”，都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者说“同病相怜”，都是一帮孩子第一次背井离乡去外面独自生活，大家都互帮互助，无话不谈。
尽管如此，我也没把自己的情况跟所有人说，只跟一个玩得最要好的朋友说了，听完他很震惊，并对我要找到父亲母亲的想法很支持。并给我出谋划策，比如说可以先寄一封信去台湾。当时两岸封锁，普通人想要寄信去台湾，会直接被当成特务抓起来，于是他又想到漂流瓶，说看到一本书上说，有个人就是用漂流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两个16、7岁的小伙子，当时尽想这些不靠谱的主意，聊以慰藉那些年农村的清苦日子。很多人以为那个时候的知青都是被“洗了脑”，对这种事情会马上去举报，其实，真正被“洗脑”的人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他们都保持了正常的人性。
后来我知道，台湾离厦门最近，好像站在海边就能看见对方，我水性好，说不定能游过去。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这次不再天真了，立即很正式地跟我说，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还有，这件事再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我知道你是去找爸爸妈妈，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叛逃，是要枪毙的。
厦门鼓浪屿
我那时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怕，还想，枪毙就枪毙，只要能见到我的父亲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种游过去的想法，太天真了。当时还处在“金门炮战”期间，两岸封锁严密，不仅要防着对岸的炮弹打过来，还要防着各种间谍，想要穿过军队的防守游过去，比登天还难。
顺便说一下当时的“间谍战”，非常有意思，“间谍战”除了暗自派出真正的间谍潜伏，还有一种就是空投各种物件，打心理战，这是“糖衣炮弹”。比如台湾那边空投过来的除了传单，还有就是各种日用品，如毛巾、肥皂、背心、尼龙丝袜甚至收音机。
因为当时大陆这边没好好搞经济，这些东西都很紧缺，可以起到动摇人心的作用，而收音机的功能就更多了，这种收音机能收听到“敌台”，攻陷对方的精神舆论阵地，台湾歌手邓丽君，就是这种“敌台”的主播之一。
邓丽君在金门广播
而大陆这边空投过去的，多是一些家乡土特产，如贵州茅台、山西老陈醋、金华火腿、西湖龙井茶等等。
空投的方式，并不是用飞机空投，那样成本太高，而是用风筝、氢气球带着这些东西往对岸飘，因为当时我也想过用这种方式把我的信带到对岸去，所以对这些东西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
不管是游过去，还是空投信件过去，一是难度太大，二是风险太高，一旦抓住，就会被抓起来，说不定枪毙，所以一直没能真正实行。
我曾经想不通，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弄成这样，我只是想要给亲生父母写一封信而已，为什么这也成为一种“犯罪”的行为？
3
那年春节，
“叛徒”父亲“开着飞机”来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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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第五次《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提出“统一中国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尽快结束分裂局面”，并要求开放“两岸三通”，即为通邮、通商、通航。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欣喜万分，立即将早就写好的信拿出来准备寄去台湾。可到了邮局，人家让填具体地址的时候，我却傻了眼，30年没见我的父母，音信全无，我哪里知道他们的地址啊？因为当时台湾还没有“解除戒严”，所以只能我们这边给台湾写信。
我着急地跟人家说，我父亲是台湾的飞行员，就填台湾空军基地的地址吧，人家瞪了我一眼，再没理我。
一直等到1987年，台湾的蒋经国终于发布解除“戒严”，台湾人可以来大陆探亲了，可以相互通信了。第二年，蒋经国就去世了。这个人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才算是做了些好事。因为他临死之前的这个决定，让千万家庭魂牵梦萦的团聚成为现实。
这个消息一出来，我相信，很快，父亲的信就会寄过来的，因为，他一定记得我们的地址。
1987年，海峡那边寄来了像雪花一样的信件，每一封信，都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生离死别的感人故事。不久，我们收到了父亲的信，他告诉我们，在听到解除戒严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去领取了探亲的签证，今年春节，就要回来接我。
我拿着信又哭又笑，我哭着跟人说：“爸爸终于要开着飞机回来接我了”。旁人听了，也为我流下了眼泪。
那年春节，离家快40年的父亲、母亲回到了家乡，他并没有真正地开着飞机，但在我心中，他永远都是一位英雄。
父母的归来，在我住的街道引起了轰动，亲戚们都来了，和父母握着手流泪不止。父母提早预订了许多礼物送到亲戚们，其中送给了我大伯家一台日立牌彩色电视机，一大家人吃着年夜饭，看着当时刚刚开始举办的春晚，其中，一位来自台湾的女歌手演唱了一首《三百六十五里路》：
三百六十五里路呀 从故乡到异乡
三百六十五里路呀 从少年到白头
三百六十五里长路 饮尽那份孤独
……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歌曲打动，涕泪再次纵横。
那年春节，就像是做梦一样，30年来我日思夜想的心愿，终于成为了现实。
就这样，我和父母一起去了台湾，没多久，父亲的加拿大移民办了下来，我们一家又搬去了加拿大生活。不管在哪里生活，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比什么都重要。
在此我也要向世界上所有的“大人物”们恳求一下，请一定慎重使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因为你们的一句话，将决定千万家庭的幸福，普通人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只有被裹挟。最后祝愿海峡两岸早日统一，不再有生离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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