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00年，5月清晨。
辽宁锦州的东山乡像往日一样寂幽闭塞，奶白色的薄雾刚刚退至半山腰，朦胧的橘色晨光透过薄雾掩映着寂寥的村落。
三辆黑光铮亮的别克君威排成一列，缓缓入村落，尖利的汽车喇叭声划破了山村的宁静。
早起耕田的村人不由都驻足侧目，一连来了三辆崭新的四轮大铁壳这在他们眼中可是稀罕之事。
有好事的村人一路小跑着追赶，只见汽车停在了村西头王树泉老人家。
车上下来几个人，打头的是个穿白衬衫牛仔裤的清秀女人，她后面跟的大高个男人肩膀上扛着一只硕大的黑色摄像机。
年轻的女记者回身摆了下手，几个男人都立住不动了，女记者深呼吸，扬手轻叩木门，屋内却一直没有回音。
女记者回头，蹙着眉：“怎么办，台长？昨天是来得晚，人不在，今天不会又来早了，人还没起来吧？”
那被叫做台长的中年男人后头喊了嗓子：“去两个人，请村长过来！”
一只烟的功夫，东山乡村长倒背着手大步流星地过来了。
他把门拍得“啪啪”响：“老王，快开门！电视台的人都跟我说了，说你是大英雄！你躲啥？认了英雄能出名，你知道不？”
屋里依然没有动静。
村长踱步到屋后窗户边，昂起脖子，嗓子扯得比破锣还响：“王树泉，你不想出名，你就不为孩子们想想？前两天,你不是还叫人帮你往城里给儿子汇钱？你那小孙女，被烫伤了，住院得花不少钱吧？认了英雄，一个月能补贴一千多块，你挖多少蘑菇能卖一千块钱？”
王树泉家屋前屋后已围满了村人，大家看西洋景般交着脖子议论纷纷，任谁也想不到，这个瞎了一只眼的独身老汉竟摇身一变成了大英雄，还能让国家每个月给他贴补钱？
掉了漆的木门依然纹丝不动。
村长有些恼了：“老王，你就躲吧！我告诉你，人电台可说了，你出不出来，这报道都要写！那可就随便人家写了！”
村长气恼地对着城里人一挥手：“走，你们想采访啥？问我！他在这村里住了小三十年了，他的情况我都了解！”
女记者一脸失落地望向台长。
台长叹口气：“那就先跟村长了解些外围信息吧！”
众人丧气地转身刚要走，却听见“吱呀”一声，木门缓缓打开了。
王树泉站在门口，精瘦的骨架，黝黑的长脸宛若一副铜制雕像，左眼的眼睑歪曲地黏在一起，那一只完好的右眼隐约闪着一点坚毅的泪光。
女记者走上前，怯生生地说：“王老，能进去跟您聊几句吗？”
王树泉没有回话，他低头木木地把身子一侧，一队人便默默地进了屋。
02
屋内的摆设很简单，一个四方矮腿茶几，一张大木板床，墙角一只古旧的雕花木橱就是全部的家具。
王树泉从床下掏出两只马扎，众人有的坐在床边，有的坐在马扎上。
“王老，您看这个人，您认识吗？”女记者从男同事手中接过摄像机，把一小段视频放给王树泉看。
镜头里是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
老人满是皱纹的面孔充满了屏幕，他眼中泛着泪光：“树泉啊，你还认得我吧？我是孙汉海，你的队长！树泉，你在哪？找不到你，这辈子我死都不能闭眼啊！”
老人抬起左臂拭泪，镜头稍微拉远一点，才看清他穿一件灰蓝色的布衬衫，整条右臂空荡荡的，是个残疾人。
众人都凝视着王树泉，想从他细微的表情转换中捕捉到一点有价值的讯息。
摄像机里传来孙汉海老人的声音：“树泉，接受记者采访吧！时代变了，该给你平反了！告诉他们，你没给咱三团七营的弟兄们丢脸！”
王树泉用力咬牙，嘴角的肌肉因为克制而有些抽搐，他想忍住泪，但泪水还是从干涸的脸上蜿蜒而下。
一个人背负秘密而活，是件痛苦的事。
王树泉的秘密，一背就是二十多年。
1950年，王树泉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那一年，才18岁。
他的家乡辽宁省安东市，与朝鲜仅一江之隔。
战争初期，他亲眼看见美国人的飞机在乡村上空盘旋，几个炸弹扔下来，顷刻间，一排排民居化为废墟，哀叫惨嚎声不绝于耳，尸横遍野。
再多“保家卫国”的口号，也比不上眼见亲邻村民的惨死更能激发一个热血青年的斗志。
当天下午，王树泉就和村里的几个青年去征兵处报名了。
此后的两年里，他跟着部队不知参与了多少次惨烈的激战。他很快就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尖刀突击队”的队员了。
这许多次战役中，他尤难忘记的是堰桥岭的那次争夺战。
正是在那次战役后，他和队长孙汉海的命运在冥冥中被置换了。
那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志愿军和美军打了三天三夜僵持不下。
第三天夜里，上级调派来两台火炮，连长命令队长孙汉海带着包括王树泉在内的八名突击队队员趁夜色潜入敌营，为后方炮火做位置指引。
孙汉海要背沉重的老式步话机，除了腰里别两只手雷再拿不下其他武器，王树泉就一路跟着他贴身掩护。
这一路机枪声不断，等他们靠近敌营时，八名队员只剩下四人。
准备回撤时，王树泉和孙汉海又遭遇两个美国大兵。
在狭窄的甬道里，美国人来不及开枪，举起卡宾枪上的刺刀向他们刺来。
孙汉海没有武器，又背着步话机行动不便，很快就腹部中了一刀。但他仿若失去了痛觉，仍是一跃而起用双腿攀住美国兵，将他绞倒在地。
绞缠中，他拼死咬掉了美国兵的一只耳朵，美国兵捂住血流不止的头惨叫着逃跑了。
王树泉也和美国兵近身肉搏，他把美国人按在地上，拼死掐住他的脖子。
等王树泉把美国兵掐昏，回望孙汉海，只见他倒在地上，腹部血红一片，右臂贯穿插了一只短柄匕首。
那次战役之后，他们所在的营夺下了堰桥岭，但孙汉海却永远失去了他的右臂。
每一次战役结束，为鼓舞士气，都要进行嘉奖表彰。
表彰台就是山间的高地，突击队的队员们站在高地上，个个胸前都绑了红绸带做的大红花。
所有的战士、文艺兵还有随军医团都在空地处为他们鼓掌，空旷的山谷间回响着雷动的掌声。
年轻的王树泉站在高地，此时此刻，他胸中同时激荡着胜利的豪情，和痛失战友的悲愤。
那天，孙汉海被记了二等功，王树泉被记三等功。
那是王树泉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他和孙汉海成为全团的学习榜样。
多么骄傲！
他们，是活着的英雄!
被表彰后的当天晚上，王树泉就收到了随军护士王梅花的礼物。
王梅花送给他的是一对绣了鸳鸯的鞋底。
王梅花把东西交到他手里时，那一双晶亮的大眼睛望着他，仿佛汪了一池湖水。
同营房的战友一阵响起了起哄声，王梅花白润的满月脸霎时涨红了。她凑近王树泉身边小声说了句，“这是我绣的”，便害羞地扭身跑出了营房。
王树泉拿着鞋底傻站着。
几个战友打趣他：“树泉，古有丝帕赠情郎，今有鞋底送英雄！树泉，咱们的仙女护士这是看上你了！”
“树泉，你俩是同乡吧？”
“树泉，你看这图案用了多少花色啊！一看就是在家绣的。这是提前准备好了要送给英雄啊！”
王树泉这才反应过来，他心底涌起一阵甜蜜的喜悦。
他小心地把鞋底塞进随军包，心里暗暗下了决心，等战争结束，只要他还活着，他一定要风风光光地把王梅花迎娶过门。
03
堰桥岭战役之后，王树泉顶替负伤的孙汉海成为“尖刀突击队”队长。
不过，他的队长使命仅履行了一次。
清江山之战，为了给已撤离部队做保卫拦截，上级命令突击队以及整连战士“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无命令不准撤退。”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硬战。几乎所有人都留下了遗书。连长蔡勇出发前，也已认命好了接替队员。
战士们守在半山腰，底下的山谷正是美军必经之地。
靠着易守难攻的地势，他们打了个漂亮的开场。先驱到来的一装甲车的美军，被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然而，敌我力量悬殊，当敌军的飞机开始空投炸弹，志愿军便彻底丧失了战斗的主动权。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王树泉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
一具具近在咫尺血肉模糊的躯体似在向他发出戏谑：醒醒吧，“守住阵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是，突击队队员的使命就是完成无法完成的使命！
王树泉和连长蔡勇对了一下眼色，两人默契地背上了炸药包。在敌军密集的炮火和空投中，他们开始向山谷处冒死突击。
他们的目标是炸掉山谷中正在行进的两辆坦克。
几个冲刺和地滚动之后，王树泉来到山谷下。他把炸药包投放到路面，然后迁出长长的引芯。他侧躺在路边，只待坦克压过炸药包的瞬间，就拉动引芯。
早就杀红眼了，王树泉心中没有丝毫恐惧。
在拼尽全力拉动引芯的那一瞬，他嘴角甚至带上了微笑。刹那间，他只觉一阵巨大的耳鸣和猩红的火浪冲击……
在意识弥留之际，他兴奋地大喊一声：“祖国万岁！”
04
等再次醒来，王树泉已身处巨济岛战俘营。
巨济岛是韩国最南端的一个岛屿。在这片荒芜的岛上，美军役使先期到达的俘虏们立起了篱笆，架起了铁丝网，铁网四角是高高的岗哨，几挺重型机关枪日日夜夜坚守着这片死亡之地。
那一排排简陋的军用帐篷就是战俘们居住的地方。共有七万多名来自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被关押在此。
王树泉被俘了。
清江川之战，几乎所有的突击队员都牺牲了，连长蔡勇也与敌军的坦克同归于尽。
王树泉被炸昏过去，他失去了一只右眼，却阴差阳错保全了性命。
在战俘营的每一天，除了从事繁重的体力劳作，王树泉还要跟随其他战俘一起接受美军的“甄别”。
所谓“甄别”，就是用各种方法强迫战俘们“拒绝遣返回国”。
这是一场有关意识形态的残酷战斗。
这日清晨，王树泉所在的59号战俘营中的500人被拉练到空地，一队真枪核弹的美国军将他们包围起来。
随后，这500名战俘被挨个审讯，接受甄别。所有要求遣返回中国的战俘都被分隔关押在不同的营帐之中。
还不待他们反应过来，一队队美国大兵突然挥着大棒冲进营帐，一顿凶狠的棒击将他们打翻在地。
在战俘营，战俘们每日的饮食就是两碗发馊的杂粮，很多战俘还是带伤劳作，他们的身体早已虚弱到毫无反抗之力。
片刻间，营帐之中成了满是血污的哀嚎之地。
那些昏倒在地的战俘被拖出去，剥光上衣反手捆绑在地。随后，他们的胳膊、胸前、和后背都被刺上了各种反共标语。
一个叫“虎子”的十八岁少年，苏醒后发现自己后背被刺上了“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八个黑字。
为了除去着这辱没信仰的痕迹，每日劳作完，虎子都要叫战友用尖利的石头帮他刮磨后背。一连刮磨了十多天，一直磨到后背鲜血淋漓，皮肉腐烂，那些刺青才变得模糊。
还有的人，为了去掉胳膊上的刺青，竟用匕首将整片皮肤切剥下来。
美军的打压越严酷，英雄们的反抗越是激烈。
8月1日凌晨，中国建军节的这天，王树泉带着一队亲共战俘列队来到战俘营大门口。
他们将一面五星红旗绑在了营地的灯架上。
巡视的美军看到后，立刻开枪向红旗射击，红旗被射穿几个窟窿后飘摇落地。
两个战俘当即扑上前，冒死将红旗捡起来。
随后，让美军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大批的亲共战俘从不同营房涌出，肩并肩列队走向升旗的灯架。他们自发地用躯体组成一道严密的城墙，保护着那两个捡旗的战友。
很快，破了洞的五星红旗又一次飘扬在战俘营上空。
鲜红的旗帜在风中昂扬，这给了战俘们极大的鼓舞，营地里爆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然而，一连发的机枪声过后，顷刻间十几名战俘倒地而亡。
05
在巨大的“甄别”压力下，战俘营逐渐划分为“亲共”和“反共”两大派系。“反共营”的战俘多是前国民党的军官，他们选择战争结束就投奔台湾。
美军从“反共营”中选出部分人代替他们管理战俘，反共战俘可以吃到白面馒头，可以去医院接受治疗，可以干较轻的体力活……
战俘营上空，大喇叭里每天都回响着被策反战俘的现身说法：
“你们回想一下，按共产党党章和军法，哪一条规定可以当俘虏？现在你们这些人在部队的名单上已经没有了！说你们被打死了、失踪了，就是不承认被俘！”
“到现在，你们还想斗争？还讲什么军人气节！你们在这里挨打，共产党知道吗？你们现在在这里挨打，说不定你们父母正在挨斗呢！你们懂什么是阶级斗争吗？”
“共产党究竟能给你们什么好处，不为自己考虑，也不为父母妻儿考虑吗？回台湾，保证给你们安排工作，解决父母子女的安置……”
战士们不怕挨打，不怕受饿，但不想这些话是不可能的。
有些国民党出身的战俘当场在帐篷中抱头痛哭。
是啊，我们在这里挨打，祖国人民知道吗？
难道我们的父母真的会挨斗吗？
十八岁的虎子含着泪问王树泉：“树泉哥，我父亲是乐山国民党党部的官员，但他对共产党是赞成的，我和哥哥参军，我父亲都支持。你说，他会挨斗吗？我父亲打日本时，受了刺刀伤，他现在老了，如果挨斗他的身体怎么受得了？”
这个倔强的少年，为了去除身上的纹身，曾用利石将整面后背挂磨得血肉模糊，也不曾流过一滴泪。
而现在，想起年迈的双亲，他心中的柔软让他饱受折磨。
去，还是留？
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昭示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王树泉不知该如何回答，“回国”一直是支撑他在战俘营活下去的希望，但回国后，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他心底并不十分明了。
战俘营的气氛，愈加阴霾。每一天，都有战俘选择去反共营队。
虎子走的那天，他后背的伤痕已结成了厚厚的硬痂。
那些伤痕曾是他的骄傲，是他向美军彰显自己斗志的勋章。
从前，他劳作时，常常故意光着膀子，偏要在烈日下露出那片血肉模糊的脊背。
而现在，他用衣衫将后背遮起，跟王树泉告别时，他垂着头，声音怯怯的像个罪人：“王哥，我走了……”
王树泉拍拍他的肩膀，无声地点头。
王树泉知道，在其他战俘营中，那些坚决拒绝遣返的战俘，有的被秘密枪决，有的被当场剖心示众。
虎子还那么年轻，王树泉不愿他作无谓的牺牲。
06
王树泉的几次反抗义举，使他成为亲共战俘的重要联络人。
这几日搬石头时，他总是收到来自63号战俘营的纸条。
63战俘营的一位叫孙振的老连长要联合他策划一场暴动。
5月7日这天，美军杜德将军要就战俘的法定问题与志愿军代表谈判。
这是无数志愿军战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谈判。
在谈判即将结束时，突然间战俘中几个身强力壮的敢死队员冲上前，一把将杜德推入了战俘营内。
荷枪实弹的美军还没反应过来，战俘营大门口已挂上了一条白色横幅：“我们逮捕了杜德将军，如果再发生枪击挖心这类野蛮事件，他的生命也就危险！”
片刻后，杜德将军亲笔手写的一张便条传了出来：“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护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枪。同意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按照《日内瓦条约》有关规定协商解决战俘问题。”
8日上午， 战俘营顶头上司派遣美军第1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来巨济岛担任新任长官，并派出一个团的步兵和一个坦克连从釜山开往巨济岛。
顷刻间，三十多辆装甲车列队开进了战俘营，从车上跳下来的都是头戴钢盔，手持机枪的美国兵，二十多辆坦克列队将战俘营层层包围起来。
两个美国兵手持机枪，将科尔森亲授的文件递交到战俘营中。
文件用汉字翻译得很清楚：“杜德将军已被解除战俘营长官职务，已无权作任何决定；立即释放杜德将军，否则将武力强行突入战俘营。”
“美国人真阴险！”
“妈的，跟他们拼了！”
“放不放杜德都是一样，坚决不放！”
“这种日子过够了，恨不得现在就干一仗！”
战俘营内一片抗议之声，那连排的坦克和黑洞洞的枪口并未使志愿军感到惧怕，如果一定要死，他们宁愿死得有尊严。
孙振连长拿起笔纸，很快拟好了一封回信。
“1、战俘营当局应立即停止对战俘采取的种种野蛮行为，如无理的侮辱、强迫写抗议血书、大规模屠杀、炮火轰击、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甚至把战俘当作试验原子弹的目标等。
2、立即停止对成千上万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调查(甄别)。
3、立即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委员会，你部要与其密切合作。在收到你部令人满意的、满足上述要求的书面声明之后，本委员会将把杜德准将交还你方。"
科尔森被这封回信气疯了，他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屠杀的准备，他原本以为，只要派出强大的武力支援，便能震慑住战俘。
岛上驻有不少国际记者，他必须要考虑此事对美方的国际影响。
“混蛋，这帮顽固的共党分子！”科尔森把信件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营地内，已经有扛着摄像头的记者要准备采访了。
又僵持了两天，10日上午，战俘营终于受到了科尔森亲笔签受的文件。
“1、关于贵方来函的第一条，我承认发生过联合国军打死、打伤战俘的流血事件。我向你们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原则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
2、关于贵方来函的第二条，我可以通知贵方，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后，战俘营将不再强迫甄别战俘，不再征集战俘入伍，也不进行任何核实花名册的甄别。
3、关于贵方来函的第三条，同意成立由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望你们收到这份答复后，尽快释放杜德将军，请勿迟于当日20点。
战俘营司令：(美国陆军)查尔斯·科尔森准将(签字)。”
战俘营内，当王树泉大声地朗读这封文件时，所有的战士都眼含着热泪，他们用热切的目光鼓励着彼此。
信念完了，战俘营内顿时爆发出一阵热血沸腾的欢呼声。
尽管杜德被释放后，美方很快出尔反尔，发布新闻称：“科尔森做出的决议是在杜德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不具备法律效力”。并且，一个月后，为了报复，美军以强制分散为由，当场打死打伤160多名战俘。
然而，国际媒体却称赞这次事变“使美军在整个东方丢了脸”。
06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
1953年8月初，王树泉从巨济岛坐上了返程的轮船。
在韩国板门店战俘交接处，铁丝网后，前来迎接战俘的中国代表们高举着五星红旗和“祖国欢迎你”的标语。
走在前排的战俘迫不及待隔着铁网伸出手去，紧握住中国代表的手，激动地失声痛哭，走在后面的则高举瘦弱的手臂，振臂呼喊：“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时间，口号声和哭泣声交织成一片。
人群中，王树泉也默默流下了泪水。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在战俘营遭受的所有苦楚都是值得的。
在辽宁昌图下火车时，仍然有许多老百姓自发地组织在火车站迎接战俘归国。男人们敲罗打鼓，女人们手捧着大红花，大家欢天喜地地高喊：“热烈欢迎志愿军战士回国！”
战士们归国后，召开了简单的欢迎会，便被陆陆续续安置到了不同的“归管会”。
在归管会里，他们开始接受教育。
王树泉与其他15名战士被分在同一个班。
每天晚上，他们都要观看《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八女投江》……等电影。电影看完了，还要写感受，交检查。
战士们逐渐意识到，这是让大家用烈士的节气来对照自己。
这么一想，大家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儿。
然而，这才刚刚是个开始。
一个月后，归管会又派专人下来审查战俘。
这次审讯秉承着“只讲过，不论功”的原则。
在轮番的审讯中，很多战俘为了表明严格自我要求的立场，违心地承认了自己在战俘营中有“泄露军事情报的行为”，“有立场不坚定的表现”……
然而，这些违心的认罪并没有洗清他们的嫌疑，反而使日后的处分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审讯王树泉的是一个梳着分头的中年男人。
王树泉的倔脾气上来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变节的行为。
“我跟你说了，我是被炸晕后被俘的！我没有投降！我怎么说，你才能信？”
中年男人似笑非笑地轻“哼”一声：“你要证明自己不是叛徒，除非你死在朝鲜战场！”
“混蛋！”王树泉咬着牙，血丝布满了那只仅存的右眼。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是被炸晕的。那我问你，战俘营里，死了那么多战俘，凭什么你就能活下来？”中年男人的脸逼近，用一种玩味的眼光审视着王树泉。他突然抬高了声音，用力拍了下桌子：“你该知道，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
王树泉握紧拳头，指甲把掌心抠出了血痕。
那次审讯后，针对王树泉的政审结论是“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下放回乡”。
在政审结论会上，当听到“开除党籍”四个字时，王树泉落泪了，他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锥心之痛。
他的档案里被永远记下了“特务嫌疑”四个字。
在昌图归管处这一年里，战士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被审讯，写检查。审讯结束后，绝大多数战俘都遭到开除党籍，下放回乡的处罚。
这些战士离家上战场时都是胸前绑着大红花的英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几年后，等他们历经炮火之战，历经战俘营的种种摧残，满怀希望再归国时，竟都成了世人所不齿的“叛徒”。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有些战士忍受不了精神的侮辱，留下一封血书后，就跳楼自杀了；也有不少战士被荒谬的审讯逼迫得精神失常。
等到他们被下放，离开归管处时，再没有人来迎接他们。
坐在回乡的长途汽车上，每到一个站点，都有战士下车。每次下车前，大家总是无言地互相拍拍肩膀，抹一把辛酸的泪水，就算是彼此间永远的告别了。
07
从归管处归来，除了失去的左眼和累累伤痕，留给王树泉的便只剩下那段难以触碰的经历了。
在他归家的当天，一直挂在家门口的烈属牌便被村领导收回去了，家里每月补助的烈属小米也没有了。
那时候，举国上下都赞誉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然而这一切美誉都与战俘无关。
王树泉成了彻头彻尾的农民。
当年送他鞋底的王梅花如今已转业在镇医院当上了女大夫。
王梅花来看过他一次，并用自行车拖来了两袋白面粉。
那天临走时，转身回望王家破旧的土坯屋，听着病榻上王树泉爹连绵不断的咳嗦声，王梅花几乎要落下泪来。
她忍住哽咽：“树泉哥，叔叔要是需要看病，你就直接来找我。”
她还能叫他一声树泉哥，还能独自跑这十几里的路给他驼来两袋白面粉，这让王树泉很感动。
但他也明白，那只是共赴过战场的战友情。
当年她一心要嫁他一心想娶的豪情早就被命运消磨殆尽了。
半年后，王梅花嫁人了；而王树泉顶着美军俘虏的身份，被全乡人像瘟疫一样躲避着。
1965年，送走了因肺痨而长期卧床的父亲之后，王树泉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寂寥到头了。
他不知道，更大的不幸还在等待着他。
1966年，文革开始了。
因为档案中“特务嫌疑”四个字，王树泉成了首批被揪斗的对象。
游街、挂黑牌、戴高帽、被吊打，那个时代流行的批斗手段，他都一一品尝过了。那副饱受摧残的躯体，又烙下了层叠的伤痕。
即使归国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王树泉心中一直有个坚定的信念——自己没有做错！
正是这口气，支撑着他活到现在。
然而，此后接连的批斗，疯狂的年代，村人鄙夷的眼神和吐到他脸上的口水，终于让他迷惑了。
或许，真是他错了?
他还活着，这就是最大的错误……
文革那几年，王树泉曾无数次想过要死，却又奇迹般地一次次捱了过来，这种坚持也许是源自一种本能的麻木，也许是还怀抱着一丝连他自己也无意识的渺茫希望。
08
1976年，文革结束后，王树泉悄悄离开了让他了无牵挂的家乡，在辽宁省东山乡重新落户。
在这个僻静的山庄，他依然还叫王树泉，只是没有人知道他曾有过被俘的经历。
他娶妻成家时，已经四十四岁。妻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为他生下一双儿女后，不久就撒手人寰。
此后，他便与黄土地为伍，靠着干各种体力活，艰难地将一双儿女抚养成人。
他从不与别人说起他的身世，就连儿女也不知道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家里的那台黑白电视，偶尔会播放抗美援朝的电视剧，每当此时，他的眼神总是不自觉地变得很凝重。
这些年，他陆陆续续从报道中了解到，不少战俘都被平反了。他其实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天，可真到这一天，他反倒害怕了。
他听见那个女记者在敲他的门，他听见村长在喊他的名字，他们大声喊着说他是英雄！
这一声声英雄，听得他心发颤。
他问自己，你真担得起英雄这个称呼吗？
这许多年，他们不是一直说，他活着就是在给死去的战士们抹黑吗？
09
“王老，您的事迹太感人了！我们要做典型向全国报道！”女记者毕竟年轻，她一面访问着王树泉，一面克制不住地泪水连连，“王老，您有什么要求吗？我们可以帮您向政府申请补偿和特殊待遇！”
电视台的人都纷纷点头，几个大小伙子都红了眼眶。
所有期待的眼光都锁在王树泉身上，他们太想为这位蒙冤的老英雄做点什么了。
王树泉却凝重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不要补偿，也不要特殊待遇。”
“那您……？”女记者有些无措。
“如果可以，”王树泉的嗓音低沉迟缓，但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
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所有人都动容了。
四十多岁的台长从床边一跃而起，他走王树泉身边，蹲下来握住他的手热切地保证：“老英雄，我保证一定帮您完成这个心愿！”
10
2000年10月1日，北京某军事基地。
王树泉身着一身戎装登上了主席台。他的老领导当年志愿军24军政委，年愈百岁的周玉老将军，也由两名战士搀扶着上了主席台。
几家媒体的摄相机在台下接连地爆着闪光灯。
王树泉努力地挺直腰板，他敬了个军礼，用尽全力报告：“报告周政委，我是志愿军24军战士，我的团长许聪，牺牲了；营长李树斌，牺牲了；连长蔡勇，牺牲了。现在，你的战士王树泉向你报道！”
看到这一幕，台下的孙汉海等老战友，都哭得泣不成声。
辽宁锦州的一户小民居里，一个7岁的小姑娘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
“爸爸，快看！是爷爷！爷爷真的上电视了！”
“爸爸，爷爷真是英雄吗？”
男人搂住女儿，眼中泪光闪烁：“是！孩子，你记住了，你爷爷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北京，主席台上。
周玉将军颤巍巍地将一枚特制的参站纪念章别到王树泉胸前，他轻抚王树泉的肩膀，缓缓对他竖起一只大拇指：“你，好样的！”
那一刻，王树泉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波澜，他一把拥住老领导，两个耋耄老人就那样相拥着站在台上，嚎啕大哭。
那，是英雄的泪水。
台下，所有人都泪崩了。
愿英雄不再流泪——这是那天，所有人的心愿。
后记：本文根据抗美援朝英雄蒋庆泉、孙振冠等人真实事迹改编。谨以此文，献给为国奋战的英雄们。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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