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性格柔弱，喜好儒学，所以他即位后多次大赦天下，尤其是永光二年（前42年），汉元帝在春季刚刚大赦天下，竟然又在同年的夏季再次大赦天下。对此，以“凿壁偷光”而名闻天下的时任给事中的匡衡终于坐不住了，上书反对大赦天下。
古代封建帝王为了收拢人心，在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或有重大喜庆时，往往会大赦天下，赦免犯人，这无可厚非。但像汉元帝这样频繁地大赦天下的，却极少见。
对囚犯的赦免，往往是由当时的局势决定的，不得不如此，它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
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 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而汉景帝之时，发生了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汉武帝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冤假错案极多，也有实施大赦天下的必要。
但西汉经过汉昭帝、汉宣帝的中兴之后，到汉元帝时期，天下承平多时，司法也比较公正，大赦天下已经失去了时代的意义。然而， 汉元帝却把大赦天下这种权宜之计当作自己应该学习司法典范，连年采取大赦天下的措施，实在是不能与时俱进，不懂得改革了。
汉元帝为了开辟太平之路，怜悯那些误触法网的官吏和人民，连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当然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但汉元帝大赦天下的效果甚微，而且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作奸犯科的人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重新坐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大赦天下并不能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汉元帝时的社会风气是，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民众，大家都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人生的最大追求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以身体姿色来换取财富。
这样的社会风气，如果不设法改变，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也就是说，大赦天下，实际上是没有抓住社会治理工作的重点，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匡衡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地改变社会风气。
因为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
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
《诗经》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意思就是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但在当时的西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其他地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
按照古人的说法，天上与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如发生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如发生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也会接踵而至。
因此，匡衡认为：汉元帝所应该做的不是连年大赦天下，而是应该敬畏上天的警告， 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的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才可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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