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朱小黄谭庆华不确定性与经济理论重构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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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朱小黄谭庆华不确定性与经济理论重构的若干问题）(1)

不确定性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讨论

现有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是人类的思想宝库。但从不确定性原理出发，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和微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可完善与可补充的内容。例如，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经济周期是根据历史数据样本得出的主观结论，在不确定性原理下，许多所谓的周期现象是受到怀疑的。因为，在历史数据中存在大量偶然性数据未加区分，而偶然性数据是不可重复的，很难用于预测未来。在微观经济分析框架中，供求均衡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是框架的基石，但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都是假设条件下的理论状态，是某一个时点的静态表达。而在不确定性原理下，则需要进一步把供给曲线或需求曲线置放在时间轴上，观察和测量其实际数值可以看到这个曲线是波动的，其假设条件也会变化成动态变量，供求关系所带来的变化将更为复杂。如何在不确定性原理下深入分析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向值得深入研究。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分析框架借用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采取了假设条件下静态分析的范式，厘清了生产要素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但假设条件下的函数模型并不能用于预测时间轴上的动态变化，而不确定性分析框架正是动态分析与预测的新方法。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类社会运行机制的，既然我们已经从不确定性出发认识到人类社会就是生活在偶然性之中这样一个基本背景，而以不确定性为背景的偶然性生活方式下的经济运行，与常规通识下的传统经济分析框架有着很大的区别和不同的观察维度，那么就有必要据此对现有经济理论的主要方面进行重新梳理。

理论假设：在本能与理性之间

理性假设是整个经济理论展开的前提，不论是经济人假设还是社会人假设，甚至后续的理性预期，其根本都是一种理性假设。如果从不确定性出发，由于人性自负的客观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所谓的理性假设将应该被修正，真正切合不确定性本质的应该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一再强调的“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某些状况，这些状况可能是许多经济理论展开的前提。

所谓的在本能与理性之间，其实是强调一种中间道路，即不再是完全的生物本能，也不再是完全的理性计划，而是在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体，甚或是多种模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有很多知识（包括习惯、道德、法律等）的产生与形成，不是完全基于本能，更不是基于理性的预先设计，而是经过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摸索和试错，经过漫长的时间才逐步形成和定型的。哈耶克特别强调这种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能力，乃是因为他认为对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扩展秩序”，就是这种能力和进化选择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在不断交往中养成某些得到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而这些模式又为一个群体带来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它可以使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相互合作。可见，强调“在本能与理性之间”，并以此作为经济理论展开的前提，既是对世界不确定性本质的回应，也是对在世界不确定性本质下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历史过程的回应，更是对人类自身复杂性、多面性的清醒认识和回应。

从不确定性出发将导致完全理性假设不再可靠，但并不表明是要一味地反对理性，应该说，“在本能与理性之间”强调的是“有限理性”，或者说是有适用范围的理性。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虽然我攻击社会主义者一方在理性上的专断态度，但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并指出所谓的“正确运用理性”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和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这要求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在1873年就提出猜想，有些量的“物理尺度太小，以致无法被有局限性的人类注意”，这其实也是对人类有限理性的直接回答。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就是无视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并进而狂妄自大的表现。

另外，还可以从微观理性与宏观理性，或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角度来看“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的现实意义。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设一般假定每个个体都是自利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观察复杂经济学经常研究的对象——蚁群——可以看出，对工蚁而言，它并没有完全从个体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整个蚁群的最大利益，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定位和份内工作，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可以发现，工蚁的个体不理性体现的恰恰是蚁群的整体理性（或者说是微观的不理性和宏观的理性并存），而这正是在蚁群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就是典型的“在本能与理性之间”来应对不确定性的表现。其实对人类而言，在情怀支配下超越趋利本能的经济行为也大量存在。

既然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假设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状态，人们只能在经济现象的研究和数据分析过程中寻找和发现经济现象所依据的“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某种人性特征和行为特征，那么从不确定性原理出发，所谓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假设”前提可能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经济研究的正确方法，可能是先从现象出发归纳和提炼出某类经济行为的共同前提，再形成这类经济理论研究的假设。这种假设条件常常处于本能与有限理性之间的某个区位，而且是动态变化的。

运行机制：再论“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它的哲学背景其实是基于不确定性的，是通过市场价格让市场自发地形成均衡状态，而不是通过自以为是的行政手段。其实计划经济的弊端就在于它是以确定性为前提而设计的经济运行规则。应该说，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基本都遵循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也基本把握住了世界不确定性的本质，但缺乏深入研究，认为既然“看不见”，也就没有研究的必要。

对“看不见的手”的再解读。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见的手”，意思是指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根据自身利益考量参与市场交易，最终在无形中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增进了社会整体福利，由于这其中的运行机制难以被明确地表述出来，所以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因为斯密明白，人的知识是分散的，“他的资本能用于哪一类国内产业，哪些产品有可能具有最大价值，显然，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做出的判断，会大大优于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能够为他做出的判断”。像市场这种收集信息的制度使每个市场参与者可以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在以这种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和传统产生之后，人们再无必要（像小团体那样）在统一的目标上求得一致，因为广泛分散的知识和技能，现在可以随时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标。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最主要运行机制。

现在再来看“看不见的手”，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新体会：一是“看不见的手”体现了市场个体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或应对策略，或理性，或不理性，都没关系，这种杂乱无章，既是自由的保障，又是效率所必需；二是“看不见的手”体现了市场整体（或人类社会）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即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不断进化出各种制度、法规、道德和习惯等，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从不确定性出发，“看不见的手”与市场规则、秩序及相关道德、习惯是一个从无序到秩序的互动的过程，也是打通微观经济活动与宏观经济活动之间的桥梁。严格来说，在不确定性原理下，划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必要性是存疑的。如果需要这种划分的话，那其意义也主要局限于对宏观（总量）状况和微观（单项交易）状况的描述，据此判断不确定性的未来或许要另寻他途。

“放羊型理论”的启示：承认不确定性的普遍性。“放羊型理论”是王立铭教授提出来的，主要观点是接受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干脆放弃把复杂问题拆解成几条简单的定律、一步到位地解释明白；而是就复杂说复杂，用一套复杂的话语体系来描述复杂系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典型的放羊型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法在放羊的场景中开展研究、找到规律。因为这个理论有四个重要特征：边界性、不确定性、还原性、涌现性”。对照着四个特征来分析市场机制，首先从边界性来说，市场经济的出现显然是有边界的、有约束条件的，重点包括“自由、财产和公正”（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第二章的标题就是“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其本意就是寻找市场经济“自发秩序”的初始条件。详细讨论可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二章）第28页）。其次，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对复杂现象的描述只能逼近到某种程度，而不可能做到100%的精确刻画，市场经济只能大概地说明其运行机制，但具体在某件商品上谁和谁成交则是个随机事件。需要注意的是，边界性和不确定性其实是一对概念，意思是在一定的边界范围内，运行机制是基本清晰的，但具体如何发生是不确定的，即边界是清晰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最后是还原性和涌现性，这也是一对概念，体现的也是相反的两个方向，还原性体现的是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分解还原到最基本的元素，涌现性则体现为从下往上一层一层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征。这里重点要看涌现性。所谓的涌现性其实表明的是在不同层次上所展现出来的完全不同的规律，就像微观世界适用量子力学而宏观世界适用牛顿力学一样。其实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类个体有其运行的规律，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其运行规律呈现出涌现性。这也是放羊型理论的核心，即“首先承认科学理论的局限，干脆放弃了把复杂现象拆解到最底层的做法，选择直接描述复杂现象本身有什么规律”（王立铭，2022）。这一点对当前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分野以后，为了统一两种经济学，众多专家、学者都在努力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产生了许多以微观个体行为特征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包括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但从涌现性来看，似乎这种努力都是徒劳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未来有更加聪明的头脑可以将这两套理论体系合二为一，直接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导出整个经济体的走势。但至少在现在，从涌现性出发理解，也许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实经济运行状态。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涌现性既是对（复杂系统）不确定性的有效应对，同时也是产生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就拿进化论来说，涌现性的本质是“如果时光倒流，地球生物进化的历史重演一次，我们很难想象所有进化事件会原封不动地发生”（王立铭，2022）。也就是说，40亿年的生命进化历程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生物进化历程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华丽冒险，一种生命现象发生变化会连带改变和它相关的大量生命现象的进化轨迹，任何一种生命现象的发生都是千万种偶然性的巧合，然后在千万种偶然性的巧合下继续向前发展。这其实才是涌现性的根本要义，也是将涌现性作为产生不确定性来源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涌现性已与不确定性融为一体，即涌现性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同时又继续产生新的不确定性。至此，我们也许已经感觉到不确定性在社会行为中的广泛存在和普遍运行，从而会对所谓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感悟。

经济周期与规律：到底存在吗？

继续前面的涌现性讨论，如果我们认可“看不见的手”作为最主要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运行中的规律或周期是否真的存在也许就要打一个问号了。抽象地说，从某个均衡状态开始，由于某个突变（甚至错误，例如基因中的配对发生错误是基因突变的最主要原因）导致原有的均衡被打破，从而开始新一轮的进化选择，相当于从不同的初始条件开始，后面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原有均衡的强大向心力，导致后续的新一轮进化选择，仍然回到原有的均衡状态；二是原有均衡没有足够的向心力，在新一轮的进化选择中出现另外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或规律，或依据于新的规律）。身处其中的个体，一定会感叹规律的精炼、深邃与强大；但从外部来看，也许只是由于某个突变或小错误导致的新一轮的演进路线而已。也许这就是规律形成的偶然性。哈耶克也专门指出：“从规律支配着进化产物必然经历的各个阶段，因而据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文化进化，都不承认有什么‘进化规律’或‘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对于复杂现象，只能限于我所说的模式预测或原理预测。”大概可以说，在不确定性框架下，所谓的经济周期和规律的各种理论都需在数据重构的条件下重新检验其真实性。

从不确定性原理出发，所有的事物都是无序状态下根据自身的条件发生发展的。到目前为止，所谓的周期发现都是在事后海量数据中以一个主观维度划出来的波动曲线，只是无数各种相关的不确定性曲线之一，把这条曲线上隐约显现的所谓规律放在时间轴上就命名为周期，是否太草率呢？周期不过是事后的主观偏见的臆想和选定的某个维度的事物变化情况的归纳，根本不是事物整体变化的全貌。正如希腊哲学家所说的，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所以也不存在事物沿某种规律循环往复地发展。人们总结出来的所谓规律或周期不过是对既有数据的分类处理，根本不能用以解释和预测未来的事物走向和发生发展，因为除了过往是确定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对确定的事物归纳出任何周期和规律都是毫无意义的主观臆想，对不确定的未来，这些归纳则毫无意义。

周期观念在经济理论中更多地表现为寻找确定性规律，企图用周期理论证明某一类现象会反复循环出现，从而预测未来。包括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是想要预判未来的历史走势；对股市波动规律的总结，是希望发现某一价值波动的周期，能够低吸高出只赚不赔。根据前文对世界不确定性本质的分析，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将这种观点应用到经济理论研究中，我们就应该破除对确定性结果的追求，而应该以不确定性为出发点、为基本语境去分析经济问题，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不断向前探索。

经济预期与信用体系

从不确定性角度看，穿透表象，社会信用体系是建立在良好的乐观的经济预期基础上的。哪些区域、哪些领域具备社会信用的条件，需要进行不确定性分布和实际波动状态的分析与计量。

经济社会缺失预期就无法建立诚信。社会诚信本质上是对稳定预期的计算后的可预支额度。如果预期不稳定，社会信用制度就缺乏人性和利益期望的基础。那么社会经济预期的来源和根据何在呢？这同不确定性及其分布状态有关。预期不是人为构建所能产生的，而是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所能给予人类发展空间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在传统意识上，预期是人们对未来经济变量做出的一种估计，预期的乐观或悲观会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如通货膨胀预期和经济景气预期会导致当前消费行为的多空变化。但究其根源，只有在不确定性波动预留收益空间或损耗可能的前提下，才能对所有的经济预期有根有据作出预判，才能有建立相应信用体系的客观可能。因此，预期的经济学研究有必要从不确定性角度做更深入的研究。

数据及数据分类是经济理论重构的基础

数据的主观性

人类文明是建立在数据积累及研究数据因果关系基础上的，数据构建了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产生了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也构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数据是我们认识世界、理解人类社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正因为有了数据的积累和分类运用，我们才对未来有了信心。但也需要指出，数据是主观的产物，知识也是主观的归纳，总是会同客观真实保持一定的偏差。

人类的行为产生数据，人们的决策依赖于数据，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理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学科，也离不开将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运用数据观察现状、预测未来，是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和各种交易活动中的常态。各种数据分析、数据样本的确定，经济模型中的变量和常量的选择和计算，都基于数据。

经济理论研究中对数据应用的现状

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不断拓展，导致数据及其应用模型的风险已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风险现象，也成为误导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数据的使用理应慎之又慎，且应建立在坚实的理论认知基础上。然而，在当前数据使用过程中，尤其在计量模型的运用上，“拿来主义”颇多，缺乏对数据根源和性质归属的底层思考，在实际的经济计量中，造成了两类问题：一种是历史数据和边际数据混杂在一起，将许多偶然性的、不可重复(即对未来并无表达意义)的数据用来建立模型预测未来；另一种是将许多自然界产生的可重复数据应用到预测人类行为上，作为经济预测模型、金融风险模型和智能模型的样本，产生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愈演愈烈，导致了大量的模型失真或算力浪费现象的产生。

一般来说，物理领域的规则相对稳定且时间较长，例如岩石风化、火山爆发，这就给像牛顿定律这样的规律留下了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窗口中，实验是可重复的，数据就是可重复的。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则不然，很多行为是无法重复的。既然是不能重复的，那么凭什么拿这些不可重复的数据来建立模型预测未来？因此，现有的数据要重新定义和分类，只把那些在不确定性前提下具有重复空间的数据拿来使用，才能指导未来。

基于不确定性背景的数据分类

由于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性框架下，万事万物具有偶然性的特征，也有相对确定性的特征。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自然环境相对稳定，产生了自然科学的诸多文明和算法，所以自然科学产生的数据基本上是可重复的和可验证的，这类数据对未来具有指导性。而人文社会领域中的许多现象都与人的行为有关，具有偶然性的特征，除了人类文明规则指导下的行为，其他的行为都很难重复和验证。对人类文明规则指导下的行为有必要单独进行说明。例如，交通系统为什么可以相对稳定，因为秩序是确定的。这些数据就可以拿来做预测。我们可以把一个交通路口出事故的数据总结起来，然后解释为什么这个地方出事故的概率比较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调整现状等，这就是为什么在秩序是稳定的情况下，数据可用的原理。

基于这样的不确定性判断，我们可将人类全部能够采集到的数据划分为历史数据和边际数据（即终端数据、实时数据），这两类数据都混杂着可重复的数据和不可重复的数据，即必然性数据和偶然性数据。综合考虑，笔者认为数据可进行如下分类：一是从时间维度出发，将数据分为历史数据和边际数据；二是从产生数据的源头出发，将数据分为自然数据和行为数据；三是从不确定性出发，将数据分为必然性数据（可重复数据）和偶然性数据（不可重复数据）。

经济社会在每个时期都会有当时的文明秩序，而这个秩序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在这种时期内的数据是可重复的，可用于预测未来的。这种相对确定的数据我们可以视为必然性数据，是可重复验证的。但是，用很多不可重复和不可实验的数据来建模、提炼因子及计算未来是不合理的，这是目前风险管理、经济测算等领域迈不过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本质在于数据没有按照不确定性的原理做好分类和重构。风险计量和测算是未来发生收益和损耗的可能性或者概率，而不是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具体的事件，其必须建立在可重复性数据基础上。如须研究未来会发生什么具体的事件，按照不确定性原理主要研究因果关系，且只能以边际数据为主要依据。

所以，历史数据可用来寻找数据的可重复性，边际数据主要反映事物的发展趋势或因果关系。不可重复数据对观测未来无效，但对观察现状有用；可重复数据对观测未来有效，也对观察现状有用。厘清从客观世界到数据采集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不确定性的原理对数据进行重构是当务之急，有必要重新审视各类数据的来源与分类。

历史数据与边际数据：电子导航的例子

电子导航给出的道路拥堵情况是现时的数据情况，但也可能包括对过去数据的规律总结（例如某个时点某个路段会出现拥堵），总体来说就是历史数据。因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时，其实都是已经存在的数据，都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都是确定性的情况（如果考虑测量的准确性问题，则数据是不是确定的还有待探讨），所以都应该称为历史数据。在行进的过程中，电子导航会提醒有新的更优路线可供选择。出现这个提醒的原理，与最初导航给出相关情况的原理是一样的，即根据历史数据（包括最新的现时数据）所进行的调整和判断。也就是说，不断增加的现时数据，它在成为历史数据的同时也属于边际数据，即最新出现的数据，会与已有的历史数据一起，共同对现时的情况进行判定。

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预测？可能有。唯一可能有预测的部分就是对历史数据的规律趋势分析。但可以推测，这种规律趋势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最主要的依据肯定是边际数据，即最新出现的现时数据。当最新的现时数据出现后，可能前一秒钟所依赖的规律趋势就会发生变化（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预测模型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是预测模型的参数发生了变化）。如果每一秒的边际数据出现都能够导致前一秒所遵循（至少是我们认为会遵循）的规律趋势发生变化，那么这种规律趋势还是规律趋势吗？抑或说，还存在规律趋势吗？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探讨下去，面对不确定的事务（早晨出发开车去单位所面对的道路拥堵情况显然是个不确定的事件），如果数据是可重复的，历史数据往往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数据是不可重复的，历史数据则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从道路的拥堵情况看，显然数据是不可重复的可能性更大，即使在可重复（或存在一定规律趋势）的情况下也往往来不及发挥作用；而真正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最新出现的现时数据（也就是边际数据）。更进一步讲，发挥作用的其实是“边际上的趋势”，这也是在数据不可重复，或可重复但来不及发挥作用时边际数据作用的最好体现。

当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时，所有个体的运动都是无序的，就像人类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或像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者，也像早晨道路上的各种车辆与司机……但如果要对下一秒的状态进行预测，最好的依据就是前一秒的最新现时数据，即前一秒的状态。因为每个个体的运动虽然是无序的，但肯定是连续的。只要时间间隔足够短，前一个状态必然最接近相邻的下一个状态。换作数学语言的表达，就是最新的现时数据展现的现时状态是对相邻下一个状态的最好预测。正是因为这个“连续”，让边际数据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后续研究的主要方向

未来是不确定的，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在不确定性的客观现实中，每个人都想过一种有确定性的生活，都需要稳定的预期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这是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源。没有预期，人类将失去希望。尽管所有的数据都是过去的，但我们仍然需要拿沉淀下来的历史数据去观察未来、确定预期。数据表示的是过去，但其中许多数据的确能表达未来，也有许多数据不能表达未来。因此，经济预期是可以测量的、可以寻找的、可以确立的，并给予我们希望或者预警的。经济预期应该是不确定性框架下对相对确定性的预判，是有根有据的科学数据基础上的计量的产物，是建立在可重复数据基础上发现的可能的未来价值或损耗。

在对经济预期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从不确定性出发，构建不确定性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面对不确定性的正确立场应该是，要充分认识到不确定性是世界运行的本质，拥抱好的结果，承担坏的结果，并努力趋利避害，不能把自然世界的相对确定性直接应用到人类社会。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而不确定性经济学应该告诉人们的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好结果与坏结果的概率，以便人们建立接近真实的预期，从而安排好今后一段时期的生活。具体来说，后续经济理论重构的重点方向应该包括：

一是关于理性假设。对前提假设的更新是任何经济理论的起点，这个前文已有涉及，但还未完全展开，包括对经济人假设的分析、对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对不确定性基本语境的分析等。

二是关于运行机制。对运行机制的更新，这个前面也已提到，应该说不能算是完全的更新，而是对“看不见的手”的正名，“看不见的手”在本质上已经体现了从不确定性出发，并追求不确定性的结果，只是我们在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经常忘记这一点。但对运行机制还有必要作深入的分析，包括分析工具的使用（例如将风险管理工具引入经济理论分析）、贝叶斯法则的启示、因果关系对周期规律的替代等。

三是关于数据分类。在前文的分析中已提到，将数据区分为可重复数据与不可重复数据其实是数据分类的关键，也是从不确定性出发重构经济理论的基础，但如何区分数据的可重复性与不可重复性却是一个崭新且困难的课题。验证是区分可重复数据与不可重复数据的主要方法，目前只能从历史数据去寻找，看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尤其是前后相连的时间阶段，相同数据（至少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数据）是否都会出现。如果都出现，则可以初步判定为可重复数据；如果没有都出现，则可以初步判定为不可重复数据。当然这里的都出现与没有都出现需要一个客观可操作的标准。

四是关于预期计量。基于不确定性分布寻找到可计量预期的领域和范围及相关可以使用的可重复、可验证数据，通过逻辑分析和函数设计计量未来的预期性质，如乐观或悲观，从而为人类未来的经济行为提供积极或消极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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