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工作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搬了五次家。每次搬家都会扔掉不少的旧东西，唯有那几百封不少已经变得发黄的书信像是我的珍宝一样始终没有丢掉，伴随着我从一个旧家到了新家。
那里记载着我满满的青春记忆和浓浓的亲情、友情，每每看起，都会勾起一段段难忘的回忆，像是回到从前一样。
众多的书信按内容分类的话，大致可以三类，一类是同学、朋友间的书信；一类是亲人之间的书信；还有一类便是与杂志编辑的交往信。
一九九二年的七月，十八岁的我从淮阴一所财经类中专学校毕业。那一年也正是诗人汪国真诗歌盛行的年代。
大概是受其《热爱生命》那首诗的影响：“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了连云港工作。
刚开始，人生地不熟，很是寂寞，除去工作，忙得最多的便是给远方的同学写信。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封，然后便是静静地等待，每次邮递员送报纸来时，便迫不及待地去传达室看看。若是有自己的来信，如获至宝一样。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信的激情也在慢慢地减少。尤其在对方不“按时”回信后，更是如此。
其实，也未必是对方不按时回信。那时，也正是全国进行学生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学生分配基本上是自谋职业。就业也不是很稳定，跳槽也是常有的事。压根之前写的地址，再后来人走，本也没有收到信，所以也就谈不上回信。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将信件减少了。尤其是两年后，能够始终保持通信的，已寥寥无几。这恐怕也是生活的无奈吧。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有一位与我一样比较习惯于“安于现状”的女同学始终保持着通信的记录。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忙着参加自学考试提升学历，彼此鼓励，一路同行，直至后来手机盛行，才停止了通信。
由于连云港与淮安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加上那时我的部门领导也是外地人，似乎很懂我的心。单位不忙的时候，如果有顺便车去淮阴或是路过淮阴出差，她会跟厂领导说一声，让我顺便回去过上一两天。待车子回来的时候，我再一起跟着回来，这让我很是感动。恐怕也是我之所以能够安心在那个单位工作十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吧。所以，相对而言，与亲人写信的频率并不是很多。
不过，也还是有的。如刚参加工作不久，便收到姐姐的信，她在信中写道：“刚参加工作，不要太节省，该买的东西一定要买，尤其是衣服，注意好形象。”
工作的第二年，收到大哥的来信，他在信中除了对我的工作、生活提了一些关心、要求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提出给母亲成立养老基金让母亲安度晚年的建议。我们姊妹几个一致同意，也是从一九九四年的春节开始，我们为母亲成立了“养老基金”，基金由姐姐负责掌管，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启动这笔资金。
后来，想想这个建议还是挺有前瞻的。待到母亲岁数大劳动力下降的时候，每个月从养老基金中提出一部分钱给母亲零用，让母亲老年的生活始终过得游刃有余。
在众多的亲人中，与我通信最多的是北京的伯父。
他五十年代就读于厦门大学，后来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分配于北京工作。历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室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总编辑(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和硕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
他对我们家的帮助很大，恐怕是我们一辈子都无法予以偿还的。
一九八九年我和姐姐一同考上一所中专学校，当时家里正为两个人上学的费用发愁、焦虑不安。北京的伯父知道后，主动提出承担姐姐的上学费用，解了我们家的一个大难。
之所以与他通信多，是他从与大哥的信中知道我喜欢写作，并且也发表一些文章，他很是高兴，便要了我的地址，与我联系起来。
我也时常会将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复印发给他，他回信说：“全家人看了都很喜欢，尤其是伯母，说孙家又出了一个文人。”我想这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他喜欢写作，也喜欢写作的人。
他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不仅发表不少在国家层次有影响性的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许多本的论著，并多次获国家奖项，自己也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我经常会在通信的过程中夹着一些感觉不错的发表文章寄给他，他也会提出一些意见给我。有几次，他甚至让我认真地定个学习、写作计划，争取更大的发展，做一名作家。
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没有采纳他的计划，而是集中更多的力量参加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及一些职称、执业资格的考试，把写作当成了一种业务爱好，始终没有放弃。
后来，他也渐渐地理解了我。
二0一八年的时候，因为工作的调整，时间变得宽裕不少，我拾起了曾经的“文学梦”。一边看书，一边又捡起笔，开始向自媒体及纸质刊物写稿，竟有一种一发而不收的感觉。
三年的时间先后发表近千篇的稿件，成了几个自媒体的主要撰稿人。文章传给北京的伯父，他再次感到很是高兴，说可以整理一下出本书。我想出不出书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把自己曾经的梦想一直延续下去，为自己，也为对我始终关心的伯父。
因为写稿、投稿的缘故，自然也就会认识许多的编辑，有的虽未谋面，但也是熟悉的朋友。
写稿、投稿自然会与编辑们联系起来，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收获。
在众多的编辑来信中，印象最深的是全国会计类中文核心期刊湖北省《财会通讯》的编辑们，他们严肃认真的态度让我终生难忘。
一九九四年全国进行税制改革，当时作为工作不到两年的我结合平时会计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以及税制改革的精神写了一篇有关会计方面的论文投给了《财会通讯》。
时间不长，我收到《财会通讯》杂志来信，一封退稿信。我不甘心，又写了一篇有关这篇论文解释信寄给编辑部。结果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再次收到《财会通讯》编辑部的来信：“稿件拟采用，并将在今年的十二期刊发。”
看着编辑的来信，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仅仅是文章的发表，重要的是编辑们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热忱，对年轻的我是莫大的鼓舞，为我增加了无限的信心。
这篇文章也让我成了我们系统几十年来唯一在该刊物发表文章的会计。在那年的年终总结大会上，我也因此受到了集团财务负责人的单独点名表扬，号召全系统年轻的会计工作者向我学习。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更是笔耕不辍，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在国家级、省市级刊物发表，至今已有一百多篇。是收获，也是信心，更是生活对一个跋涉者最好的肯定。
时代在发展，如今随着电子邮件、手机和微信的盛行，写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但那段写信的经历却会永远地留在了记忆深处，那是一种时代的烙印。
作者简介
孙延兵：江苏淮阴人，连云港市作家协会会员，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价格鉴证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现任职于某国企高管，先后在国家级、省市级刊物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工作之余，喜爱文学，先后在《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银潮》、《海外文摘》（文学版）、《速读》、《当代人生》、《山东文学》、《齐鲁文学》、《江苏工人报》、《江苏机械报》、《连云港文学》、《连云港日报》、《苍梧晚报》等报刊、电台、文学网站发表散文、随笔、诗歌、小小说等一千多篇。
其中有多篇稿件被《洞见》、《十点文摘》、《央视中文国际》、《人民夜读网》等大型公众号转载及相关书籍收录。散文《童年的冬天》获《中国当代散文三百篇》征文“三等奖”；散文《那年 那月 那菜地》入选《文学连云港七十年》（散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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