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的数百年间,国内无数人学习梵语,之后赴西天取经。到天竺之后,他们发现:在天竺的上流社会,梵语是通用语言。唐玄奘认为,中印度人所讲的梵语,才是最正宗的,属于普通话。
数百年间,无数的梵文佛经,进入中国,被翻译成中文。到了唐朝,由于朝廷出面组织翻译梵文佛经,因此,唐代的翻译的佛经最多,质量最高。
那么,梵语梵文,到底是一种什么语言文字?
有专家说,梵语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一种语言。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所谓印欧语系云云,纯属凭空杜撰出来的伪学术,请参阅点击:西方史学的学术弃儿、孤儿、流浪儿)
一. 梵语与藏语的关系
按照当今横行的“语言学”,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请注意,包括西方专家在内,均承认:汉语、藏语、缅语、傣语等,均为一母所生的语言。),梵语则属于“印欧语系”。
按理说,不同“语系”的两种语言,二者之间必然存在“鸡同鸭讲”的差别。
然而,事实未必如此。
首先,学界公认,唯一可以准确还原梵文佛经原始面目的就是佛经的藏文译本。藏文可以准确地转换为梵文。共确降措《论藏文》(《西藏研究》1 9 9 7 第三期):
“藏文有一套转写并标注梵文的字母,藏文称‘昂依’。它肩负着双重职能, 即不仅用作转写他族的语言, 而且还标注他族的文字。在古代, 用它转写了大量的梵文古典文献, 同时也用它来标写外来语。用‘昂依’转写的古梵文经典著作, 有的在印度早已失散,但却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当今藏区寺院经堂里, 还可恢复古梵文的原著面貌。‘昂依’ 原则上尽量采用一个藏文字母表示一个梵文字母的方法,有些特殊字则用双字母上下重叠的形式。为了明确音节界限也使用附加符号。”
既如此,藏语和梵语如何成了不同“语系”的两种语言?
其次,佛教界的看法与“语言学”绝然不同。这个世界上,最熟悉、最了解梵语的,莫过于佛教界。佛教界尤其是说西藏地区的佛教界人士认为,梵语、藏语,是亲兄弟。据说,松赞干布派人赴天竺留学,他们返藏后仿梵文创制了藏文。
第三,苯教人士认为,西藏在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文字。很可能是恰恰相反,梵文是源于古藏文。著名藏传佛教专家、藏学家也认同这一点,《白史》:
“苯教”则谓松赞以前,已宏扬若干苯教之法。故说无文字,实非确语。
钵露罗国(勃律)属于西藏古象雄文明区的一部分。事实上,据《大唐西域记》卷三,唐玄奘发现:
“钵露罗国……文字大同印度,言语异于诸国。”
唐玄奘发现,钵露罗国的语言与其周边国家不同,而他们使用的藏文,与印度文字(梵文)“大同”。
从时间上看,唐玄奘路过这里的时候,松赞干布主持创造的新藏文还没有诞生。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梵语与藏语相近的程度,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白史》:
“(自创制以来)藏文之名词与字形,并无极大之改变。即现在凡是曾学藏文之人,观看古藏王时之碑文等,亦仍能粗知其文义。然在印度一千年前之‘笈多’文字,与现在通行之文字,却极不相同。”
“总之,图弥论师,是印度‘笈多’王朝统治印度时期之人。最稀有者,是与图弥同时,印度‘哈罗沙’王、‘鸠摩罗笈多王’、‘苏罗亚瓦门’王等时所制之铜牌等,现在印度到处皆有。彼上所刻之文字,与藏文极其相像。稍远望之,竟似一手不熟练之人所书之藏文。即未学此种文字者,亦能多分读识。”
根敦群培说,由于印度不断地被大规模地入侵,统治者不断地更替,因此,和古代相比,当今印度的语言文字变化极大。但是,一千多年来,西藏的语言文字基本没有变化。因此,今天的西藏人,即便看到笈多王朝的文物上的文字,也多能认读个大概。
无疑,所谓“梵音”与藏语是一母所生的语言。
二. 梵语与傣语的关系
唐玄奘在天竺期间,一直是使用梵语与佛门、王公贵族交往。
令人吃惊的是,他讲的梵语,盘越国即后来的大秦婆罗门国的人,也听得懂。
盘越国不属于天竺,而是由神农氏后裔、傣人创建的一个国家。可是,在《大唐西域记》卷十,唐玄奘说:
“迦摩缕波国……语言少异中印度”。
大秦婆罗门国的语言,与中印度的标准“梵音”很接近,只是稍有不同。
唐玄奘不仅用梵语与大秦婆罗门国君臣顺利交流,而且,还应他们的要求,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后文详述)
可见,所谓“梵音”与傣语也是一母所生的语言。
三. 月氏人与梵语的关系
最晚从西汉晚期开始(不晚于公元元年),月氏人全面统治印度。《通典·西戎五》:
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皆身毒之地......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
月氏人的统治模式是封建制,也就是说,五天竺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天竺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基本是月氏人。
梵语,是五天竺的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而且,始终只是在上层社会,即主要婆罗门、刹帝利这两个阶层流行。梵文的使用,与当地土著百姓的语言没有关系。这一点得到人们的公认。
唐玄奘也记录了这一现象,《大唐西域记》卷十:
“(南印度)恭御陁国……至于文字,同中印度,语言风调,颇有异焉。”
南印度的底层百姓的语言,与中印度的大不相同;但是,南印度多数地方的文字,却依然是与中印度一样的梵文。
《大唐西域记》卷二也有这样的记载:
“遂古之初,文字繁广……梵王、天帝作则随时,异道诸仙各制文字。”
“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语其大较,未异本源。”
梵文是以梵天的名义,由官方强力推广使用,并成为印度地区的官方文字的。这进一步证明,梵文是月氏统治者强制推行的官方语言文字。
事实正是如此。
自后汉到唐朝的几百年间,进入中国的西域僧人,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都以梵语为母语,传播以梵文书写的佛经。
结合以上内容,我们再来分析,梵语到底是一种什么语言。
我们知道,在今天,梵语在印度,是一种很小众的语言。
我们还知道,在古代印度,梵语仅是上流社会的语言,即统治阶层的语言。
我们前面说过,月氏人在对印度实施全面统治之前,他们从肉体上消灭这里原有的贵族。
那么,月氏人征服印度后,谁是统治阶级?
答案是唯一的:月氏人。
月氏人征服印度后,“婆罗门”、“刹帝利”这两个特权阶层的人,是谁?
答案也是唯一的:月氏人。
梵语梵文,只能而且必然是月氏人的语言文字。
四. 月氏人、藏人都是古羌人
前面说过,月氏人是正宗的炎黄子孙,如《后汉书·西羌传》: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
月氏人本是炎帝后裔,原本居住在南岳衡山附近。舜帝时,将他们流放到敦煌南面的地区,他们便在敦煌、祁连这一带逐水草而居。
其实,月氏人与藏人也是一家人,都是古羌人。《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援引《魏略·西戎传》: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领数千里,有月氏馀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
藏人源于古羌人,这是学界的共识,包括藏族学者也承认这一点。而其中的葱茈羌、白马、黄牛羌,正是月氏人。又《后汉书·西羌传》: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
月氏人的语言与其他羌人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还有“父名母姓为种”的习俗,与南诏一样。众所周知,著名的南诏国便是“父子以名相属”:皮逻阁、阁罗凤、凤迦异、异牟寻。
东天竺的迦摩缕波国、南诏与西藏三者均相互接壤。可见,月氏人本来就与藏人、傣人原本同属古羌人,有着大致相同的语言。
五.梵语与古汉语的关系
正因为梵语是月氏人的语言,所以,使用梵语,能够不太费劲地与藏人、傣人交流。
梵语就是中国古代羌人的语言,月氏人本是三苗后裔。
稍加了解中国史籍,我们就知道,藏、苗、羌、傣等等所谓的“少数民族”,都是炎帝神农氏后裔。他们和汉人一样,都是正宗的炎黄子孙。(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划分出藏、苗、羌、傣等等“少数民族”的!)藏文史书中就明确记载汉藏本是一家人,例如明朝时的西藏史书《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指出:
“(吐蕃)内部四族系,为东氏、冬氏、塞氏、穆氏等。据说由此四族系分出大部分吐蕃之人,故称以上所述为十二根本族系……内部四族系是格襄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等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蒙古人又分为两系,即森察和拉察。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是门巴本身的族系,还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及工布人。”
事实上,汉语、藏语、苗语、羌语、傣语等等,源于同一种语言,如今都不过是一种方言罢了。这些语言,越是在古代,越是接近,差异越小;越是晚近,差异越大。
《梵语千字文》一书,是唐代佛教界所编撰。我据此梳理出以下不同类型、相对简单的四组的文字,供大家参考。
梵文是拼音文字。
几种本来差别不大的方言,如果各自分别使用拼音文字来表达,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后,几种方言之间的差异会很大,会令人觉得这是两种毫不相干的语言。
“同音字词”,在汉语中,是一种普遍存在,汉字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于拼音文字来说,则是无法解决巨大难题。
比如,在上表中,“母”、“莫”、“墨”、“馍”,要想用拼音文字表达出来,唯有分别给它们添加前缀或者后缀,以示区别。于是,单音节变成了多音节。
不过,只要舍去其前缀、后缀,便可大致还原该语言文字的本来面目。
简单分析一下。
第一组:纸、墨,当是唐代时从中国传过去的。直接借用汉音,但添加了尾音。
第二组:两个纯粹的古音古意的单音节文字。
第三组:这两个称呼父母的后缀音,则可能来自天然的发音。
第四组:是五个以“拿”作为后缀音的词。省去“拿”,与汉字的音、义基本一致。
不难看出,梵语与古汉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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