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纳森·罗森鲍姆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jonathanrosenbaum（2022年12月16日）
许多美国的电影爱好者——包括发行商——有一个不良的习惯，那就是把我们对一些海外趋势的认识限制在单一的人物身上，所以西班牙电影最初是由路易斯·布努埃尔、而后是佩德罗·阿莫多瓦代表，伯格曼是瑞典电影的代名词，香港艺术电影则以王家卫开始和结束。
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对香港电影中我最喜欢的另外两位导演相见恨晚：陈可辛和关锦鹏，两人最好的作品在我心目中就像《阿飞正传》和《花样年华》一样重要。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陈可辛的《甜蜜蜜》和/或关锦鹏的《胭脂扣》，那将是一大遗憾。
《甜蜜蜜》
《胭脂扣》拍摄于1987年，故事背景在当年和1934年之间交替。《甜蜜蜜》是另一部围绕两位超级明星的、略显另类的香港爱情片，拍摄于1996年，故事在1986年开场，随后在1995年的曼哈顿中止，然后再次回到1986年——两位主角初来到香港，对这个城市和彼此都还很陌生。
这两部电影都沉浸在怀旧之中，但也都迫切地、甚至绝望地关注着未来：香港即将在1997年脱离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历史，以及波动的股票市场。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无法维持一段浪漫的关系，因此这两部电影都对还未走过的路充满了幻想和悲剧性的关注。
即使两者对未来和过去的表现风格有着惊人的不同，但它们确实都有某种苦乐参半的味道，一种夹杂着希望的失落感和抛弃感，一种充满了美好的遗憾的矛盾感。
1991年，我第一次访问亚洲，在参加台北的金马影展时，遇到了我看的第一部（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关锦鹏电影《阮玲玉》。
这是一部关于上海默片影星、「中国的嘉宝」阮玲玉的杰作——从那时起，我就倾向于把关锦鹏视为「中国的乔治·库克」。在我看来，库克最好的作品中的关键形象，通常涉及一个女人对自己的赋权、自恋和存在的认知——在1935年的《西尔维娅传》中，西尔维娅·斯嘉丽（凯瑟琳·赫本饰）性别转换之间的痴情（和自我迷恋）；在《一个明星的诞生》（1954）中，朱迪·加兰与她的音乐家朋友们在一家打烊的夜总会里悲戚而潇洒地唱着《逃走的男人》（The Man Who Got Away）；在《宝云尼车站》（1955）中，艾娃·加德纳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而在《与姑妈同游》（1972）中，进行所有感官上的自我发现的是一个男人（亚历克·马克温的角色）。
所有这些时刻似乎都与关锦鹏在1998年拍摄的优秀纪录片《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中的探索有关。值得补充的是，在《胭脂扣》上映后不久，关锦鹏成为香港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同志导演。
《胭脂扣》
在《胭脂扣》——我第二喜欢的关锦鹏电影，它与《阮玲玉》有许多相似之处——中，性别混淆从一开始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梅艳芳扮演的如花是香港西区一家豪华风月场所的头牌歌妓，她在特写镜头中进行梳妆打扮，然后以男装出现，向一位富有的男顾客吟唱起哀婉的中国戏曲。后来我们发现，她的情人陈振邦（张国荣饰）是一个太子爷，而他也渴望成为一名戏曲名家。然而，他的家人不同意他的这一愿望以及他与如花的关系，最终导致了这对爱侣选择殉情。在两人准备实施这一计划的高潮镜头里，他们都面对着一面镜子。
不可否认的是，看到梅艳芳和张国荣同框出现，有一种凄美的感觉。两人都是非常成功的流行歌手（正如《甜蜜蜜》中的黎明），也是标志性的电影明星，但他们都在该片上映15年后不幸去世——梅艳芳死于宫颈癌，张国荣则因抑郁症而从酒店屋顶跳楼自杀。
事实上，梅艳芳在《胭脂扣》的大部分戏份里都扮演着鬼魂，在陈振邦未能与她在黄泉相聚后，如花于1987年重返阳间寻找他，这让梅艳芳空灵的、超凡脱俗的表演更加得以发挥。此外，影片中近乎单调和封闭的现代香港的景象，与绮红楼那骚动的色彩和绚丽的纹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梅艳芳原本要在《阮玲玉》中扮演现实中的女演员阮玲玉（她最后也死于自杀），后来在最后一刻换成了张曼玉，《胭脂扣》和《阮玲玉》之间最明显的平行关系是，两者都把30年代的颓废视为诗意的神秘天堂，与当下平淡无奇的状况和环境形成对比。
《甜蜜蜜》的两位主角，张曼玉饰演的李翘和黎明饰演的黎小军，都是来香港讨生活的内地人——她来自广州，他来自北方——为了在香港生活而努力学习粤语，所以我们最终分享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外地人观点。但我们也会定期从自动取款机的镜头里看到他们，暗示了香港的一切都可以变得很奇怪，包括他们、我们和资本主义本身。（《胭脂扣》在使现代的日常用品显得古怪方面也有自己的巧思——现代人跟如花介绍可口可乐时，把它称为「外国凉茶」。）
两位来自内地的「同志」在麦当劳相遇，然后因为她建议他应该学习英语而结缘，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外地性」实际上是一个相对问题，正如扮演黎小军的英语老师杰瑞米的杜可风——这位澳大利亚出生的摄影师与香港新浪潮电影人（包括王家卫和关锦鹏）的关系就像拉乌尔·库塔尔在60年代与法国新浪潮的关系一样紧密。杰瑞米让他的学生反复背诵的一句英语是：「我们都会下地狱」，这无疑指向了对香港未来的焦虑。
陈可辛和编剧岸西以极大的温柔和真诚聚焦于两位同志在友谊和爱情之间的游离，他们因香港不稳定的经济状况而神秘地相聚在一起，就像《胭脂扣》中30年代的恋人最终因阶级差距而被迫分离一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在我看过的所有其他陈可辛电影中，包括他1999年执导的好莱坞电影《情书》，都对他的主人公表现出了同样的温情。）
在《胭脂扣》中，只有出现在1987年的报社编辑及其女友有这种现实的基础；相比之下，那对30年代的恋人似乎被自身的标志性形象和姿态所困，甚至在相约殉情之前，他们就已经是幽灵了。已故电影理论家吉尔伯托·佩雷斯将电影演员和电影称为「实体幽灵」，需要补充的是，《甜蜜蜜》和《胭脂扣》都被好莱坞所影响：威廉·霍尔登的灵魂——他在50年代中期到香港拍摄了《生死恋》——在前者的故事中徘徊，而后者中梅艳芳和张国荣似乎转瞬即逝的、颓废的魅力让人联想到很多美国本土的演员。
最后一点。在由中文电影资料库（Chinese Movie Database）投票选出的「二十佳」全新榜单中，《花样年华》排名第一，《阿飞正传》排名第三，《甜蜜蜜》排名第八，《阮玲玉》排名第五。
虽然《胭脂扣》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但它在1989年横扫了香港电影金像奖，赢得了包括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剪辑、最佳电影配乐、最佳电影歌曲和最佳影片在内的七项大奖。所有这些都毫无疑问使得《胭脂扣》是一部等待重新发现的电影，而《甜蜜蜜》——即使对于像我这样已经将其视为最爱的人来说——也到了可以重温它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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