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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49期）
【记录】
【悦读】
【文脉】
【百家】
【记录】
”希望百年后仍然有人唱我的歌“
——回忆《让我们荡起双桨》曲作者刘炽在宝应的日子
文 |赵征溶 《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国颂》《英雄赞歌》……这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出自著名作曲家刘炽之手。刘炽先生是我的恩师，师生情长四十年，和他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便成了我恒久的记忆。今年是刘炽老师百年诞辰，那一页页记忆自然地打开了，我仿佛又回到了昨天。
1958年1月，刘炽随文化部下放干部来到我们苏北宝应劳动锻炼。春节前，他们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下放干部在宝应县工人俱乐部排练歌剧《白毛女》片段，悠扬的笛音勾住了我的神魂，担任笛子伴奏的正是刘炽老师。我自幼便爱弄笛，经工人俱乐部的老许同志引荐，我吹了一曲《黄水谣》，他便收我为徒；我鞠了三个躬，便拜他为师：做梦也没想到这么简单。 当时刘炽老师住医院开痔疮，第一堂课就在病房里，他坐在病床上给我讲笛子的修理，如何校正音准。另外有两个同学在跟他学作曲，他也让我学作曲。除了学习音乐基础理论，我们每周还要写一首歌，他就坐在病床上给我们讲课和批改作业。犹记我的第一首歌曲习作《栽红苕》，免不了稚嫩，他却说我有想象力，给我以鼓励。病体稍愈，他就坐在医院的草坪上给我们讲欧洲的音乐史。约近一个月，我们就生活在这音乐的氛围里，音乐细胞在接受着刘炽老师的滋养。 后来他出院了，我们每周六课后跑五六里地，去他下放的老鸦庄上课。下放干部和社员实行“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一天三顿稀饭，生活很艰苦。刘炽老师手术后需营养，就托老许买些蛋糕，由我们放在书包里捎去。囿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也是悄悄的。
田头河边就是我们的课堂，他给我们讲课，批改作业，有时我们还和他一起劳动。刘老师有支短笛，我们就用芦苇仿制了一管。他试吹了一下，说是很有印度芦笛的韵味，夸奖了我们。以后每去老鸦庄，渐近村子了，我们便吹起芦笛，刘老师便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足音。我们的教与学便多了别一番情趣。 其时我就住在工人俱乐部，刘炽老师上城开会常和我住一起，我也便多了接受刘炽老师教诲的机会。那会儿我们都在做第三套广播体操，那明朗热烈的乐曲就是刘炽老师创作的。一天晚上，他亲手写下了曲谱，给我讲了回旋曲式。那载着他手迹的笔记本，2016年我赠给了延安鲁迅文化园珍藏。一次恰巧电影院放映《上甘岭》，他和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就着电影的播映， 轻声地给我们分析其中的音乐，如此无比亲切的现场口授，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创作的《上甘岭》音乐的博大深情，深化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刘炽老师十分热爱和重视民间音乐。淮剧是我们宝应的地方戏，曲调婉转缠绵，一次他跟我们去城南剧场看了一折姑嫂对唱，一直赞赏不已，受他的感染，我们也有了对戏曲音乐的亲和。一次与他同行，县广播站正在播放开始曲，他停住了脚步让我听。乐曲是铜管乐《骑兵进行曲》，他问我，这首乐曲有什么不足处？我真的说不出来。他讲，乐曲有了很好的主题，而没有很好地加以发展，只用了转调的方式进行，显得单调重复，否则可以是一首很好的乐曲。又一回，我们去浴室洗澡，他发问：“《我的祖国》的动机（即主题）是怎样发展的？”想了好一会儿，我也说不出米和豆来，刘炽老师告诉我，“是音势的倒转！”他还用手指比划着，如此跟刘炽老师在一起，就好像生活在流动的音乐教室里。
为了筹备某次演出，王金陵、王春元创作了反映积肥的小歌舞剧《大揪什锦汤》，刘炽老师又拿起了笔流淌旋律，谱写了十来首歌，由歌剧院的演员排演。正巧暑假里，他们乐队人少，刘炽老师就引荐我们参加他们的乐队，我吹笛子，陆展拉二胡。一个星期的排练，我们浸淫在刘炽老师的旋律里，受着艺术的熏陶，也领略到了刘炽老师一旦进入创作情境而抛开个人忧愁的宽广胸怀。 过后一两个月，听说下放干部回京了，我真的有些失神，刘炽老师就要离开我们了，更觉得与他在一起分分秒秒的可贵。就在离别前，他给扬州专区几个文化干部讲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我们也去听了课。我的父兄设家宴为刘炽老师饯行，乘隙他给我讲了变奏的知识，上了最后的一课。 离情依依，拿什么来给刘老师送别呢？我们选了光洁如玉的芦管，精制了两支芦笛，刘老师接受了我们的一腔纯真，并在东风饭店宴请了老许、陆展和我，又在县干部招待所跟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至今我珍藏着这幅照片。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告别宝应的一曲优美深情的水乡颂歌——《千里运河水流长》，至今我们这一辈宝应人还常常唱起它。 秋深薄暮，刘炽老师他们就要乘汽车走了。我和陆展去汽车站送行，愣愣地坐在堤边的木材上发傻，心里像堵着一团乱麻，竟没有傍近刘炽老师身边再说几句话。 人离开了，书信往还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他出版了新书，云南出版的《祖国颂》《刘炽抒情歌曲选》，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大揪什锦汤》，都给我们寄来；我们寄去的习作，他依旧批改。一首习作《节日进行曲》，他在批语上写了“很好”，给了我很大鼓舞。如此，一直延续着珍贵的师生情。 文革期间，我跟刘炽老师断了联系。文革后，终于又联系上了，他给我的回信中，最使我欣喜的是“我还在为祖国和人民流淌旋律”。 1989年10月刘炽创作5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举行，我和梁兆麒同学应邀去了，从此有了我们师生分别三十年后的一见。他深知我们来趟京城不容易，就在他住的那幢楼里跟人家借了一间房，安排我们住宿。10月10日音乐会首演的那一天，东北也来了两个客人，中午我们就在大羊坊小小地聚宴，我执厨，几色江南菜肴，席间喝了我带去的家乡“松龄老窖”，推杯换盏间，跟着刘炽老师一起高兴。 刘炽老师为什么热爱给基层写歌？在陪他去理发的路上，我问他。他说：“人民需要音乐，人民不是抽象的，是由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爱好的人组成的。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人作曲，也就是为全体人民服务。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把音乐还给人民，是世界上任何真正的音乐家所遵循和追求的。作曲家的创作不是为了几个给自己捧场的内行，而是为了更多的外行。他们需要娱乐，需要美的享受，应该给他们写，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使音乐真正发挥美育和鼓舞人心的作用。内行往往评头论足于某些技术，外行才是真正的评论家。他们的评论不是技术的，而是心灵的直感。”我第一次听到了他的心音，方懂得作曲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 在京一起回忆往事，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老鸦庄的乡亲，提到了我的母亲，便知他对宝应一往情深。我与县政府有关部门领导联系，1990年5月，邀请刘炽老师重返第二故乡宝应终于成行。 到宝应后，当地文化界为他举办了欢迎音乐会，演出了许多刘炽老师的音乐作品。他给宝应的音乐爱好者作了题为《祖国万岁》的音乐讲座，讲述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和音乐创作。他语言幽默，间以逸闻轶事，妙趣横生。当时的华县长拜望他，他又提到了歌曲《千里运河水流长》，“那时的宝应，没有歌里写得这么好，那是一种理想，现在实现了。艺术家就应该有理想，应该是个理想主义者！” 那次，宝应电视台和宝应广播电台请刘炽老师写开始曲，他爽然地答应了。他熟悉地方的民歌，要用宝应的《锣鼓车》和扬州的《拔根芦柴花》改编，我抄写了曲谱给他寄去。已是冬天了，他给电台、电视台创作的管弦乐《开始曲》完成了，并联系中央乐团演奏，我和电视台的同志一起去了北京。录音的那天晚上，我们和在北京的几个老乡都去了，随着旋律从管弦中流出，乐思又把我们带回了家乡。最是那《锣鼓车》，经过了刘炽老师的改编美化，那么优美抒情，一派水乡风韵。在座的人赞叹不已，乐团的指挥更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大师的作品！” 刘炽老师知道我勤于读书和写作，便让我参与他的传记写作。1991年5月，我去北京开始了正式采访。犹记讲述之始童年的那一段，父亲被西北军的卡车撞折了腿，失了业，断了生计，家里揭不开锅。小德荫（他的原名）提着口袋从董家磨坊背回接济的面粉，去当铺当掉父亲从四川买回来的最心爱的铜铙，又迫不得已辍学去三仙庙打扫佛堂糊口谋生。 在一个星期内，他的叙述从童年到了延安时期。在延安，他考上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高足，踏上了聂耳、冼星海所开创的中国新音乐的道路。在大秧歌运动中，他成了鲁艺秧歌队的“伞头”（领头），编创出《胜利鼓舞》这样别具一格的大型集体腰鼓舞，古乐新声《翻身道情》很快从延安传向了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招待来延安的外宾，都指定刘炽唱这首歌。 1993年和1995年，我又两次登门采访，听他讲述挺进东北的足迹，长春城外战壕里教战士唱他创作的《钢铁部队进行曲》（后为38军军歌），反映土改的歌剧《火》的燃烧，《工人大合唱》寄托的“建设祖国”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刘炽老师又进入了创作爆发期，我记下了《荷花舞曲》《新疆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国颂》的创作往事。他把《我的祖国》的创作体会概括为“爱国情、民族音”，说他是“喝民间音乐的奶水长大的”。 1997年冬，我完成了刘炽老师传记的初稿，并在病榻上三校书稿。1998年3月，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刘炽老师应邀来淮安，我与家兄文澜去拜望他。他稍稍地翻了几页，便露出了欣喜的神色，说待他的新居装修好，让我和他一起修改书稿。过后我便一直等待着。犹记那年9月16日，我和他通了电话，他说身体不好，要住院治疗。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通话！恰如晴天霹雳，10月23日先生病逝于医院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悲痛也是力量，一种使命感在催迫着我。几经努力，《让我们荡起双桨——追寻刘炽和他的旋律》终于在2001年10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那年10月23日，刘炽老师逝世三周年的忌日，我请学生将书送到八宝山公墓，放在红军墙前，先生就葬于此，我把这本书作为对先生的祭奠和感恩。 时间过得真飞快，刘炽老师离开我们，一晃都20来年了。他曾说过，“不修今生修来世。百年之后还有人唱我的歌，就叫修来世。”如今人们还在唱着他的歌，让他一直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有着不朽的艺术生命。
【悦读】
聚焦养老院，呼唤“向死而生”
能够颐养天年、尽可能愉快地度过人生晚境，体面地迎接死亡，是每个中国人的理想。近日，省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优秀成果之一、江苏作家修白的纪实文学《天年》出版，修白用三年多时间，深入多家养老院观察体验，采访、亲历、记录了十位老人走向人生终点的历程。遗憾的是，这些老人的“最后一程”走得并不宁静，“天年”一词亦构成了对现实的微妙反讽。
由沉重的“养老”“死亡”话题出发，修白呼唤重构一种“哺育与反哺”的健康家庭机制、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和爱，以及更加开阔、坦然的生死观。 《天年》首先写出了老人之“困”。比如，有老人因为丧失了行动能力，晚上睡觉时只能保持固定的姿势，等到起床时一条胳膊已经被压得像乌骨鸡一般；有的老人遭遇过部分不负责任的护工的粗暴对待，被摔倒在床上，或被呵斥着迅速扒饭。子女们的遗产之争也时常在老人的病榻前上演，书中一位老太太不堪孙辈索要财产时的侮辱愤而跳楼自杀。甚至，个别家人有时也会委婉或直接地向垂暮之人表达希望他早日离去的意思，闵爷爷的老伴就时常在他耳边念叨，“你不要把我拖死”…… 在省作协举办的“修白纪实文学《天年》研讨会”上，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汪政忆起不久前探望一位生病老人时的情形：他看到老人的轮椅周围摆满了凌乱的物品，正纳闷为什么不请护工帮忙收拾，老人解释，这些生活物品就是要放到她伸手可及的地方，换言之，轮椅周围不足一米的范围，就是她全部的生活半径。但更令汪政感慨的还是临终老人们在社会学意义上时时遭到的漠视——他们既谈不上参与社会生活、表达自我，也无力唤起周围人对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关爱。 这正是《天年》所揭示的老年人晚景生活中的“隐秘角落”。 当然，作品择取的案例较为极端，远不足以反映普遍的老年生活，但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部分老年人在生理性死亡前就已经遭受的“社会性死亡”。这样读者也就理解了，书中夏洁为何特意当着护工的面把父亲当作宝贝一样心疼，甚至优雅地用英语和父亲交流，就是希望能够在社会学意义上为行将就木的父亲赢得一份尊重和关注。 《天年》更揭示了，“死”如何与“生”相纠缠。死亡只是人生的一个瞬间，如何勇敢地迎向这一刻，所依赖的是个体一生的精神积淀和“哺育与反哺”的健康家庭机制，而一些家庭冷漠的夫妻关系、粗暴的亲子相处模式，实际上为老人的凄凉晚景埋下了恶因。苏州大学青年教师李一观察到，一些年轻人习惯于功利化地对待亲情，将父母为自己买房、带娃视作获得赡养的“议价筹码”，流露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 珍视生命、尊重生命并不等同于“过度医疗”。修白观察到，在中国，过度医疗常源于社会对老人子女的道德绑架，不计代价换取老人的低质量生存成为了一种“伦理正确”—— “我父亲重病时，我在绝望之中拨通了某位医学专家的电话，我渴望减轻父亲的痛苦，专家却奉劝我一定要把父亲送到大医院继续检查，否则就是和整个社会习俗对抗。但我清楚地知道，父亲已经不可能好转起来，于是我一边尽可能地减轻父亲的痛苦，一边盼望他睡过去——放弃治疗并不是不爱。相反，正是因为那么深地爱他、怜悯他，才会那么痛地希望他早点离开……”修白说。 人的死亡之路荆棘丛生，修白这样总结。从照顾父亲直至他逝世的这段经历中，她洞悉了一个社会里遭到“异化”的生死观：死亡成为“房间里的大象”，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却讳谈或千方百计躲避。其实，讨论死亡就是讨论生活的态度，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才是向死而生的积极态度。修白还希望，人们能够“更宽阔”地去爱，一如她在为父亲恸哭时，也是在为所有苦难的、布满荆棘的死亡之路而恸哭；给父亲喂饭时顺便喂邻床老人一口，也是生而为人所应有的悲悯。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文脉】
夜泊枫桥，大运河边“一宿千年”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是一座水做的城市。河道纵横，一座座古桥串联起古城的街巷脉络。在苏州的古桥中，地处寒山寺外，横跨古运河的枫桥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脍炙人口，传颂千古，堪称历代吟诵苏州诗词中的经典之作。
月落乌啼，枫桥边那个无眠夜
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枫桥究竟始建于何时，如今难以考证，但至少在唐代，枫桥就已是水陆要冲，舳舻相接。明初姚广孝在《重修寒山寺记》中如此回溯枫桥的繁华：“北抵京口，南通武林，为冲要之所。舟行履驰，蝉联蚁接，昼夜靡间”。 不过，在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枫桥迎来的却不是装满粮食的漕船，而是一艘艘拥挤的客船，满载着来自长安、洛阳的难民、官员和文士，其中就包括两年前刚刚中了进士的襄阳人张继。 范成大《吴郡志》中说：枫桥“在阊门外九里，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唐宋时，人们坐船出入苏州城，一般都要在枫桥边短暂停留。
那是一个深秋之夜，天气格外寒冷，夜色笼罩了枫桥和运河，乌鸦（也有学者认为是乌臼鸟）凄厉的叫声在寒气中回荡。孤独的张继僵卧舟中，看着岸边的枫树和水面上渔舟灯火难以入眠。此时，不远处寒山寺的钟声传来，更勾起了他的羁旅之思和家国之忧。远方的亲人是否平安，漂泊的日子何时结束，国家的动乱还要持续多久……张继再也睡不着了，他翻身披衣坐起，取来纸笔，写下了这首浸润着愁绪和忧思的《枫桥夜泊》。 在灿若星辰的唐代诗人中，张继并不算名家。除了中过进士，他只当过洪州盐铁判官等普通官职。张继流传下来的诗也不多，宋人叶梦得说，到南宋时，张继的诗存世就只有三十多首而已（《石林诗话》）。但正是凭借着这一首《枫桥夜泊》，张继的光芒就永远不会黯淡。
在每一个朝代，《枫桥夜泊》都吸粉无数。唯一的例外，是宋代欧阳修曾在《六一诗话》中对“夜半敲钟”提出质疑，但《石林诗话》《庚溪诗话》等纷纷列举出白居易、温庭筠等人的诗作来证明唐代佛寺的确夜半打钟。除此之外，历代诗人、诗论家都对《枫桥夜泊》推崇有加，纷纷吟咏枫桥，留下“乌啼月落桥边寺，欹枕犹闻半夜钟”（宋·孙觌）；“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宋·陆游）；“正是思家起头夜，远钟孤棹宿枫桥”（明·高启）；“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清·王士祯）等佳句。甚至曾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也是巧妙地化用了《枫桥夜泊》，表达了现代人和古人千年相通的愁怀。
寒山闻钟，三块诗碑历尽沧桑
寺以诗兴，诗以寺名，用这句话来概括《枫桥夜泊》与寒山寺的关系实在是贴切。寒山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相传唐贞观年间高僧寒山曾云游至此，因此也被称为“寒山寺”。 自从《枫桥夜泊》问世后，寒山寺名重禅林，“黄童白叟皆知有寒山寺也”，四方游客络绎不绝。古钟、诗碑，寺内这两个与《枫桥夜泊》有关的古物最受到人们的关注，也历尽了千年沧桑。 “夜半钟声到客船”，游客来到寒山寺，总会敲一敲古铜钟。除夕聆听寒山寺钟声，是老苏州人古老的守岁年俗。毫无疑问，张继写下《枫桥夜泊》时，寒山寺内就有一口大钟，但随着元朝末年寒山寺毁于战火，这口“炼冶超精，云雷奇古”的唐钟已一起湮灭。
明嘉靖年间，在本寂禅师主持下，寒山寺再次铸造巨钟，并修建钟楼。才子唐伯虎特地为这次盛举撰写了《姑苏寒山寺化钟疏》。可惜的是，此钟在后来倭寇入侵中也被毁，“钟遇倭变，销为炮”（《百城烟水》）。如今，保存在寒山寺内八角楼上的古钟，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苏巡抚陈夔龙重修寒山寺时仿旧钟样式重新冶铸的，此钟含有乌金，撞击时钟声洪亮，声闻数里。
不过，在苏州民间始终流传着一个说法，寒山寺的明嘉靖铜钟并未被“销为炮”，而是被倭寇劫到日本，康有为曾为此写诗：“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但这口嘉靖明钟是否真的流落到日本，确切的下落又是怎样，至今还是未解谜团。
“枫桥夜泊诗碑”是寒山寺又一张文化名片。据《吴郡图经续记》记载，早在北宋，宰相王珪就手书《枫桥夜泊》诗并刻上石碑。明代，著名画家文徵明也刻制了一通诗碑，历经风雨，而今能辨认的不到十字，依然可以感受文徵明超逸神俊的书法造诣。 清末，著名文学家、经学家俞樾感于文徵明碑漫漶剥泐，在陈夔龙重修寒山寺之际，书写刻制了“枫桥夜泊诗碑”。此碑正面为张继诗，后附跋语：“寒山寺旧有文待诏所书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岁久漫漶。光绪丙午，筱石中丞于寺中新葺数楹，属余补书刻石。俞樾”。时至今日，俞樾石碑依然保存在寒山寺，是人们来到寒山寺要驻足细品的古物。
一宿千年，擦亮“枫桥夜泊”品牌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如今的寒山寺和枫桥，不再承载离愁和别绪，而幻化为大运河畔一幅美丽的画卷。 走进江苏省级文保单位寒山寺，记者看到，重修于清末的建筑群、俞樾诗碑、罗聘所绘寒山拾得像碑刻、岳飞诗碑等文物均保存完好。寒山寺南侧的大钟大碑园内，重达108吨的仿唐铜钟堪称“世界第一大钟”，令游客叹为观止。2008年树立起来的“枫桥夜泊诗碑”，正面刻俞樾手书《枫桥夜泊》，16.9米的高度，使它拥有了“世界第一大诗碑”的美誉。
走出寒山寺，去寻找当年张继的泊舟之处。重建于清末的枫桥和江村桥如两道彩虹，横跨在古运河上。明代抗倭关隘——铁铃关巍峨屹立，见证了儒雅苏州人内在的刚强。这里还是1949年4月27日三野29军解放苏州，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如今已建为红色教育基地。
去年12月8日，在为期半年多的景观提升改造后，枫桥风景名胜区正式向社会免费开放，成为苏州市第一个免费开放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枫桥景区是一座历史文化生态公园，充分挖掘了枫桥的诗词文化、漕运文化、城关文化、市井文化、红色文化，丰富了“古桥、古关、古镇、古寺、古运河”五古特色。景区内，江枫草堂、吴门古韵戏台、漕运展示馆、渔隐村、唐寅诗碑、夜泊处、愁眠轩、碧薇轩、惊虹渡等20余处自然人文景观铺陈有序，精彩纷呈。
“枫桥夜泊”游船夜游项目也已启动，各地游客登上“客船”，聆听古寺钟声，观赏两岸灵秀夜景，那一刻，仿佛与千年前的张继心灵相通。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局长陈大林介绍，他们将进一步利用好大运河资源，擦亮“枫桥夜泊”文旅品牌，打造枫桥书场、枫桥夜泊水上游等系列项目，让游客在枫桥听一段正宗的苏州评弹，品一口地道的苏州美食，体验“一宿千年”的浪漫诗意。 交汇点记者 于锋
【百家】
在当下，如何找到“归属感”
许倬云
经常听到有人感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种感慨何代无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记录上，曾有人有过这样的感慨，而中国的经典里也时时充满了这种感慨。其实每隔一段时间，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都有所转变，于是新时代的价值和旧时代的价值就会产生不同。
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价值转换时期作为证明。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村落里聚族而居，其伦理原则基本上是内外有分，对自己人是一种标准，对外面的人又是另一种标准。西周建立了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提出天命理论：上天是公平的，对有道德的人会加以庇护，周人是受命于天来做当时中国天下的统治者。上天所订定的道德原则应该是普世的，不受部族与小区的限制。这个普世的道德观，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但它是否是真正的普世呢？倒也未必。封建道德大概只行于当时的贵族阶层，即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第二次转折应当是在孔子时代。孔子最大的功劳不是创作，而是对古典经典予以新的阐释。他主要的目的是把旧的贵族价值观作新的界定，使一些可以作为普世价值的观念真正变成一般人都可以遵循的行为法则。
另一次大转折是在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间。这个时期儒家理论所铸造的汉代社会秩序，也就是以忠、孝、节、义等道德原则所界定的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经过一次大转变，再加上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也已崩溃，必须要寻找另一套秩序来替代。在寻找秩序的过程中，魏、晋的思想家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使道家思想重新复活，开始谈论自然、出世、人的主体性等议题，不再如同儒家一样只注重社会的主体性。
这一次的大转变，从儒家的角度而言，又是一次“礼崩乐坏”的局面。但就非儒家的立场而言，这是一个重建的过程。这次重建的过程延续了一千年之久。等到佛教和道家、儒家思想完全融合为一，成为三教融合的一个新的中国思想体系，也就是朱熹的时代，理学才又重新界定了社会的秩序。
这段时间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支配中国人的行为与思想有数百年之久。但是这种稳定的中国体系终究会面临挑战与压力。明代末期，王阳明学派对朱子学派有基本上的质疑。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学者开始认真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社会的结构。以黄宗羲、顾炎武作为代表的学者，甚至怀疑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换代以后无法继续下来，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的帝制比以前更为彻底；另一方面，朱子留下来的传统儒家思想，由于强调稳定性，必然是趋于保守，不会容许明末这些挑战者继续发挥他们的思想。
因此，从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纪，是中国在思想界极为呆滞的时代。新的力量是中国与世界有了新的接触之后产生的。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叶，每一个中国人都卷在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漩涡里，其间也有些可敬的学者，尝试著去做揉合与新的解释工作，但因中国以儒家为基石的文化体系丧失活力太久，已是相当僵化的系统，要回生是相当困难的。在20世纪结束之际，这一次的转变始终未能完成。在这100年中，我们不断地听到相同的感慨，看到大家讨论社会失序的问题。从长程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些现象是自然的，但是，生存其中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困扰和失落。
人类如何重建新的秩序，不但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全世界各不同文化共同面临的大难题。重新建构完成之后的新社会，可能是一个多元的、多主体性的结构，它缺少权威与秩序的维持者，必须要靠协调与磋商。
目前我们正要进入21世纪。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是否就此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由20世纪后半叶已经在进行的种种变局来看，除了上文所说的文化多元性所引发的冲突与质疑，以及多元、多主体结构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几个很大的冲击力量。
第一是国际化与全球化。今天的经济制度，多国企业与国际企业，正在将世界的经济纺织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政治方面的国际化，使任何国家都不再有完整的主权。各地人群社会走向国际化的速度不一样，这些步伐的不一致会引发许多冲突与纠纷。这个浪潮当然也会冲击公民观念，使许多以国家公民权利义务为基本假设的道德与伦理会受到质疑。
第二个冲击力量是近代科技，尤其是生物科技的发展。在我们了解到生命如何而来，以及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远时，人类是否还坚持认为自己是仅次于上帝的生物？但反言之，人类也可能会因而获得更新的自信。潘多拉魔盒的盖子已被打开了一条缝隙，出来的是天使还是妖魔，我们无法预言。
第三个冲击力量是资讯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文字出现是一次革命；印刷术出现是另一次革命；电话、电讯出现是三次革命。但这一次的资讯革命，其气势如排山倒海，而且无孔不入，影响了我们控制、掌握知识的能力，以及人群之间交往的浓度与幅度。全球性的资讯网一定能整合人类于一体，至少在潜在可能性上消除人类的不平等，以及去除掉过去人类之间的界限。但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阶级，使掌握资讯的人有垄断财富、权力的机会。
综合上面三种力量和前面提到的多元，多主体的重建，预计可能会出现的后果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再有归属感，不再有可遵循的法则或秩序。浪潮之下，每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声音是微细的。但我们必须要自救，每个人都应当共同参与来建构人类的新价值。
那么，哪些规范是我们应当找到的？
第一，不管是经过电话、网络、卫星、电视的交谈，我们至少要互相信任。互相信任，应当成为重要的起点。
第二，一个人应坚持自己存在的价值，也因此必须要承认别人存在的价值。这也就是自尊、自重与彼此承认各自的独立性。
第三，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容忍。两个人或许多人相处在一起，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特性，只好寻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点，去容忍个人的小差异。
第四，要诚实。我们必须要让对方觉得我所说的话是真话，也必须要假定别人对我所说的是真话。有诚实，才有基本的互信。
这一套新的行为范畴，可从每个人实际的工作中获得证实与确认。远古以来，人类历尽千万年的挣扎，经过那些伟大心灵的启蒙，始得以突破蒙昧，转入文明之境。现在，我们正处于另一个必须有所突破的时代，诸多主要文明相互接触，已到必须有所融合，互补长短，不致有所冲突的时候。
（作者系著名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