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眼里，曾经参加抗美援朝都是光荣和勇敢的标志。
然而过去几十年里，对于曾属志愿军180师的官兵而言，其中况味却要复杂得多。
因为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那次“严重成建制失利”，180师多年来背负着“政治动摇”的恶名。
但幸存老兵却认为事实并不能如此简单定性，他们多年来搜集资料、整理文字，从未放弃过为自己和战友正名的努力。
在当年那场战事中，冯志诚曾任539团作战参谋。
到了九十年代，他从国防大学离休后开始退休生活，每每日常和他人交谈说到所属部队，对方往往会不加掩饰地重复一句：“哦，180啊！”
这样的场景可说是家常便饭，冯志诚对此也从不低头，总是一梗脖子——“180怎么了！180师我光荣！”
北沙曾担任这个师的参谋长，晚年主持编撰了集体回忆录《历史的回音》，他的儿子北江渊也曾经披露过一个赴前线慰问时的细节。
当大批家属正在关卡前排队时，来自180师的家属人员有时也会遭遇来自卫兵的“特殊对待”。
这些经由文字、采访等渠道披露出来的细节只是冰山一角，180师幸存者们多年来遭到的冷遇和不公还有很多很多。
在不知内情的大部分人眼中，这支部队不但顶着“败军之师”的标签，更难洗刷的则是“政治动摇”的定论。
那场战争结束后，无论是继续驻防南京、还是转业复原的人员，其人生仍然长久地受到影响。
曾经当过战俘、后来又回到祖国的6000多人，处境则更严苛，日子过得也更加艰难。
当时，归国的志愿军战俘被统一安置在辽宁昌图，对应机构名为归国战俘管理处。
在归管所，所有人被要求以最高标准对照自己，审查错误。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怀疑、有审查，还可能会有更持久的职业生活影响。
有人被分配到条件不好的地方，也有人在工作中受到限制。
所有人的档案中，都被增加了即将跟随一生的评语。
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作为抗美援朝期间被俘的最高级别领导，被定性为叛党、叛国，开除党籍军籍分配到东北地区农场。
几十年来，这支队伍每有老兵聚会，总是离不开同一个声音——“我们为了荣誉上战场，却落了这么一个恶名。”
这也是他们多年来不断发声、写下文字、整理资料、出书，努力为自己部队正名的起因。
古话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180师遭遇败绩的后果似乎特别“严重”？历史和战场的真相到底如何？
1951年，抗美援朝进入第五次战役阶段。面对硬件条件显著占优的美军等敌人，志愿军180师在孤军深入以及其他多项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陷入敌军力量的重重围困之中。
那一战，180师伤亡三千余人，被俘近四千人，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被俘。
这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严重的一次成建制失利，此后相关文章中也有使用“全军覆没”的说法。
这一战的失利在全军上下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受到很大的重视。
志愿军司令部总结为“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的结果。
彭德怀元帅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列入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四次失误之一，毛主席对相关战况也极为关心，曾经多次过问此事。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兵团决定对失利后的180师进行严肃处理。
首先是为期一年半甚至更长的内部整肃，接着在年底得出了正式结论，认为180师突围未经严重战斗，但却造成了一个师损失殆尽的结果，是政治上的“动摇逃跑，贪生怕死”。
并非军事指挥上存在重大错误，而是战斗意志出了问题，这一定论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180师及其成员在之后几十年的遭遇，都与这一定性有着直接关系。
180师的师长和副师长被撤职，团以上干部留党察看，行政上也受到了降职或撤职处理。
甚至有传言声称，180师的番号都一度差点保不住。
这支队伍，真的就是因为政治动摇、战斗意志出现了问题吗？至少在180师的自己人看来，他们是无法认同的。
多年后那本《历史的回音》成书时，薄一波曾为之作序，评价该师是一支老部队，“拥有光荣的传统”。
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之前，180师的主干力量来自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第24旅。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刘邓、陈谢等大兵团即将南渡黄河。
为完成拔掉解放区内国民党大中城市据点的任务，在朱德元帅大力推动下，以太岳军区地方武装为主要力量组建成了新的24旅。
24旅（180师）自成立以来，以八路军、山西新军和地方干部为主要骨干，逐渐磨练出了既能打运动战，又能打阵地战、攻坚战的作战能力。
在解放战争阶段，这支部队曾担任奔袭运城机场、夜袭剑门关等任务，也参加了解放太原、成都等城市的重大战役。
过去多年中，180师的老兵聚会曾经选在成都举办，也正是因为其中有这一层渊源。
总而言之，这是一支曾经经历过战争考验、拥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徐向前元帅也曾经评价24旅为八纵两大主力之一，而八纵本身又是第一兵团麾下的主力纵队。
而当时担任师长的郑其贵，则是1929年就加入红军、在多个阶段都做出贡献的老革命。
180师上下相信自己的战友，也相信自己的师长，即使是遭遇了第五次战役的重大失败之后，也仍然默默整训，等待着复仇和打“翻身仗”的机会。
一年后，经过整训补充的180师，在新师长李钟玄、新师政委李少清率领下重返前线，先后参加夏季反击战、金城战役等一系列战斗。
曾任180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的梁玉琳回忆，重返战场后的180师，大部分人都显得不爱说话，“就是闷头打”。
而当时整个180师的动员口号就是“一切为了翻身”。
老兵肖德元还清楚地记得，在进攻949.2高地的“雪耻战”中，一个连长冲得太靠前，甚至踩了地雷，“怕是憋了一肚子气吧。”
第二次重返战场后，这支部队拿出了极为优秀的表现，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曾说“180师打了翻身仗”，兵团致电60军祝贺胜利，毛主席也对此作出称赞。
对于承担重压的180师官兵来说，雪耻正名至关重要。
当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很多在战场上悍不畏死的人、却互相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此战之后不久，《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
冯志诚曾回忆，在停战分界线上插下界牌的人群中，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但对于180师而言，雪耻之战的正名仍然不足以驱散战场失利、“政治动摇”留下的阴霾。
停战后一年多，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经提出，那场战斗失利的因素中，兵团指挥失当占据了重要因素，并不能认为全是180师的问题。
但他的看法受到了批评，对180师的评价被视为已成定论。
那么当年的那一场战斗，战场局面到底是怎样的？
时任60军参谋长的邓仕俊，曾对第五次战役的经过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记述。
在5月21日，志愿军司令部发报“第五次战役暂告结束”之前，60军正在执行割裂美韩军联系的任务，180师强渡北汉江、与美陆战1师陷入争夺阵地的胶着状态。
接到全军转移到“三八线”附近的命令时，180师并不能立刻脱离战场。
其一是因为阵地前突、补给弹药问题很大，其二也是因为接到命令就地阻击敌人、掩护兵团主力和伤员撤离。
命令要求180师停止北撤，继续在北汉江南岸争取坚守五天左右，以掩护全兵团伤员转运。
郑其贵强调服从命令、以全局战事为重，但摆在这支部队面前的困难也是实实在在的。
538团战士赖富柏曾说：“他们有坦克飞机，我们什么都没有。”
经历了一天的艰苦阻击，整个连队只剩下他一人。
从孤军突进、担负掩护任务到陷入重围，最终180师仅有四千余人突围归建。
时任539团2营教导员的关志超是最后突围的亲历者，战后担任南京政治学校副校长，他也曾经对这场战斗失利的原因进行过多方研究和推演复盘。
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是：司令部当时的“胃口”偏大、电台被炸导致三兵团的指挥中断了三天，既未能及时获取前线的第一手信息，却偏偏又在恢复联络后下达了一条并非最优解的命令，而60军和180师对于来自上级的命令，执行得又过于“忠实”了。
正是由于信息渠道的中断，迫使180师在抢占马坪里还是布防驾德山的问题上进退失据，失去了战场上最为宝贵的时机。
关志超在承认以上因素的同时，也同样指出了180师自身存在的问题。
他认为自从1947年由地方武装升编为野战部队开始，24旅（180师）长期执行内线作战任务，缺乏反合围的经验，从上到下都较为缺乏此领域的战场嗅觉。
反映在战场具体动作上，就是战士们往往重视控制山头，对于公路的重要性却认识不够，这便为美军坦克部队穿插直入留下了漏洞。
关志超还曾经举例假设，倘若处于当初那个局面之下、遭遇包围的是以“皮定均旅”为前身、习于外线作战、甚至具备“中原突围”经验的181师，结局很可能也大不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讲，180师各级指挥员都有责任。
关于时任师长的郑其贵，关志超认为他的问题主要是过于机械化地执行命令，关键时刻未能当机立断。
当时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等人都曾经提出边打边撤、一部分人先渡江的建议，但并未得到采纳。
陆军指挥学院研究生导师、同样曾属于原60军的陈中龙，他的看法则是认为根本不应该有“指挥过于机械”之类的评价。
他认为“有大局意识，执行命令坚决”是郑其贵的优点，“难道执行命令有错吗？”
而对于军长韦杰，主要质疑点则是在是否抢占马坪里的问题上过于犹豫，又未采纳副军长查玉升的建议：让179师和181师打进包围圈接应180师。
这一犹疑导致180师在千辛万苦、牺牲巨大之后突到鹰峰，但却并没能见到接应的友军，反而不得不继续面对美军围堵。
研究者们认为，当时的王近山、韦杰以及郑其贵，都因为信息匮乏等多种原因而产生了某种错觉：北渡汉江之后，180师已经安全了。
真实情况却是三面敌军围堵，180师伤亡疲惫，不但补给告罄，连赖以进攻的重武器也散失大半，实际上已经不再具备成建制突围的条件。
朝鲜半岛的硝烟停息之后若干年，对于180师面临绝境的战斗表现才有了一些另一面的评价。
原180师师长郑其贵在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他本人几乎从不谈及那场战役，即使提到，也是说对不起战友……
而到了几十年后，曾经身为180师一份子的梁玉琳等人却认为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关于180师的种种传言，正越来越偏离事实本身的模样。
梁玉琳曾经列举过自己听到的传言，“全军覆没”、“军旗被缴”，甚至还有更加离谱的“师长被彭总下令枪毙”之类。
实际上这些传言每一条都站不住脚，但却偏偏流布甚广。
他说，师部仍在、两个团都有突围成功的营，怎么能叫全军覆没？至于军旗的事就更无中生有了，当初出国作战的身份就是志愿军，一切能够表征解放军身份的标志物品包括军旗全都留在了国内，哪里来的什么军旗能够被敌人“缴获”？
在2011年8月出版那本《血凝火炼的劲旅——解读一个真实的180师》序言中，梁玉琳写道——“作为180师的老兵，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自己亲身经历和真实的史料介绍给广大读者。”
和梁玉琳遭遇相似、想法相似的180师老兵，并不在少数。
早在1991年，曾任师参谋长的北沙就主编了《历史的回音——180师实战录》。
参与这本书写作的超过150人，同一事件往往有来自不同参与者、不同角度的亲历表述，足以进行相互印证获取更为全面的视角。
这本书由曾任180师政委的王观潮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邓仕俊、北沙、李钟玄、常仲连等人担任副主任委员。
每成一篇，都由各地的180师联络组联系各地的老同志进行审阅反复修改，多次审核后才最终定稿。
一大群人、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共同来完成一件事，这正是冯志诚所说的“180师的精气神”。
进入2010年后，180师的老兵逐渐过世，健在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他们的后代继承了父辈的心愿，继续奔走呼号为当年的这支队伍正名。
石敦豪的女儿石京秀曾经对媒体说过他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和愿望：希望人们能“记住这些老兵”，记住历史本来的面貌，更希望能努力建立起一个有关180师的博物馆。
志愿军180师：曾陷入美军重围 被传全师覆灭；《北京青年报》；2015-01-13
志愿军180师：荣辱60年；《南方周末》；2013.12.5 张瑞
180师：六十年，一口气；《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9月23日
《浅谈总结经验教训--关于第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受挫原因的看法》；关志超；《南政校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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