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西汉瓦当“永受嘉福
这张瓦当的照片，是笔者去年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拍的，上面的文字是什么，看的出来吗？永嘉郡名的由来，很可能就与它有关。因为这方两千年前的西汉瓦当上的四个鸟虫篆文字是“永受嘉福”，这不就是“永嘉”得名的由来和出处吗？
北大图书馆藏清代”永受嘉福“瓦当拓片
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位于筒瓦之端，椽头之上，专用于蔽饰屋檐出头之木（班固《西都赋》有“裁金璧以饰珰”句），兼具实用性、美饰性、艺术性和标志性功能。人们常说秦砖汉瓦，并不是说汉代才有瓦和瓦当，而是说汉代是瓦当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达到了中国瓦当艺术的最高峰，不但大量出现用文字装饰的瓦当，而且量多质精，时代特征鲜明，历史内涵丰富，成为别具一格的文化艺术遗产。装饰有篆书文字的瓦当，始于西汉中晚期，包括用于摹制印章的缪篆和繁复难辨的鸟虫篆。
秦砖汉瓦博物馆藏”营丘后府“瓦当
秦篆汉隶，作为瓦当上的装饰性文字，与汉代流行的隶书字体相比，篆书结构具有象形性，“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而且篆体都是中锋起止无明显波磔，笔画的转折有别于隶书的方折，皆为圆转，空间处理的自由度高，且与圆形的瓦当相适宜。西汉时期，郡县和朝廷文史官员的选拔，是根据《尉律》所要求的：“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所谓“八体”系指秦代八种书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鸟虫篆（虫书）的名称源于《说文解字》，并被许慎列入“八体”之一，是一种由篆书演变而来的美术字体，屈曲盘绕，线条迷人，笔画皆巧妙地美化成鱼虫鸟兽的变形体，因之得名，它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郭沫若）。西汉瓦当上的鸟虫篆“永受嘉福”，右上左下顺读，形若团花,图纹化的篆字，线条弯曲盘绕，富丽俏美，相较繆篆文字，显得神秘诡奥且更具情趣与魅力，从而达到了装饰形式与文字内容的完美结合。这种由汉代精通文字学的人写好原稿，再交由工匠利用模具制作完成的细腻繁复的鸟虫篆瓦当，今人很难辨识，不但我们现代人如读天书，就连古代文字功底深厚的金石家、瓦当收藏家也常常看走眼。
清乾隆程敦《秦汉瓦当文字》中“永受嘉福”瓦当拓片及说明
瓦当的研究与收藏，始于北宋，盛于清代，像陈介祺、罗振玉等文化大家都倾心于瓦当的搜集与研究，并形成专题著录。如乾隆年间程敦编撰刊印的《秦汉瓦当文字》，收录了两枚分别从两位金石收藏家手中重金购得的西汉“永受嘉福”瓦当，但对这四个字的考据辨识，却是一波三折。原来的金石藏家俞太学认为瓦当上的字是“椒风嘉祥”，因汉妃昭仪所居之舍名“椒风”，程敦则认为是“迎风嘉祥”，因为汉代有“迎风宫”。成书后，程氏将书稿寄给金石学家郑耘门阁学求正，郑解为“永受嘉福”，遂成定说。程敦不掠人之美，将郑写给自己的“解惑信”作为附件刊于卷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如实记述了这番辨字的乐事、趣事，堪称收藏界的一段佳话。《附郑阁学耘门先生与敦书》曰：“承惠示秦汉瓦当文字，所载迎风嘉祥瓦，释为未风嘉祥，固非然；谓迎风嘉祥亦恐未确。细玩，首一字乃永字甚明白。次一字上从爪，下从又，乃受字，唯⺈下似多一画，曾见汉铜印有‘陈受私印’，受字亦多一画，则为受字无疑……以永受嘉福释之。盖自三代以致秦汉，每有制作款识，率取吉祥语，不必定署宫殿名也。”详细解说了该瓦当文字辨认的过程与依据，并特别强调秦汉时期皇宫大殿上的瓦当文字，并不一定都以宫殿名冠之，而多为吉祥语。平心而论，我们温州人和现在的永嘉人还真得要好好感谢郑耘门阁学，若不是他以深厚的文字学功底所作的认真解读，我们还真不知道当年东晋皇帝为什么要用“永嘉”来给永嘉郡命名了。
程敦《秦汉瓦当文字》卷首所附郑耘门信件
显然，“永受嘉福”，就是一个寓意十分美好的、祈福消灾的吉祥语，其本意并非水长而美。鸟虫篆瓦当作为汉代皇家建筑上的重要构件，堪为建筑物所属类型或建筑物主人的标志。推测“永受嘉福”是为汉代地位高贵的女人修建的宫殿的专用瓦当，这种茂密有致、千姿百态，极具美饰效果的鸟虫篆文字不但体现了女性美、柔性美，而且文字本意也表达了她们希望能够永远受到帝王的宠信和恩泽。西汉另一方著名的鸟虫篆瓦当是“营丘后府”，“营丘”即今临淄，汉高祖刘邦封其庶长子刘肥为齐悼惠王，都临淄。“后府”乃后宫之意，故“营丘后府”应是齐王后宫丽人居所的装饰瓦当和标志性瓦当。此外，收藏史上著名的、曾被认为是赵飞燕玉章的汉宫女官印“婕妤妾娋”，印文采用的也是鸟虫篆，与“永受嘉福”如出一辙，婉转奇丽，繁饰巧妆。
方介堪
方介堪的鸟篆文“俏也不争春”（下）深得汉宫女官印“婕妤妾娋”（上）之三昧
晋室南渡，定都建康（南京）后的第6年，即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始置永嘉郡，东瓯故国第一次有了自己明确的区域归属和行政建制，是为温州的前身（隋文帝开皇五年，永嘉降格为县名）。永嘉郡的命名，很可能是受到西汉瓦当上“永受嘉福”的吉祥颂祷之辞启发，名出有据，顺理成章。《汉书·礼乐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云：“其诗曰：承帝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可见，“永受嘉福”不但是祈福吉祥之语，也是刚刚饱经“永嘉之乱”、痛失中原的司马氏所乐见、所期盼的美好愿景。“永嘉”，曾是西晋怀帝的年号（307-312年），永嘉5年，爆发“永嘉之乱”，并直接导致西晋于316年灭亡和晋室弃（琅琊）郡南渡。殷鉴不远，所以，东晋皇帝祈求天下“永受嘉福”是一种真性情的流露。“永嘉”，作为一个美好吉祥的词语，很受帝王的青睐，早在东汉时期（145年），就被3岁皇帝冲帝刘炳用作为年号，可惜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夭折了。但另外一位曾以“永嘉”为年号（1110-1128年）的皇帝，却是长命百岁，这就是金庸《天龙八部》里段誉的原型、大理国宣仁帝宪宗段正严，活了94岁，在位38年。“永嘉”能反复被皇帝用作年号，皆因其本意乃“永受嘉福”也。南宋度宗登基为帝（1265年）之前，还曾于宝祐元年（1086年）被封为永嘉郡王。虽说永嘉（温州）只到过一位皇帝，但却成了三个皇帝的年号和一个皇帝的“潜邸”名，这也算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永受嘉福了。
方介堪的汉篆风格作品”庚寅孟夏佛弟子永嘉方巖介堪父谨篆“
“永受嘉福”瓦当共有三种样式。第一种“田字形”，在四字中间用“十”字界线将其分割为四个部分；第二种是“日”字形，仅用一条横线将其分割为上下两个部分；第三种则无分割的直线，只是中心有一个突出的小乳丁（程敦书中的另一枚“永受嘉福”拓片就属于第三种），从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装饰效果。此外，也说明当权者对铸造“永受嘉福”瓦当是很上心、很重视的，不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工刻制。由于鸟虫篆字体纤细，刻版制模难度大，易于损坏，以致需要多次铸造，样式不同，字体也略有不同。田字形分割的“永受嘉福”瓦当很可能是最新、最完美的构图样式，故最为常见。
西汉瓦当”永受嘉福“（无分割线的款式）
将文字和鸟虫的形状相结合的鸟虫篆，属于先秦篆书的一种变体和金文中的特殊美术字体，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蔡、宋等南方诸国受百越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字体。越人断发文身，以鸟为图腾，故好鸟纹(北人兽纹)，并创新、移植于青铜器、漆器上作为文字装饰，如现藏荆州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上的铭文，“越王鸠潜（勾践），自乍（作）用剑”，就是鸟篆。到了汉代，鸟虫篆主要应用于瓦当和私人印章之上，最早的鸟虫篆印章就是摹秦传国玉玺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荆州博物馆藏越王勾践剑上的鸟篆文
明代末年，富有创新意识、并精通古籀的徽州印人何震（1522-1604年），曾借鉴古人手法，用鸟虫篆篆刻了一方“登之小雅”的白文印，却被同时代的大印学家、成书于1619年的中国第一部《印书》的作者朱简斥之为“谬印”和旁门左道加以否定，以致令鸟虫篆销声匿迹达三个世纪。直到温州出了个方介堪，才令鸟虫篆重出江湖，成为现代篆刻的一大门派。上世纪20年代，自称永嘉人的方嚴（介堪）赴沪游学期间，遍览“印”功秘籍，勾摹秦汉古玺篆文数百方，立志打开鸟虫篆入印的“任督二脉”，并得大画家张大千、谢稚柳的倾力发功支持，终成让前秦和汉代的鸟虫篆在现代得以复兴的开派鼻祖和中国篆刻泰斗级人物，“积以时日，精益求精，遂使方氏的鸟虫篆印形成雅妍、鲜灵、精严、宁静的独特风格，开三百年来未有之新天”(韩天衡)。现代篆刻作品中，模拟汉代瓦当篆字风格入印的，也时有所见。
原日本藤田美术馆藏西汉“汉并天下”和“永受嘉福”瓦当砚
西汉鸟虫篆“永受嘉福”瓦当，虽然其貌不扬，灰头土脸，但却大受国家博物馆和各大博物馆的青睐，甚至连拓片也弥足珍贵。2017年3月，纽约佳士得将日本藤田美术馆于1940年前入藏的、已改制为砚台的两方西汉瓦当，“汉并天下”和“永受嘉福”，拍出112500美元高价，超出估价10倍，其珍稀宝贵之程度，略见一斑。
本文载《今日永嘉》报2019年5月10日
转载于胡说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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