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元芳：难以忘怀的两次援越战斗
口述/蒋元芳 整理/朱文科
【人物简介】蒋元芳，男，1943年12月生于耒阳县石准乡三七村，1964年参军，在广州军区空军高炮10师二十九团一营一连担任战士。1966年10月15日援越抗美，1967年8月回国。历任一连指挥排无线班班长、三连指挥排排长、29团作战股参谋、空军高炮指挥部参谋、广州军区空军训练处参谋。1982年1月转业到地方，在湘南监狱工作。
我叫蒋元芳，耒阳市三都镇石准三七村人，家中有三姊妹，我是老大，下有两个妹妹。我高中肄业后在家务农，1963年11月，我刚结婚的第四天，县武装部征兵。我获悉消息后，在新婚妻子文满娥及岳母的支持下，怀着报国之志，毅然报名参军，并顺利通过体检和政审，光荣入伍。
我们这批新兵有一千多人，在广东茂名集训三个月，穿上军装，下派到连队。我们大多数分配在广州军区空军高炮10师二十九团，团长杨月亭。我在一营一连，与我同去的耒阳老乡陈才生分配在二十九团机枪连。此后，部队移防电白县一处山区。电白，因粤西一带多雷电而得名。我因为读过高中，部队安排我学习指挥仪操作技术。高炮射击指挥仪是高射炮兵用于测定目标坐标，连续地计算、传递射击诸元的仪器，简称指挥仪。指挥仪的体积比一张桌子还大，师父是一位河南籍老兵，教了我两个月。学习结束后，我就当上了十测手，也就是负责电源和基线换算装定。
1964年3月，上面抽调我所在的一连到出去搞劳动，我被留在茂名，在无线电集训队学习无线电技术。我学了一年，就去了阳江县。因为我所在一连从东北回来后，就驻防阳江县。我在一连指挥排担任无线班班长，全班五名战士。我们连长是石传海，山东人。指导员是诸金炳，指挥排排长是温振辉。我们在阳江训练一年，1966年4月调入广西南宁，一边保卫吴圩机场，一边进行严格的战斗训练。
1966年10月15日，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空军高炮10师二十九团配属给空军高炮1师赴越南，番号改为中国后勤部队31支队329大队。我们在凭祥改穿越式军服（不佩戴徽章），冒着小雨，秘密从友谊关进入北越谅山。越南的公路、铁路大多数都是平行构筑的，敌机轰炸铁路、公路。我们乘坐的“嘎斯”63型轻便卡车，时不时会遇到炸弹坑，车辆只得绕道行进。到达谅山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29团驻扎有陇外苏地区，担负防卫火车站、桥梁、码头等重要目标的任务。我们营在二号山，这是一个海拔两百多多米高的小山头，一连、三连和机枪连在山下，二连在山上。晚上睡帐篷，白天钻猫耳洞。猫耳洞是自己挖的，一个班藏在一个猫耳洞。平时伙食不错，吃的是从山东运来的大白菜、大葱、大蒜、皮蛋和米饭，有时还能喝上祖国的茅台酒。
入越高炮部队都是加强师编制，一个师起码有4个团，有的达到了军一级的规模。空军、陆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所属的高炮部队，都轮番入越参战。当时，我们一个高炮连编制3个排：一个炮排，4个班，4门85毫米的火炮；一个仪器排，2个班，指挥仪器班、测高机班；一个指挥排，3个班，无线电班，电话班，侦察班。我负责的无线电班，配有无线调频机、八一话报机，这两台机器主要和团指挥所联络，还有两台无线收讯机，主要接收513环视雷达的情报，提供给标图员，将敌机飞行的航线标示到图板，指挥排长根据图板上的敌机位置，给仪器排的光学器材指示目标。在敌机临空前，团指挥所用密语传达命令，敌机临空后，直接用明语传达命令。为了提高作战本领，我们有时间就反复背记各种密语和识别码，练习抄收命令的技能。对使用的机器特别爱护，每天要检查、维护，使之处于良好的作战状态。
敌机时不时前来侦察，在我们的上空盘旋。我从未打过仗，最初防空警报响起，心里感觉到紧张，神经都是紧绷着的，有些害怕。记得1966年11月3日下午，一架美国侦察机出现在上空，我们听到警报声，立即进入指定的战斗位置。我紧张得额头冒汗，生怕敌机丢炸弹。敌人的侦察机盘旋几圈后，飞走了。过了一会，敌机多批次多架次对外苏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敌机多种机型混合编队，主攻、佯攻互相配合，带重型炸弹的轰炸保卫目标，带子母轻型炸弹的专门伺机攻击阵地。近百架大机群前呼后拥，黑压压一片，掠过防区上空分头开始攻击。团政委程力、副团长吕财指挥射击，先以集火近战击落一架敌机，后以中队为火力组分火射击。我们一连和高射机枪连以八五炮、三七炮、四管机枪猛烈地射击。激战中，我军击落美敌机3架、击伤3架。但损失很大，二连连长张传柏、指导员杨培茂、测手翟光贵等五六十名指战员牺牲，在二连阵地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朱文富也牺牲了。程力政委和营教导员张作良负重伤。
“11.3”战斗结束后，我听说一件事，山上的二连本来伪装隐蔽很好。他们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吃完的空罐头里面翻到外面，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挂在树上，阳光折射的光引起敌机注意。三架舰载机F—4顺着阳光，向处于山上高地的二连阵地偷袭，拳头大小的子母弹洒落下来，覆盖了整个阵地。后来，二连连长张传柏、指导员杨培茂和测手翟光贵追记二等功。
战斗的失利教育了我们，各连掀起了改进掩体防护、深挖防空洞、苦练杀敌本领的高潮。政治宣传、英雄事迹报告鼓舞了部队士气。1967年1月20日下午三点多钟，两架敌机低空飞来，进行空中侦察。仅仅过了几分钟，十多架敌机呼啸而来，对我二号山目标进行轰炸。我们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指战员隐蔽在防护掩体，阵地上高炮、高射机枪同时开火，打得敌机掉头逃跑。又过几分钟，几十架敌机分批次对我守卫目标和高炮阵地轮番轰炸、攻击，阵地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敌机扔下的集束弹（俗称子母弹），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全营各连一起向敌机开火，形成立体交叉火力网，敌机不敢低空靠近。我带领无线班五名战士，在防空洞密切注视着敌机动态，不断发出指令。我们一连四班（也可能是一班）班长邹吉安，身上中弹几十处，鲜血染红全身，他不肯下火线，坚持发射高炮，击落一架敌机。高机枪连牺牲四人、伤十多人，陈才生被弹片击中胸部，血染战位，胸部被炸弹撕裂了一个七、八寸长的开放口子，胸部二根肋骨被炸断，晕倒在机枪战位上。陈才生被送往国内抢救，最后高位截肢。“1.20”战斗打得很痛快，我军击落敌F一105和F一4飞机六架，击伤多架。战后，我所在的无线班荣获集体三等功。高机枪连战士张洪建、张彩涛追记二等功。邹吉安荣立一等功，陈才生荣立二等功，并光荣出席军区的英模表彰大会。这些情况，我都是战后陆续知道的。
我在越南战斗八个多月，被评为技术能手，回国前夕还提了干，担任三连指挥排排长。1967年回国后，部队在广西南宁休整两个月，撤回广州。此后几年，我调动频繁，先后在二十九团作战股、空军高炮指挥部、广州军区空军训练处担任参谋。其中，1979年我在二十九团当参谋的时候，临时抽调到南宁空军前线指挥部当参谋，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我们当年援越抗美，到头来越南忘恩负义，跟我们反目成仇，让我感觉十分气愤。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很多战友在援越抗美中牺牲，长眠在异国他乡。1982年元月，我这个战争的幸存者，以正连职转业到地方，安置在家乡耒阳县境内的湘南监狱工作。如今，我早已退休，儿孙满堂，安享晚年。我也常常眷恋着当年在越南战场并肩作战的战友，怀念着那些牺牲的同志。特别是“11.3”战斗和“1.20”战斗的激烈场景历历在目，铭刻在脑海，挥之不去，恍如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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