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我家住在北京西城西长安街的石碑胡同，一直到1986年胡同东半面开始大规模拆迁。一开始住在胡同北口的甲22号，后来搬到胡同往里面50米路东的一条子胡同左边的18号。
甲22号是一座陈旧的二层小楼，在胡同北口的路西，西边紧挨着西长安街上的全国总工会的办公大楼。胡同北口正对着中南海的红墙，往西走300米，马路对面就是新华门。这所小楼是新华社的家属宿舍，共有20多个房间（有共用水房，共用冲水厕所，还有一件特大的房子，里面放着一张乒乓球台。)，住着十多家本单位职工。二楼住着四家，主要是新华社车队的司机和他们的家属。一楼住着5家：我家、姚工程师家、史工程师家、帅翻译和张翻译家，里面还有一间单身宿舍，住着小林、小郭两个单身汉。
门口靠北一间是收发室，很大，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五六把椅子和做饭的炉子，还有6、7米的空地。我家住在收发室对面一间，大约30多平米。收发室的老爷爷姓张，喜欢唱京剧，他一个人住的收发室，竟成了一间在北京四城小有名气的京剧票房，每逢周六晚上，票友们把床和椅子全部坐满，还要向我家借几把椅子。生末净旦轮番上场，引来街坊邻居和路人隔窗围观，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记得到这里来过的最有名的人是高玉倩，她扮演京剧红灯记里的李奶奶。
张爷爷说我嗓子好，叫我跟他学京剧，唱铜锤花脸，我和对面院子里的二宝都是他的学生，不久我就学会了好几出京剧的唱段。
如今的甲22号二层小楼已经拆毁重建，变成了一座三层小楼，并加建了围墙，据说是某部队的驻地。当年二楼住的司机高叔叔，生了三个女儿。他特别喜欢男孩，经常开车带我出去玩。所以我也就享受了当时一个12岁孩子很难得坐小轿车的“特殊待遇”。1961年夏天，学校放假了，那年雨水特别大，长安街的积水都快没了我的膝盖。有天下午，我正在门口玩，高叔叔说，我带你去取稿子吧，就叫我坐上那辆灰色“华沙”的后排座。他一路叮嘱我，咱这是去工人体育场，到时候头要低下，别叫人看到了。我心里有些纳闷，也不敢问他。转眼间车子到了工人体育场，远远听见场内传来一阵阵观众的欢呼声和吹哨声，显然是在进行一场比赛。体育场周围警戒森严，隔着10多米就站着一个解放军。忽然，我从车前窗惊奇地发现不远处，周总理陪着朝鲜的崔庸健委员长说笑着从赛场走出来。我正看的发呆，突然上来一男一女两个摄影记者，高叔叔立刻发动汽车开出了工人体育场。事后我才知道高叔叔说的取稿子就是把摄影记者拍的胶卷火速送到新华社摄影部。
我家后来住的18号院子，方位大约就在国家大剧院的水池边。18号院子对面是17号，这里一座四合院，南面和东面的房子是仓库，三间北房和两间西房有人工作。其实这是一间非常隐秘的工作车间，院子里面只有几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技术高超的技师，专门负责给摄影记者修理蔡斯、勃朗尼卡等高级照相机。里面有一位蔡大爷，喜欢我，每逢他修好了照相机，总会在院门口喊：小明在家吗？“试镜头”啦！不久前我整理旧物，还发现一张他当年给我拍的照片呢！
1961-1964年间，每逢国家夹道欢迎外宾，我们都能到二楼的司机叔叔家，透过窗户，清晰地看到周恩来、刘少奇一右一左陪同外宾，乘坐敞篷车，缓缓从窗前驶过，当然，楼下的人行道两侧站满了执勤的警察。
40多年后的一个秋天的中午，我从石碑胡同北口往东眺望，宽阔平坦的长安街，远处是雄伟壮丽的天安门。近处是国家大剧院，中午的阳光照射在剧院的穹顶上，折射出多彩的眩光，而我家后来住的18号，还有二宝，小点，白丫他们等等胡同路东侧几十家的院子早已随着渐行渐远的岁月淹没在剧院周围的金黄色树林后面。
离开石碑胡同四十多年后的一天中午，我刚刚进家门，便有一股似曾相识的菜肴香味迎面扑来。我奇怪地问妻又做什么好菜了？妻说是小吕送来几只大河蚌，炒了一盘“姜烹蚌丝”。我细细品味着鲜嫩的蚌肉，想起了当年我跟黑子在北海踩蛤蜊的事。
那是1967年的夏天，史无前例的“文革”正闹的“热火朝天”。有一天，刚吃完午饭，同班的黑子来找我说：“我们胡同的小孩到北海游泳，从水里挖出不少‘大蛤蜊’，咱也看看去？”我一想，反正学校也不上课，天儿又热，去就去。
那时北海的水很浅，只有齐胸深。我俩手拉手，在水里来回趟。忽然，我的脚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忙说：“黑子，我踩着一个！”黑子比我水性好，看准地方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半天，他才从水里站起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抹着脸上的水，说：“是个大家伙，还得扎一回。”说着，又一个猛子扎了下去。不大工夫，他从水里钻出来，手里举着一个一尺多长、沾满滋泥的东西。我们赶紧抠去滋泥，什么呀！原来是一只绿色的琉璃瓦。黑子说：“就怨你，谎报军情。”
看到琼岛那边人挺多，我们就向那边趟过去。没走多远，我又踩着一个硬东西，用脚探了几下，觉得差不多。黑子说：“这回咱们一人下一把。”我说：“那我先下吧。”我吸足一口气，扎进水里，睁眼一看，真是一只大蛤蜊，大半个身子都扎在滋泥里。我连抠了几下都没抠动，赶紧站起来喘口气。黑子又扎进去，还是没抠出来。黑子说：“咱俩一块下，一人抠一头，准能抠出来。”于是依计而行。我俩使足了劲，终于把这个大蛤蜊请出了水面。好家伙！足有一个小脸盆那么大。黑子仔细地洗去滋泥，只见黑色的蛤蜊壳上长满了薄薄的一层绿苔。用手掂了掂足有五六斤重。
初战告捷，我俩都来了情绪。就这样一边趟，一边钻到水里抠，天快黑时，居然弄出六个大家伙。黑子说：“还是老规矩，一人一半。”就这样，我们俩一人带着三个战利品回家了。临走还约好明天再来。当晚，家里的饭桌上多了一盘蛤蜊肉。
刚吃完饭，班长就到家里，说军代表通知从明天起学校“复课闹革命”。从那以后，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到北海游过泳，也再没尝过那样鲜美的蛤蜊肉。
2012年春节，黑子来电话说他特想我，我知道那时他已经是贲门癌晚期了，我说我今年一定回北京看你。秋天我回北京，买了8只硕大的红苹果去看他，意思是图个吉利，盼望奇迹发生。黑子给我拉了一段手风琴《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指法跟上中学时一个样。他家邻居给我们俩拍了几张照片。黑子那天很高兴，送我出去老远，我坐上公交车，还看见穿紫红色夹克他向我招手。谁知这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现如今的石碑胡同，只剩下西侧的一面，房子也大多是重新修建的，而东边的一侧则全部拆掉，取代它们的是国家大剧院。站在胡同北口向西眺望，看着红色的宫墙，雄伟的新华门，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的电报大楼，宽阔的长安街，思绪仿佛又穿越时空飞回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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