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难嫁”还是 “男大难婚”，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男女相差多少岁婚姻最佳?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男女相差多少岁婚姻最佳
“女大难嫁”还是 “男大难婚”
———婚姻匹配的男女差异与 “剩男剩女” 的代价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 中，青年男女的婚恋观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传统观念中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似乎早已变成 了在大都市生活中的 “男大难婚”与 “女大难嫁”，“晚婚”、“剩男剩女”现象充斥平面媒体和网络 媒体，“婚姻匹配困难”这一现象引发社会关注，从我国 15 岁以上人群的未婚率来看，在 2002 － 2012 年这十年间呈上升的趋势，由 2002 年的 22. 90% 上升到 2012 年的 23. 38% ，不过 分性别来看，男性的未婚率要明显高于女性，两者 相差约 5 个百分点。
“剩男剩女”现象背后隐藏了诸多社会隐忧， 虽然媒体艺术对这一问题有所夸张，但不可否认， 婚姻家庭的确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婚姻、家庭对于 社会的意义来自方方面面: 大量未婚男性的存在对 社会治安会产生不良影响，容易诱发犯罪; 从 婚姻承诺与社会文化理论角度看，婚姻所影响的外 界环境与个人幸福感有重要联系。
本文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GSS) 2010 － 2012 的分析，探讨男性和女性在是否存在婚姻匹 配困难上的差别———究竟是 “男大难婚”还是 “女大难嫁”，以及同种要素禀赋在两性婚姻匹配中的 不同作用; 在此基础上的 ＲIF 分解具体分析了每种要素在两者之间婚姻状况差别中的贡献占比; 更为 重要的是婚姻市场上是否 “被剩下”将影响个人的福利，通过将婚姻状况加入幸福感方程，运用 LSA 估价法，我们对 “剩男剩女”这一身份进行货币价值的估计，“剩男剩女”的代价对于理解我国 目前的婚姻推迟影响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婚姻家庭就接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婚姻问题多在社会学、
心理学中被广泛讨论，贝克尔首次将经济学的成本 － 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其中，他认为 结婚的收益在于拥有和抚养自己的孩子，获得两性之间的满足等，而结婚的成本则包含了法律费用、伴侣搜寻成本等，当净收益为正时，理性经济人将选择结婚而非单身，贝克尔强调了两大影响婚姻净 收益的因素———收入 ( 财产性收入和工资率) 、个人特征 ( 相貌、智慧、受教育程度等) 。基于家庭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迈克尔 较早地采用实证方法对婚姻推迟问题进行研究，他基于 Survey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1967 年的数据，使用 Tobit 模型回归表明，工资率对男性的初婚年龄有 负向影响，对女性的初婚年龄有正向影响，教育以及生活在大城市对两性结婚年龄都有负向影响，不 过其对女性推迟婚姻的影响大于男性，年龄对两性初婚年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绝对收入对于男性和 女性的婚姻决策存在异质性; 进一步地，有学者强调了相对收入在婚姻决策中的作用。从传统 来说，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一般低于男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通过对孟 加拉等 6 国数据的 OLS 回归发现，受教育程度提高，女性的结婚年龄推迟，而受教育程度对于男性 结婚年龄则产生负向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在不同种族人群中具有异质性，对美国的研究发现教育 推迟了白人女性的婚姻，但会增加黑人女性结婚的可能性。
工业革命带来的婚恋模式变化，在改革不断深入的中国近年来也悄然发生。婚姻挤压、男性在婚 姻上面对较大压力、女性婚姻匹配困难成为我国现代年轻人婚恋变化的几大特征。我国男女 比例严重失衡也导致了单身男女匹配受阻，1995 － 2009 年省级数据的联立方程回归结果表明性别比 与男性未婚人口比例显著正相关，性别比上升是导致男性婚姻匹配困难的重要原因，有学者预测 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 10% － 15% 的男性过剩人口，将会达到 120 万人。与男性在婚姻市场上 面临着较大的压力相比，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的婚姻匹配困难现象也很严重，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 高、婚育观念的变化以及逐渐增长的经济压力会对女性婚姻决策产生深刻影响，工作女性的经济 独立会使得其结婚可能性减小，女性的高学历与高收入往往会给男性带来过大压力］。不仅大城镇，农村地区以及农民工的婚恋困难也成为不小的问题，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初 婚年龄普遍推迟，除了性别比失衡，婚姻市场上对于男性的过高期望和要求等对农村贫困男性的婚姻困境有更 大 的贡献，长期处于流动中，在城市滞留时间的延长会推迟农村女性的初婚年龄。
以往研究多从宏观的性别比失衡、收入差距加大等角度加以研究，然而婚姻决策毕竟是一个
微观个体的成本收益决策过程，婚姻市场上的匹配困难在我国缺乏基于微观个体角度的定量研究，从 个人择偶观念、人力资本、收入等方面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社会学的分析以及经济学上的描述性统计; 同时，虽然有基于内生家庭谈判力模型来分析当前婚姻匹配中梯度匹配与结构性失衡并存的现象， 但是一方面是学界对 “男大难婚”的探讨，另一方面是媒体对于 “剩女”的渲染，究竟两性之间在 婚姻匹配上的困难哪个更大，影响因素分别是什么，每种影响因素究竟有多重要，尚需厘清。更为重 要的是，这样的婚姻匹配困难在物质条件丰裕的今天，对于人们的福利状况、幸福水平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影响有多大，也需要定量的分析。
三、数据与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 目 ( CGSS) 。
四、数据描述
男性的受访者占研究总样本的 61. 1% ， “剩男剩女”在 30 岁以上的男性和 27 岁以上的女性人群中总占比为 2. 2% ，其中 30 岁以上男性中未 婚人口占 30 岁以上男性总人数 ( “剩男”占比) 的 2. 4% ，而 27 岁以上的女性未婚人口占 27 岁以上 女性总人数 ( “剩女”占比) 的 1. 3% ，女性总体上面临的婚姻匹配困难相对较小。而男性在受教育 程度、健康状况、工作、房产等禀赋上，平均说来要强于女性，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婚姻匹配困难 上的差别究竟有多少是两者禀赋上的差别所致，又有多少是单纯男、女的性别差异所致呢? 相同类型 的禀赋在男女的婚姻匹配中又有何不同作用呢? 这需要计量方法的回归加以解释。
与此同时，除了研究中对男女性婚姻匹配困难的关注，有趣的是“女博士”与 “黄金圣斗士”、 “白富美”与 “高帅富”的嫁娶，这些热点词汇所反映出来的关于男女婚姻匹配的问题在综合性调查 的数据中又有何种表现呢?
“剩女”的比例在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中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对于 “女博士”们的婚姻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否完全是女性自身人力资本提高导致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 加以探究。
五、实证: “女大难嫁”还是 “男大难婚”及其福利分析
1． “女大难嫁”还是 “男大难婚”?
我们选择了 CGSS 样本中男性大于等于 30 岁，女性大于等于 27 岁的样本，对其是否成为 “剩男剩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男性的婚姻匹配困难程度大于女 性，男性成为 “剩男”的可能性比女性成为 “剩女”的可能性高约 2. 37 个百分点。
进一步地通过对男性和女性的分别回归，研究相同的禀赋在婚姻匹配市场上男、女的差异性。以 OLS 系数为例，受教育水平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姻匹配困难程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 男性成为 “剩男”的可能性，且受高中及以下教育相对于未接受过教育对婚姻匹配困难的降低作用 较为显著。但对于女性来说，接受高中及以下教育会减小婚姻匹配困难度，但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其成为 “剩女”的可能性会增大，这也与以往的研究较为符合，不过这一结果在 Probit 和 Logit 回归 中虽然系数正负较为一致，但是却在 0. 1 的水平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近几年来，随着女性的 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学历女性已不鲜见有一定关系。在工作和经济状况方面，有工作的人成为 “剩男剩女”的可能性更小，但有工作对男性的婚姻匹配困难的减小作用更大。房产是财富的一个代 理变量，随着房价的上涨，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以及现代婚姻观念的改善，买房似乎并不是男方 负全部责任，家庭房产数量的增多对于男女成为 “剩男剩女”的可能性都有减小作用。传统上来说， 男性承担了更多 “养家”的任务，正如回归中所展现的，收入越多的男性婚姻匹配困难越小，但收 入对女性没有显著影响。我国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平均来说，中部男性成为 “剩男”的可能性比东部小0. 66 个百分点，西部男性则比东部小 0. 95 个百分点。同样中西部女性成为 “剩女”的可能 性也比东部女性小。我国东部人口密集度较大，也是人才资源和各方面压力较为集中的地区，婚姻市 场匹配也存在着更大的竞争性。此外，男性的身体条件更好、拥有党员身份以及良好的社交网络有助 于降低其婚姻匹配的困难性。而女性拥有党员身份、家庭阶层较高也有助于降低她们婚姻匹配的困难性。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男性成为 “剩男”的可能性比女性成为 “剩女”的可能性高约 2. 37 个百分点， “男大难婚”难于 “女大难嫁”。
第二，在分别对男女婚姻匹配影响因素的回归中，工作、收入以及所处地区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婚姻匹配都有显著的较大影响，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减小男性的婚姻匹配困难，高等教育会增加女性婚姻匹配困难，不过这个效应并不稳健显著。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房价上涨，拥有房产的数量已不仅影响男性婚姻匹配，也影响着女性的婚姻匹配。
第三，通过 ＲIF 分解发现，“男大更难婚”这种在婚姻匹配市场上的性别差异主要由系数效应贡 献，而非基于人力资本等禀赋上的差异。在禀赋效应中，收入和工作这两个物质经济性因素是贡献最 大的两个因素; 进一步探究男女性在婚姻匹配市场上单纯的歧视效应的原因，我们发现男女比例失衡 越严重，男性所面临的婚姻挤压就越大，而对女性却没有影响。加入性别比后的分解分析显示，性别 比贡献了系数效应的 87. 97% ，不过这种歧视也可能来自于社会对男女性不同的分工、责任赋予和期 望等。
第四，基于幸福感方程，婚姻匹配困难对男性和女性幸福感的负向影响程度，显著地超过了收入 对其的影响，应用 LSA 估价法， “剩男的代价”为 71294 － 80579 元/年，而 “剩女”的代价为 91532 － 103375 元/年。
基于以上结论，旨在解决我国现在 “剩男剩女”问题，减小婚姻匹配难度，促进社会和谐，一方面，要引导青年男女正确的婚恋观，目前在高校尚缺乏对大学生婚恋观进行正确引导的课程设置及心理辅导窗口，需要有针对性的关怀平台的建立;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 看，根本上影响我国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尤其是 “男大难婚”的原因是男女性别差异本身，所以要 从根本上关注男性和女性的非禀赋性差别，如性别比这种宏观的性别环境，调节我国较为严重的性别比例;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累积的增加，对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期待的观念 也应有及时的更新，通过媒体舆论的途径宣传正确的性别观念也十分重要。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不结婚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电视剧 《咱们结婚吧》 中的经典台词，虽然些许应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是，隐藏在城市快节奏物质生活下的婚姻问题对于个人的幸福感确实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收入的影响，“剩男剩女”的代价其实不仅在于 “剩男 剩女”们的自身，其对社会整体福利都会产生影响，且关乎社会的稳定、和谐，需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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