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锸，长13厘米，宽12厘米，厚2.9厘米。
文/陈国朌 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
华夏文明是从农耕开始的。
原始农业时代，采集和渔猎占据重要地位，人类先民使用木棒、石块、兽骨，陆续创造出最原始的农具，到原始社会末期，农具已初具形态。
夏商周直到春秋前期的奴隶社会，农具发展缓慢，纵然青铜铸造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但限于青铜的珍贵，仅用于制造兵器和礼器。
西周晚期，冶铁技术的出现让大面积的农耕成为可能，这个阶段的农具从数量和种类都有了较大发展。而到了汉代，由于冶铁业的空前发达，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
两汉在临邛等地设有铁官监造，专门管理铁器的生产和销售，锸面“蜀郡千万”“成都千万”的铭文就是汉代铁器官营制度的象征。凉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蜀郡铁锸的发现，为成都铁器及其铸造技术沿南方丝绸之路向西南传播提供了重要实证。
然而，当时的汉中央政府严格控制铁器向西南夷地区输送，这类中央严格控制，又带有官营标识的铁农具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西南夷境并不寻常。不同于其他的文物，农具文物体现的是古人的劳动智慧，无声地诉说着遥远时代里农业文明的进步。
凉山出土的汉代蜀郡铁锸意义不仅止于文物本身，更重要的是铁锸背后的“故事”。
东汉陶水牛。
耕田为食：梦回田园，追寻凉山数千年农耕足迹
一年四季，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日三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耕，代代相传于中华五千年，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根深蒂固。
凉山出土的汉代蜀郡铁锸把我们带回了那个远古的农耕时代。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水伐之，以为越檣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
凉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600年前，随着盐源盆地皈家堡遗址的发现，成为了目前川西南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在遗址内出土的大量农耕、渔猎用具，以及马、猪、鹿等动物遗存，揭示了凉山先民经济形态的复杂性：既有旱作农业经济，同时兼有发达的渔猎经济。
然而，土地总是有限的，人力也是有限的，让土地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需要“精耕细作”。铁制农具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让“精耕细作”成为了可能。汉代在凉山设置越嶲郡，郡治邛都（今西昌），作为汉代最主要的农耕器具，蜀郡铁锸的背后，是凉山数千年农耕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发展。
随着汉代冶铁和炼钢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提高，铁器的质量提升，成本降低，铁农具在汉代越发普及。《盐铁论·水早》指出“铁器，民之大用也。”《盐铁论·农耕》又指出“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可见铁农具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东汉陶井栏（西昌经久出土）。
铁锸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常用的一种农具，用来翻土和兴修水利。我们的先祖曾经手握着铁锸，耕耘出了凉山千年农耕文明。
把目光回转到凉山出土的汉代蜀郡铁锸：“凹”形銎口，底边扁薄微弧并出翼形刃口，刃口右上方有残缺口，背面铸平，正面隆起，两面中空成槽以装木柄；锸面铸有“蜀郡千万”“成都千万”字样的铭文。
“蜀郡铁锸在凉山多次发现。”凉山州博物馆黄承宗先生曾对此进行研究：1982年凉山州博物馆在布拖县乌科梁子征集到一件东汉蜀郡铁锸；1984年6月5日，普格县文物管理所征集到了一件西汉蜀郡铁锸；1989年6月1日，西昌市黄连关镇东坪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件汉蜀郡铁锸；1996年9月14日，西昌市马道镇大堡村8组杨家山东汉墓M2：2出土了一件东汉蜀郡铁锸……这些都是珍贵的实物资料。
以出土蜀郡铁锸较多的西昌为例，西昌所处的安宁河平原，由于其平坦的地势、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为农耕创造了有利的先天条件，自古便是仅次于成都平原的四川第二大平原。这里是古代蜀和滇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交通孔道之一，在西昌发现铁制农具实物，有助于解决云南古代社会何时由铜制农具进入铁制农具的重大研究课题。
东汉陶执锸农夫俑（西昌经久出土）。
官铁私营：“冶铁大亨”铤而走险，走私铁器进入西南夷
汉代的冶铁业非常发达，西汉政府曾在全国设立49处“铁官”管理冶铁生产。当时，两汉在临邛等地设有铁官监造，专门管理铁器的生产和销售，在这里生产的铁器成品都会打上“蜀郡”或是“成都”的标志，这就像是现在的产品商标一样，是一种标识。
由此可见，在凉山多地出土带有“蜀郡千万”“成都千万”等铭文的蜀郡铁锸都是“官方认证”的产品。
然而，当时的汉中央政府严格控制铁器向西南夷地区输送，这类中央严格控制，又带有官营标识的铁农具，为什么会出现在西南夷境呢？
“这要追溯到距今千年的秦汉时期。”凉山州博物馆工作人员胡婷婷说，蜀郡铁锸的出现和巴蜀富商走私铁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西昌出土的农耕用具
公元前277年，秦灭巴蜀后，置蜀郡，由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而这里所指的“秦民”就包括当地的冶铁大户赵国卓氏、山东程郑氏，随移民队伍他们带着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来到四川蜀郡临邛（今邛崃和蒲江地区）。
作为我国“黑铁时代”著名的铁业中心基地，自西汉时候起，临邛的铁器就闻名川滇。至今邛崃多处冶铁遗址范围内仍能捡到大量炼铁渣，如此可以想象当年该地冶铁的盛况。
汉初，西汉王朝对盐铁业采取了自由放任政策，但生产盐铁，需要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卓家、程家两大家族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程家向西发展，利用了西康一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椎髻之民”；卓家向南发展，招募了本地的居民，以及云南的苗、彝，即所谓“运筹策、倾滇蜀之民”，两大家族以廉价食物招募贫民开采铁矿，冶炼生铁，冶铸铁工具，在临邛这片土地上开创出了一片天地。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临邛首富卓王孙（卓文君之父）曾拥有工人多达2000人的炼铁作坊，堪称当时的“宝钢”。人力如此之巨的炼铁作坊，其铁器产量自然不容小觑。如此，量产的临邛铁器到底销往何处呢？
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之前，盐铁虽是私营，但是为了巩固对西南的统治，向“西南夷”地区输送铁器是需要严格控制的。然而，西南夷地区生产落后，对铁器的需求量非常之大，这里成为了临邛铁器的“潜力”销售市场。
西昌马道出土的蜀郡铁锸
“无利不起早，百事利当先。受巨大利欲的驱使，这些冶铁大亨便铤而走险，秘密做起了铁器走私。”胡婷婷介绍，史料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程郑氏“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由此可见他们之间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如此，巴蜀民的秘密私运，使得铁农具源源不断进入西南夷地区，因为铁农具的出现，古时的凉山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河土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快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西昌出土的东汉庖厨俑
铁器外销：漫漫蜀道，“南方丝绸之路”的冶铁文明
汉武帝时，张骞在以今成都为起点，西南出邛、僰至滇，从滇越（今云南腾冲）出缅甸的敦忍乙（今太公城）至曼尼坡入身毒（今印度）。
这是贯穿云南，与内地四川、关中相连和与境外的缅甸、印度相接的国际大通道。它由贯通四川和云南的灵关道、五尺道、博南道、永昌道和缅印道连接而成，这条通道古时称“蜀身毒道”，现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蜀郡铁锸是成都铁器外销的重要证明。”凉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凉山多地出土的汉代蜀郡铁锸，为成都铁器及其铸造技术沿南方丝绸之路向西南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巴蜀地区的冶铁业在之前基础上又有了较大发展。为鼓励边郡发展生产，东汉政府“凡郡县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随着汉王朝在云贵地区开土列郡，成都平原向西南输入的铁器数量激增，中原和巴蜀先进的冶铁技术也逐步向西南传播。
黄承宗先生曾写道：“早在三国蜀汉以前，凉山地区居住的各民族人民已经能够自己开采铁矿，制作各种铁制器具。”
据《三国志》中的《蜀志·张嶷传》记载：“定笮(今四川盐源、木里、盐边三县)，卑水(今四川昭觉、布拖、美姑三县)，台登(今冕宁县)三县去郡三百里，旧出盐铁及漆。”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也有记载：“台登县(今四川冕宁县泸沽镇）有孙水，一曰白沙江，入马湖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砮”是也。”《后汉书》卷二三《郡国志》也记载“台登，出铁”。
可见，古时的凉山地区，不仅有铁器，还有了冶铁的技术，我们的先祖已经能够自主铸造出铁器，冶铁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传承。
今来，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农业发展的不断创新，曾在“南方丝绸之路”熠熠发光的冶铁铸造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如蜀郡铁锸这般的传统农具已经被现代的农业技术所取代，街上的传统铁铺越来越少，传统农具渐渐“绝迹”，传统农耕文明与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这段蜀郡铁锸所代表的历史依然存在，即使蜀郡铁锸已经完成了它作为传统农具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即使它不复当年的那份鲜活，但它背后的“故事”依然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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