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 有观点认为，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也有观点认为，"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大明混一图
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的朱棣，锐意沟通域外国家。在郑和之前，他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 满剌加（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造船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约在唐代，中国人已经发明水密隔舱、车船、平衡舵、开孔舵。 在船型方面，宋元时期，中国海船的船型已经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应用最广、影响最大。在海船船壳结构上，中国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亦称"错装甲法"结构），从而使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 且不易漏水。船舶载重量也相当可观，南宋时已可达万石以上；在载客量上，大海船可载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环境上，中国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设施齐全，配备洗漱设施，设有可以携带家属的幽雅客房，备有充裕的食品， 甚至在船上养猪、种菜、种药材、酿酒，以及种植盆景以供观赏。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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